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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实际上还是控制很严的。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前，就有一些研究右派民兵的学者，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过警告，说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人，有十分危险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倾向。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联邦调查局回答是，我们无权作任何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凭这样的警告，或者说，凭一个倾向，就取得类似窃听电话之类的行动许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现在每年联邦调查局得到法院许可所进行的窃听，平均每年不到850次，你可以看到，对于有大量国际贩毒集团和国际贩运人口集团等等集团犯罪的国家，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对于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控制过严，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利于打击犯罪，松一松，公民权利马上失去保障。这也是总统和国会，司法部官员和民权组织以及专家学者们，始终争执不休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问题。
还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的今天，在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节节升高，美国国会通过反恐怖法的时候，美国人民担心的是什么呢？在最近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中看到，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依然回答说，他们担心联邦政府侵犯他们的隐私权。犯罪有可能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只有在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失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失去整个自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电话监听系统，这个系统将使执法人员在某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有同时监听百分之一电话的设备能力。当然，有这个设备能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得到法院的窃听许可。即便如此，这个建议还是使美国人大惊失色。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再怎么解释，也无法使美国人相信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隐私权。这一设想刚一出笼，已经引起了民权组织的严重关注和不安。
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因此，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美国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作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依然按照他们过去所制定的原则行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逮捕确有证据的有行动的刑事嫌疑犯。至今为止，在押的还是只有两名。其中一名嫌疑犯尼可斯的兄弟，曾经被拘留，可是证据不足马上就被释放了。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在记者面前依然是一套套的反政府理论。但是，美国人还是认为，对于没有参与“行动”的他，还是必须给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有证据的两名嫌疑犯，美国人也还是打算保护他们作为被告的公民权利，为他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在被炸的联邦大楼毁去之前，还是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被告的律师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并且考虑把他移到其它州审判，因为担心在爆炸发生的州，当地陪审团受的刺激太大，可能会影响审判和裁决的公正。甚至，在审判之前上诉法院还换下了主审法官，原因是该法官的法庭和办公室在联邦大楼被炸时受损，他的一些职员受伤，上诉法院在撤换法官的命令中说，“根据这些情况，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无法不对艾利法官的公正能力存疑”。另外，民权组织和知识界还是在对反恐怖法的一些条款提出质疑，以防止爆炸引起的过度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
但是，你也许注意到了，我说的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面前，依然选择自由。谁也不知道，在这个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还会如何发展，还可能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武器。麦克维仿效的只是前一阵国际上较常用的汽车炸弹，几乎同时传来的东京地铁毒气案，却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义的升级。我想，事实上，核武器的发明至今，它对于整个人类的真正潜在危险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假设有朝一日，当核技术不再那么神秘，恐怖主义分子也能够顺手操上一个两个的时候，真不知道美国会作什么样的选择，人类又会作什么样的选择。
因此，实际上，最终这将是一场人类良知与邪恶的角逐。很可惜，我们至今能够看到的仍然是自由的让步。美国人能把自由坚持到今天，坚持到这个分上，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呢？
写了不少了，明天先寄出这封信吧。以后再写。
祝
好！
林达
第五封信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已经注意到，我在前面的信中，常常提到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的最高法院到底在执行宪法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还要从美国的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结构谈起。
你一定记得，美国的建国者对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始终是很有顾虑的，他们曾经在不能确定自己有能力把握它之前，宁可先选择不要联邦政府。美国人至今还在中学课本里，把前辈的这些矛盾告诉自己的年轻一代：
