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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了。最后来的四个人留在了外边。为了不让自己冻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说笑笑。左邻右舍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
六个小时后，管道倒是畅通无阻了，可是屋子里却毫无进展。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一个在劳教所服刑的名叫里基的人寄来的信件，更没有找到什么照片。管道工们灭了灯，收拾好工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三十分，尼普顿海滩邮局刚一开门，一名叫巴尔的特工就匆匆走了进去，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在身。巴尔是一名开锁专家。昨天下午在兰利他花了五个小时研究邮局用的各种信箱。他有四把万能钥匙，他确信其中有一把可以打开44683信箱的门。如果打不开的话，他就不得不再锉一把钥匙，这需要六十秒钟左右，而且还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三把钥匙打开了信箱，他把那只褐色的信封放进信箱。收信人是里基，没有姓。邮戳是坦帕市，时间是前天，由北阿拉丁转交。他还取走一份广告宣传品，锁上信箱门。他把宣传品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巴尔和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坐在停车场上的一辆面包车里，一边吸着咖啡一边给每一位进邮局的顾客录像，耐心地等待着，他们距离那信箱有七十码远，手中的接收器从信封中接收到的信号发出微弱的嘟嘟声。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夹杂着中央情报局的便衣——穿着棕色短上衣的黑人女子、蓄胡须穿茄克的白种男子、身穿慢跑健身衫的白种女人、穿着牛仔服的黑人男子。他们都在监视着那只信箱，但是谁写的这封信，信要寄到哪儿去，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发现租这只信箱的是谁。
午饭后，他们发现了他。
特雷弗在彼得烤菜馆吃午饭，但他只喝了两杯冰镇啤酒，下酒菜是一碗共享的盐水花生。一边吃喝一边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狗拉雪橇比赛中输了五十块钱。回到办公室，他午睡了一小时。他那如雷的鼾声使得长期跟着他遭罪的秘书不得不关上他的门。实际上，她是用力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但那响声仍然没能吵醒他。
他徒步走向邮局，满脑子想着各种各样的帆船。这回他选择步行，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事可干，而且他的脑袋也需要清醒清醒。
发现北阿拉丁信箱中整齐地斜躺着四封会给他带来财富的信件，他非常开心。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放进身上穿的那件破旧的泡泡纱茄克衫的口袋中，正了正领结，轻松地向前走去。他相信很快又要有钱进账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那些信。让他们三个难兄难弟去干那些肮脏的勾当。他可以让自己保持清白，只要来回送送信件，就可以拿到三分之一的钱。况且，如果斯派塞发觉他传递的邮件动过了，他会宰了他的。
七名特工人员注视着他一路溜达着回了办公室。
德维尔进来时，泰迪正在轮椅里打吨。约克已经回家了。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约克有老婆，泰迪没有。
德维尔正在汇报情况，不时翻看着手里几页潦草的笔记：“信于下午一点五十分被一个名叫特雷弗·卡森的当地律师从信箱中取走。我们跟踪他到了他在尼普顿海滩的律师事务所。他在那儿呆了八分钟。那是一家很小的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和一名秘书，客户不多。卡森在海滩边的众多律师事务所中只是个二流律师，做些离婚和房地产方面的案子，都是些小生意。他四十八岁，至少离过两次婚，宾夕法尼亚人，在弗曼上的大学，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法律，十一年前因合并客户资金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又重新拿回。”
