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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的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的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个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的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的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的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的背着书包低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的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的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发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的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拚命摇头。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的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拚命的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跟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的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的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哑巴赶快跑出来了，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的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的立正，认认真真的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的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的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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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兵甲和匪兵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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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却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约是十一岁或者十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际的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演出歌舞、话剧和说双簧等等的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演出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的姊姊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是主角吴凤。
姊姊一向是学校中的风头人物，功课好，人缘好，模样好，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始终在当班长。她又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叫做“白雪公主”。
看见姊姊理所当然的扮演吴凤这样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因为很喜欢演戏，而自己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会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说没有上过台也是不对的，有一年，也算演过歌舞剧，老师命我做一棵树。竖着比人还要大的三夹板，上面画的当然是那棵树。笔直的站在树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吴凤传之外，好似另外一出话剧叫做“牛伯伯打游击”。这两场话剧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艺。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的叫了一声“啊——”
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看了几天，那场指导打游击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本没有高潮和激战。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来演匪兵乙，上——来——呀！”
我被吓了一大跳，发觉变成了匪兵。这个，比演一棵树更令人难堪。
以后的中午时间，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人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的经过布幔而来时，我就要虎一下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
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个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齐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回忆起来，那个匪兵甲的容貌已经不再清晰了，只记得他顶着一个凸凸凹凹的大光头，显然是仔仔细细被剃头刀刮得发亮的头颅。布幔后面的他，总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顶上时隐时现。
在当时的小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沿途上学去的路上，准定会被人在墙上涂着“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
老师在那个时代里，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一同蹲在长板凳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默数到第十七个数字，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于是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叫喊着厮杀去了。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过去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了。我的考试不及格，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也讲不上来。于是老师打人，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擦掉了一点点眼泪。竹鞭子打腿也不怎么痛的，只是很想因此伤心。
那个匪兵甲，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能张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他的头比别人的光，也比较大。我的伤心和考试、和挨打，一点关系也没有。
演完了那出戏，隔壁班级的男生成群结队的欺负人，下课时间总是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来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
被误解是很难过的，更令人难以自处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说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死敌，双方在狭狭的泥巴道上对住了，那边有人开始嘻皮笑脸的喊，慢吞吞的：“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第一个的男生相打，大堆的脸交错着扑上来，错乱中，一双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惶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么快速的一瞬，我的心，因而尖锐甜蜜的痛了起来。突然收住了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背着不要脸呀不要脸的喊声开始小跑起来。
他还是了解我的，那个甲，我们不只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心里静悄悄的数着一二三四……然后很有默契的大喊着跳出去。他是懂得我的。
日子一样的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表情漠漠然的，那淡淡的一掠，总也被另外一双漠漠然的眼白接住，而国旗就在歌声里冉冉上升了。总固执的相信，那双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那一次，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一直打。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许多小水塘，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拍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去，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的划动着。那一刹，我几乎窒息死去，指甲掐在窗框上快把木头插出洞来了，而眼睛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
经过了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也是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苦苦的哀求在黑暗中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要做那个人的妻子。哀哀的求，坚定的求，说是绝对不反悔的。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了毕业的骊歌来时，许多女生唏哩哗啦的又唱又流泪，而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句一字的喊，我们一次一次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了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
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跟着同学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就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尽可能的跑，没命的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拚命的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之外，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下学，总统府的号兵和国旗一样升起。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
也是在夜间要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的，那个哀求，仍是一色一样。有一次反反复复的请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跟自己那么遥远的无能为力和悲哀。“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个大圆桌吃饭。说起往事，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切，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了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来——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要看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群群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的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似的。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受不了口欧！”一个男生说。
“原来你也有偷看我呀？！”顺手拍一下打了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现了。
连忙将眼光错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鎯头敲了一下的莫名其妙。
“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的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了我，慢吞吞的：“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五块钱。”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先生开车走的时候笑着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可不大舒服。”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话：“嗳，老天爷，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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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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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的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分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的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的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