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挂屏买回去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当我对钧瓷有所了解的时候，我就不满足于残片了，想买整器。20世纪80年代，有一回我在香港逛古玩店，碰到一个店主。那个店主也是一时性起开的店，并不是祖传的手艺。一时性起开店呢，东西就会来源纷杂，他自己判断力有限，所以买家很容易在他那里捡到便宜。我当时一进去，那个人就认出我，说：“您又来了？我这儿有一个新淘的东西，怎么样？”我一看，是一个钧瓷花盆，底下有很多支烧的痕迹。因为怕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塌底，就要把它支起来烧，烧好后会留下痕迹。这花盆下面的痕迹都被打磨过，店主看到打磨的痕迹，有点儿二乎，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新。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也嘀咕，我嘀咕什么？我知道这花盆是真的，就想怎么说服他便宜地卖给我。我说：“你看，这打磨的痕迹多新，这东西可能不怎么老。”那人也说：“我也拿不准，我买的也不贵，你加点儿钱就可以拿走。”后来我就买到那件东西了。回来以后，我就找出台北故宫藏钧瓷的一本书，去对照背面。很多官钧的背面，都有类似的打磨痕迹，过去不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我当时一对那本书，就高兴了。我一看，那痕迹恨不得都是一个人打磨出来的。
当你不买这种东西，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百遍你都记不住；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一下就记住了，记得死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常备，你不能等到用的时候现学，除非他给你时间，让你先回去看两天，人家等着你。如果你一出门，东西就卖给别人了，这时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知识常备，运用恰当。过去有一句老话“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五大名窑现在剩下最后一窑，定窑。定窑排得靠后，应该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受到一定的排挤。但是从烧造的年代来看，定窑实际上是老大。汝、官、哥、钧四窑都是北宋晚期才开始烧造的；定窑则在北宋的早期，甚至五代时就开始烧造了。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定窑，他有200首诗咏瓷器，其中咏定窑的诗就有30多首。
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曲阳是石刻之乡，盛产汉白玉，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浮雕就是曲阳人民捐的材料，曲阳人民雕的。这种雕刻手艺是祖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定窑会受到影响——定窑瓷器带有刻工。我想历史上很多工艺会相互影响，比如定窑早期工艺中的浮雕，更趋向于石雕的效果，与它后来的阴雕不一样。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汝窑和钧窑有个别的一两件有过雕工，但都不成功，雕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其他四大名窑都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代，定窑就开始出现模制，不动刀了，直接用模子，为的是提高生产量。
定窑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所以有的记载将定窑的地位排在了前面，比如明代谢肇（音浙）的《五杂俎》：“柴窑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他把定窑仅排在柴窑之后。
宋代烧造白瓷比烧造青瓷难度高。白瓷提纯的过程，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一千年前，是极大的问题。工匠想尽办法要去除杂质，让它呈现真正的白色。但我们看到的定窑的白不是纯粹意义的白，还是带有牙白色。所谓牙白色，就是这种颜色。从陶瓷史上讲，北齐就有白瓷。但那个白瓷今天看来还有点儿发青。瓷器追求白的过程，不是突然一天就变白了，是一点一点变白的。
定窑是底下刻“官”字最多的瓷器。我们看到的北宋定窑，大量底下刻一个“官”字，表示是官方制造的，都是北宋前期，还没有到宋徽宗呢。1969年，河北定县有两处塔基出土了大量宋代定窑白瓷，最高的一件达61公分，是一个净瓶，国宝级的定瓷。塔基的年限在宋代初年，表明北宋早期都使用白瓷作为官窑。我在前面两讲中已经讲到了，汝、官、哥、钧都是在北宋末期才诞生的，那么前面这一百多年，定窑一直是老大。
北宋中期以后，定窑突然采用一种新的工艺，叫覆烧。覆烧，就是扣过来烧。瓷器一般都是正烧，足在下，口在上。到了北宋中期，定窑突然覆烧了，扣着烧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是足部的地方，就有满釉了。但是口变成了涩圈，没釉。涩圈是为了镶口，可以镶一个铜口、银口、金口，镶口是一种时髦。定窑的涩口，后来被认为是缺陷，因为在清洗当中不太容易被洗干净。所以定窑在覆烧一段时间后，尤其北宋晚期到南宋这一段时期后，它逐渐又恢复到正烧了。从科技史上讲，覆烧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产量。比如碗都是扣着，一个扣一个，可以减少体积，提高产量。涩口在北宋中期以后开始流行，从宫廷一直流行到民间。影响到南宋时期的其他窑口，比如景德镇的影青，也大量出现涩口。
史书上记载：“定器有芒不堪用。”过去的解释，“芒”就是说芒口，涩口，不好用，所以改烧青瓷。后来我查了大量史书，发现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芒”指光芒。为什么呢？定器是白瓷，刺眼。因为宋徽宗崇尚青瓷，他会认为白瓷刺眼，所以“不堪用”，而用大量青瓷来替代。