“好，好。”泰迪说。
“三点三十分，他离开了事务所，驾车一小时到达佛罗里达特朗博尔的联邦监狱。他随身带着那些信件。我们跟着他，但他进了监狱后信号就消失了。此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特朗博尔的信息。这是一所几乎不设防的监狱，通常被称为营地。没有墙，也没有栅栏。里面有千把犯人，危险性都很低。根据我们在华盛顿监狱管理局内部的情报来源，卡森总是去监狱。其他律师、其他人都没有他去得那么频繁。一个月前是每周一次，现在每周至少三次，有时四次。每次都是正经的律师客户会晤。”
“他的客户是谁？”
“不是里基。他是三位法官的律师。”
“三位法官？”
“对。”
“三位正在服刑的法官？”
“没错。他们自称为三兄弟：”
泰迪闭上眼睛，双手揉着太阳穴。德维尔稍做停顿，让泰迪思考一下，然后接着汇报：“卡森在监狱呆了四十五分钟。他从监狱出来时，我们还是无法收到信封里发出的信号。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他就在距我们的接收机五英尺之内的地方行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信不在他身上。我们跟着他回到杰克逊维尔，回到海滩。他把车停在一家名叫彼得烤菜馆的饭店附近，在那里边呆了三个小时。我们搜查了他的车，找到了他的公文包，里面有八封寄给全国各地不同男子的信。所有的信都是从监狱往外寄的，没有一封是往里寄的。很明显，卡森为他的客户来回传递信件。直到三十分钟前，他仍然在酒吧里，喝得醉酿酿的，一边还在赌大学篮球比赛。”
“一个输家。”
“很大程度上是。”
这位输家看完西海岸一场球赛的第二次加时赛后，摇摇晃晃地走出彼得烤菜馆。斯派塞选了四个赢球队中的三个。特雷弗忠实地依样画葫芦，当天晚上赢了一千多元。
尽管他喝醉了，他还是清楚不能酒后驾车。他在三年前的酒后驾车仍然是痛苦的记忆。另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该死的警察。
海龟大酒店附近的那些饭店和酒吧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不安分的人，所以有那么多警察。
步行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他成功地走到了南边只有一箭之遥的事务所。他穿过宁静的避暑出租小屋和退休别墅楼，一切都隐没在浓浓的夜色中。他的公文包里装着从特朗博尔带出来的信。
他奋力往前走，寻找着自己的房子。他毫无理由地穿过马路，走了半个街区后又穿了回来。路上没车。当他转回来的时候，他距一位躲在一辆汽车后面的特工人员只有二十码。特工们静静地注视着他，突然担心这个醉鬼会撞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后来他放弃了回家的想法，又找回事务所。在前门的台阶上，他把钥匙弄得哗啦作响，他扔下公文包后就把它给忘了。进门不到一分钟他就懒散地坐在他桌前的那张转椅里，马上就呼呼地睡着了，大门还半敞着。
后门整夜没锁。巴尔和他的同伴们执行兰利的命令，进入事务所，给所有地方都装上了窃听器。房子里没有报警系统，窗没有锁，也没有任何值得偷的东西。在电话和墙里安装窃听器根本就不费力气，因为显然不会有人从外面注意律师兼法律顾问特雷弗·卡森的办公室。
主人的公文包被翻了个底朝天，遵照兰利的指示，里面的东西都被登记在册。兰利需要一份律师从特朗博尔带出的信件的准确记录。在对一切做完检查并照相后，公文包被摆在了办公室边上的走廊里。办公室里的鼾声如雷，一直不停。
快两点时，巴尔成功发动了停在彼得烤菜馆附近的甲壳虫小汽车。他把车开到空荡荡的大街上，然后就把它规规矩矩地停在了律师事务所门前的路边，这样那醉鬼几小时后就会揉着眼睛大赞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或许，他会为自己又一次酒后驾车感到后怕不已。不管他如何反应，他们都会监听到。
第十六章民意测验在弗吉尼亚和华盛顿两地开始前三十七小时，总统出现在全国电视台的实况转播节目上，宣布他已下令对突尼斯塔拉市进行空袭。据信，伊达尔恐怖组织就在该市城边一个储备丰富的营地训练。
于是，这个国家又介入了战争，一场按按钮、发射激光制导炸弹的小型战争。退休将军们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漫无边际地谈论着这样那样的战略问题。突尼斯正是晚上，所以没有电视镜头。
退休将军们和毫无线索的采访者做了种种猜测。此外就是等待，等待太阳升起后可以将硝烟和瓦砾播放给这个国家疲惫的人民看。
可是伊达尔已经得到情报，他们的情报很可能是以色列提供的。当灵巧炸弹从天而降时，营地里早已空无一人。炸弹命中了目标，震撼了沙漠，摧毁了营地，却没有伤及任何恐怖分子的皮毛。