“写出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都经历过反英战争，他们无法轻易忘记，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如何夺走了人民的权利。他们还记得那些税法，和士兵们怎样在没有搜捕状的情况下，就搜查他们的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发现，政府太弱，就会没有法律和秩序。出于这些原因。他们对于新政府的建立给出一些很谨慎的思考，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两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指导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这些思想”。这是一些什么思想呢？它的关键就是分权。首先是从横向把政府的权力切成两个大的层次。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开。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层，没有什么稀罕的。但是在美国，这种分割是相当彻底的。也就是说，这些建立联邦政府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大权独揽，并且把这种思想以立法的形式在宪法上确立下来。有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美国的执法非常认真，尤其是宪法，你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个顶个管用的。
结果，就造成了美国一开始就在各种政策上非常不统一的情况。它的形象因此也非常的不统一。比如在蓄奴的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很早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南方是传统的农业州，奴隶一直是农业低技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方以大工业为主，需要的是有技术的工人，经济背景的不同，形成的观念也不同。但是美国地方的高度自治，造成各行其事的情形。美国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南方的奴隶就一直往北方逃亡，100多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联邦立法不准蓄奴，但是，南方各州还是有种族隔离的地方法，更是造成大量黑人涌向北方的工业城市，远在民权法案取消种族隔离之前，黑人的民歌已经在唱着“甜蜜的家，芝加哥”。所以，当时的南北面貌是很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美国是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上的每一个官员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直接选上去的，和联邦政府毫不相干。州一级，甚至市一级的政府和头头，从来不必顾忌或者考虑中央政府或者总统对自己印象如何。相反的，他们总是很担心他们在选民中的形象怎么样，竭力要向他的选民表示，自己是顾及当地人的利益的。否则，下一届他铁定就选不上了。所以，在美国，中央和地方对着干的情况是从来就有的，所有的人也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他们之间也一直就习惯处于不断互相协调的状况。
所以，在美国，有时会出现一些对于我们来看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加利弗尼亚州政府控告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因为加州和墨西哥接界，从墨西哥天天都有大量非法移民跑进来，按照美国法律，不管是不是非法移民，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向他们免费提供的，比如紧急医疗救助和青少年义务教育。这样，非法移民不仅为加州带来很多问题，还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加州政府就理直气壮地向法院控告联邦政府没有把边界守好，因为守国境线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加州政府说，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没有把国境守住，才造成加州很多由非法移民问题造成的损失，因此，理所当然要联邦政府赔偿。
1964年，国会通过联邦的民权法，禁止在全国任何地方实行种族隔离。南方几个州非常恼怒，不仅因为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情绪还很强烈，而且，还因为州政府这一级认为，联邦这一立法是在侵犯南方各州的自治，首先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带头冲出来不准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结果，肯尼迪总统派国民兵护送黑人学生上学。在南方的乔治亚州，也是我前面说的几个当年坚持种族隔离的州之一，州议会为了表示对于联邦政府的鄙视，就在自己的州通过立法，把当年南北战争时南军军旗的图案放到了州旗上，决定州旗的形式是他们的权力，联邦政府也无权干涉。
30多年之后，美国南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站在校门口阻挡黑人学生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已经垂垂老矣。他仍然记得出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向公众道歉，尽管大家早已原谅了他。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已经有了黑人市长，这个城市也以它国际化的口号，得到了199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民主党的州长米勒觉得，这样一面历史原因造成的州旗实在有损于这个州在世界上的形象，提出修改。但是，这一提议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始终在那里反省。他们为这场内战的发生而感受的痛苦似乎越来越大。事实上，当时的这场战争，解放黑奴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南方的要求更大的自治甚至分离。现在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炫耀北军的胜利，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首先认为，同胞之间的这场杀戳，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是今天美国对于“内战”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南方，不论持什么观点的人，也都尊重他们的前辈为自己的家乡和理想的献身，在南方，你到处可以看到纪念死于战争的南军战士的纪念碑，在亚特兰大著名的独石山公园，巨大的独石山上刻的就是南军将领的浮雕。当米勒州长提出改旗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但是种族的问题已经沉淀在底层，人们提出的理由是，南军军旗是南方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必要去改。最后，米勒州长自信寡不敌众，自动取消了提议。至今，这面州旗依然在那里飘扬。