定器有芒，并非因为工艺的问题，有这么几点理由：一、如果是覆烧的工艺出现问题，很简单，把它正过来烧就是了。二、查遍所有的辞书，包括一些古书，“芒”这个字的解释里没有涩口一解，只有我们后人生这样的解释。三、就是我刚才说的，白瓷与最高统治者的审美开始冲突，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今天艺术品的欣赏范围非常广泛，但在古代，可供艺术陈设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多，他们的审美目标都比较集中。尤其宫廷当中，使用哪种瓷器都是皇家去定调子。皇家谁去定调子？皇上。皇上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欣赏某一种东西，所有的人都会跟上，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当皇上对白瓷没有兴趣，一定会改为青瓷。
宫廷中使用的定窑不仅仅是白色，当时还烧造了各种颜色，根据颜色不同，被后人定名为红定，现在叫紫定；墨定，现在也叫黑定；还有绿定，古籍上都有记载，非常少见。再有就是刻花的，仿照磁州窑的效果，宫廷跟民间在某种时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讲一下红定。苏东坡在《咏定瓷》中有这样一句“定州花瓷琢红玉”，说的是什么样呢？谁也不清楚。因为这里有两个字扰乱你的视线，一是“花”字，二是“红”字，到底是一个红定窑，还是一个花定窑呢？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经过大部分学者的统一，认定是一个红定窑。我讲过，钧窑是对瓷器上出现红色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在钧窑以前所谓的红，其实都是酱色，日本人叫柿釉。有人认为，这个“定州花瓷琢红玉”就是红定描金。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仁宗宠遇贵妃先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故事说的是宋仁宗，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就是“狸猫换太子”里的那个太子。宋仁宗是个非常俭朴的皇帝，有一天他跑到他的宠妃张贵妃那里，突然看见一件定州红瓷器。他就问：“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啊？”这妃子就跟他说：“是一个叫王拱辰的大臣送的。”皇帝生气了：“我经常告诉你，不要接受大臣的馈送，你为什么不听呢？”说完以后，手持柱斧，当场把它打碎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皇上非常愤怒，张贵妃非常愧疚。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尚且这样严厉地批评她，可见是个圣主。旁人对皇上有这样一个评价。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这个红定瓷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要不然皇上犯不着着急上火。家里多一个瓷碗搁那儿，你就发火，是不可能的事儿。当时定州红瓷器在烧造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底下的大臣才开始拍马屁，去送礼。想送皇上，因为皇上节俭，不敢送，所以就送了贵妃。结果惹皇上生气。这段记载是北宋人的记载，所以非常可信。
宋代有个人叫周密，他在《志雅堂杂钞》上有对瓷器的描写：“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用大蒜汁描金，烧完以后永远不会复脱。这显然是对科学知识的一个误解。用大蒜汁描金，烧完肯定能脱落。当时你看着很漂亮，但是经过使用，很快就会脱落。
为什么用大蒜汁调呢？大蒜的黏度非常高。一般的瓷器破损可以用大蒜来修复。如果一个碗摔了，抹上大蒜粘上，你用手掰不开，不信你回家可以试。但是有一点，不能让水泡着。过去我在早市上买过残器，有的时候农民扛着碗来了，路上不小心就碰碎了，碎了以后卖得很便宜，就一块钱、两块钱。我买回去为了看整体的形状，就用大蒜粘起来，粘起来以后非常结实，你用手拿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拿水泡，一泡就掉。这是我实验过的，大蒜有相当大的粘结度。
宋代五大名窑到这儿就基本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一、五大名窑这个说法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叫《宣德鼎彝谱》，上面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宣德皇帝是一个雅好艺术的皇帝，当时宋瓷的款式典雅者，都要画成图让皇帝看，说明那时已经非常重视五大名窑了。
二、柴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又无可信的实物，今天依然是个谜。故五大名窑里没有柴窑。
三、北宋的官窑、哥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但都有实物存世。世界级的大博物馆，包括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都有大量实物存世。
四、汝窑、钧窑、定窑，窑址先后都被发现，传承关系非常明确，不存争议。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宋代的民间审美则跟官方不同，百姓都比较实际，强调世俗的感受，所以重纹饰，比较艳俗。比如民窑瓷器对文字的装饰就特别感兴趣，表达直接，可以取悦于大众，取悦于市场。
这两种审美，构成了宋代陶瓷美学的丰富多彩。下一讲，就从宋代的民窑中体会宋代的民间审美。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