两枚炸弹偏离了方向，其中一枚飞进了市中心，击中了一家医院。另一枚击中了一幢民居，一家七口人当时正在酣睡中。幸运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尼斯电视台迅速播放了正在燃烧的医院的镜头。东部地区天亮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得知灵巧炸弹根本不灵。至少发现了五十具尸体，都是无辜的平民。
一大早，总统突然一反常态，讨厌起新闻记者来，不愿出来对此事做评论。副总统在空袭开始时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话，现在却和他的手下躲在华盛顿的某处不肯出来。
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电视镜头不断播放着轰炸现场的悲惨场面。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迅速做出反映，一致谴责空袭暴行。俄罗斯发出了战争威胁。法国人似乎有与俄罗斯人携手合作的意思。就连英国人都说美国太好战。
由于死者不是美国人，只是一些突尼斯农民，政客们立即将这次大失败政治化。还没到中午，华盛顿就炸开了锅，有人指手画脚，横加谴责；有人故作姿态，哗众取宠；纷纷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些正在进行巡回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则费了一些时间来考虑这次空袭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他们中间没有人会不动脑筋就参与这种孤注一掷的报复行动。只有躲起来不敢见人的副总统才会做这种事。正在清点死亡人数，因此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认为这次空袭是值得一试的举措。他们一致谴责了总统。
但艾伦·莱克最引人注目。他发现自己一移动就会绊倒摄影记者。他不用稿子发表了措辞严谨的声明：“我们很无能，我们很无助，我们很软弱。我们居然无法消灭一支由不足五十个懦夫组成的军队，一批乌合之众。我们应该对此感到羞耻。不要以为按按按钮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要打地面战。可打地面战是需要勇气的。我就有这个勇气。我当了总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手上沾着美国人鲜血的恐怖主义分子。这就是我的郑重承诺。”
在上午愤怒和混乱的气氛中，莱克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他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由一个有勇气的人来做决定，我们就不会去屠杀无辜的农民——莱克正是个有勇气的人。
在地堡里，泰迪经受了另一场风暴。人们把这次灾难归咎于情报工作不力。当攻击成功了，功劳是属于飞行员、地面部队勇敢的战士们和把他们送上战场的指挥官和政客们的。但是当攻击出了问题，这是常有的事，中央情报局就代人受过。
泰迪是反对空袭行动的。以色列人与伊达尔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协议——相互不搞残杀。只要袭击目标是美国人，或偶然是欧洲人，以色列人就不会插手。泰迪明白这一点，但他事先没有情报。空袭行动开始前二十小时，他曾经以书面形式向总统提出忠告，对空袭时恐怖分子是否会在营地里表示怀疑。此外，他还指出由于攻击目标紧邻塔拉市，极有可能会伤及无辜。
哈特立·比奇打开那只棕色信封，没有注意到信封的右下角有点破损，皱巴巴的。这些日子他开启过的私人信件太多了，所以他只看写信人的姓名和回信地址。他也没有注意邮戳是坦帕的。
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收到艾尔的来信了。他一口气读完信，信中提到艾尔用的是一台新手提电脑，他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至于里基的笔友从新奥尔良的索尼斯塔皇家饭店拿了一张信纸，在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费力地打出一封信来，他也觉得完全可信。
艾尔坐的是头等舱吧？他问自己。很可能，二等舱可没有计算机接线。艾尔是去新奥尔良谈生意，住在豪华宾馆里，然后又坐头等舱飞往下一个目的地。三兄弟关心的是他们所有笔友的经济状况，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