今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是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联合国大厦位于纽约市，市长为全世界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但是，在开场之前，纽约市长居然让人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给“请”出剧场去了。多年来，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美国政府一直站在以色列的一方，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把美国当做敌对一方，他们的游击活动也不乏放炸弹之类的暗杀活动，遇害的美国人也有不少。所以，西方世界在长期以来，一直是把阿拉法特和他的组织当做恐怖分子来看的。你知道，最近两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仅当事的双方首脑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也成了促进和平的调解人。就在和平刚刚迈出第一步，一切关系都还不十分稳定的时候，大家当然都希望借相聚的机会加深相互关系，至少不要再出什么岔子。偏偏遇上个纽约市长“不信邪”。他说，我只知道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杀了不少美国人，我这里的音乐会就是对他不欢迎。结果，就真的把他给“请”出去了。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搞外交的和总统克林顿真是气的七窍冒烟。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对这位市长进行惩罚，他这样做并不违法。这是纽约市举行的音乐会，市长是主人，是在他管的地盘内，就连克林顿总统都是被邀请的客人。当然在这里是市长说了算。克林顿除了代表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都不能说他要代表纽约市道歉，因为他根本代表不了纽约市，他没有这个权。
美国除了权力的横向分割，宪法还把国家政府的权力从竖向切成三条。这是你早就知道的“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绝对独立。你知道，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有过系统的论述。美国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时候，做得特别彻底。宪法的这样一种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一分支的权力过大。因此，总是使得每一个分支的行动都必须受到其它分支的检验。比如说，国会作为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案，总统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表示不同意，并且行使他的否决权，国会如果坚持，就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立这个法。相反，总统提出的法案，也必须经过国会的投票，国会可以通过，也可以反对。而作为司法部分的最高法院，有权对总统和国会提出的任何法案进行审查，然后，它不仅有对法案的解释权，而且，有宣布这些法案是否违反宪法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又没有提出法案和立法的权力。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这种状态，就是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以上谈到的是主要的制约方式，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的制约。比如美国国会就有权在充足理由的前提下，弹劾总统和大法官。没有一个人是选上就可以吃上定心丸的，就是在任期内，也不是一定保险的，国会议员也是一样。国会有专门设立的道德委员会。今年，美国国会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就因为性丑闻，受到道德委员会的追查，最后被迫辞职的。总统的一举一动也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克林顿总统有一只叫“袜子”的猫，这只“第一猫”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喜爱，就有大量的人给“袜子”写信。美国总统由于是全民直选出来的，所以，历届总统都很注意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袜子”当然最好是能给喜欢它的人写回信。由于回信的任务实在太重，白宫就专门有一个人是为“袜子”写回信的。结果，白宫这一举动马上受到了谴责，说“袜子”是总统家的私猫，怎么可以让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的公职人员为他回信。国会议员对于所有重大问题的立场，更是在美国民众的监督之下。美国国会的听证，除了一些外交国防秘密之外，一般都是公开的。而且，它对于各种问题的投票情况也是公开的。就是每一个议员对各种议题，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都不能瞒着他的选民。国会议员们在国会发表的讲话，法律规定美国老百姓都有权向国会索取。另外，整个听证过程都由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现场转播。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频道很奇怪，常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在播国会听证，由于已是下班时间，国会议员们也都下班了，除了主持人和书记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一个议会大厅里空空荡荡的，那发言的议员照样在那里滔滔不绝。这是因为重大议题排满了白天的议事日程，如果议员对各类问题还有意见要发表，就只能排在晚上。但是，他并不是在白说，除了有记录在案，他的选民也可以在电视里知道他的态度。
当然，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蓝图，在要付诸实行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说美国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就遇到怎样确定各州代表的人数问题。在国会中代表一个州的议员的多寡，当然直接影响到投票争取该州利益的成败。在美国，当时大州和小州人数相差很大，如果按照人口比例决定议员的人数，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如果平均分摊，每州不论人数多寡都是一样的名额，大州又觉得吃亏了。一开始也是争执不休，最后他们终于达到妥协，同意美国的国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众议院以人口比例确定议员的数量，而它的参议院则不论州的大小，每州两名议员，以确认小州的利益也有保障。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历史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习惯把一种胜利冠以“伟大”，却很少把一个妥协加上这样的形容词，但是美国人真是非常感激他们前辈的这一次妥协，这种妥协是需要高度的理性精神，智慧和道德力量的。他们达成妥协，才有了美国宪法和实行宪法的可能性，你不能不称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这样的进步正是从妥协开始的。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妥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
美国宪法的文本，200多年来没有作过一字修改，它的基本内容非常稳定。它所增加的内容都是以“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