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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有机会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沙莎不让我送，她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玩。还是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时，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呆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在我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我突然问：“今晚你是不是又不能回家？”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溜叽的。”师思将酒杯一下子喝空了一大半，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嫉，今天上午他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想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让女招待送了两次纸巾过来。周围有人不时抽空欣赏一下师思伤情的样子。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想着为何女孩哭时那么动人的话题。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若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麻木”的下岗夫妇。
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送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手有些擅抖。
我说：“你怎么啦？”师思说：“我一见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我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向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吻她。第二个要求是渴望吻她。第三个要求是盼望吻她。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她回答说可以贵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打避孕套。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到一起也不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弄得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作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惟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的呻吟正痛苦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呆了三天没出门。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一下，沙莎从前下班后是怎么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作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用这种声音第一次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决定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就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支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乘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随后卖花的老太太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那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我们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来。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得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07
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的新婚。信中说，哪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走走，他们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一对离婚五年的夫妻，用假名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当年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她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我们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婊子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的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婊子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哭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她的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小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王婶说：“告诉你，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我家的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汪总笑了一下说：“够是够，但那是同鸡的玩法，玩情人这样可不行。”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