他念完信，把信递给雅伯，他正在以可怜的拍西的名义写另一封信。他们正在法律图书室一角的小会议室里干活，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信件和卷宗，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淡粉色明信片。斯派塞坐在门外的桌子边守着门，一边在研究赌赛的分数差。
“柯诺尔斯是什么人？”费恩问。
比奇正在翻着卷宗。他们将笔友的资料都分开保管，每一个笔友的来信以及他们写给他的信的复印件都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
“不太清楚。”比奇说，“住在华盛顿特区，用的是假名，我肯定。用的是邮政信箱。我想，这是他的第三封来信。”
比奇从柯诺尔斯的资料卷宗里抽出前两封来信。十二月十一日的信中写到：
亲爱的里基：
你好！我叫艾尔·柯诺尔斯，五十多岁。我喜欢爵士乐、老电影、汉佛莱·鲍嘉，还喜欢读传记。我不抽烟，也不喜欢抽烟的人。
平时最喜欢吃中国外卖，喝上几口，找个朋友一起看黑白西部片。
给我写上几句。
艾尔·柯诺尔斯信是用普通的白纸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这种信大多数一开始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字里行间透着恐惧——对与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开始一种不正当关系的恐惧，担心被抓住的恐惧。他的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敢签。
里基的第一封回信是按照比奇己经写过数百遍的模式写的：里基二十八岁，正在戒毒所，家庭背景不良，有一位富有的叔叔云云。然后就是千篇一律的热心问题：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你喜欢旅游吗？如果里基袒露自己的心扉，他就需要回报。两页纸的骗人话，比奇已经重复了五个月。他很想把这一通胡言乱语复印下来。但是他不能。他不得不将每一封信搞得有点个性，写在漂亮的信纸上。他把寄给其他人的同一张漂亮的照片寄给艾尔。这张照片像鱼饵一样几乎钓到了所有这些人。
三个星期过去了。一月九日，特雷弗送来了艾尔·柯诺尔斯的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干净无痕，很可能是带着橡胶手套打的字。
亲爱的里基：
读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必须承认，一开始我为你感到难过，但看来你己经非常适应戒毒所的生活，而且知道自己今后的方向在哪里。我从来不沾毒品和烈酒，所以去理解你的境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你正在接受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治疗。你不应该太苛责你的叔叔。想一想，如果没有他，你会在哪儿。
你问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我还不想与你讨论许多私人问题，但是我理解你的好奇心。我曾经有过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但现在已经解脱了。我住在华盛顿特区，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的工作既富有挑战性又令人非常充实。
我一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旅行时，我通常去亚洲。我很喜欢东京。
今后，我不会忘了你的。
艾尔·柯诺尔斯在打印出来的名字上面，他潦草地签上了“艾尔”，用的是黑色墨水，钢笔头又尖又细。
这封信令他们颇感失望，原因有三条。第一，柯诺尔斯没有妻子，起码是他说没有妻子。有妻子对他们的诈骗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威胁他要告诉他妻子，把同性恋笔友写的信统统寄给她。这样就可以让钞票哗哗地流进他们的口袋。第二，艾尔在政府部门工作，很可能没有什么钱。第三，艾尔太胆小，不值得在他身上多花时间。获取信息就像拔牙齿。读昆斯·加比和柯蒂斯·凯茨的来信就有意思多了，因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内心深处，现在急于解脱出来。他们的信都很长，而且喜欢夸夸其谈，信中充斥着诈骗犯可能需要的琐碎的生活细节。艾尔不同，他很令人乏味，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于是，里基在第二封信中给赌注加了筹码。第二封信同样是满纸荒唐言，充满了陈词滥调。比奇常写这种信，已成了他的拿手好戏。里基刚刚获悉他将在几个月后获释！他是巴尔的摩人。真是巧合啊！他需要帮助找一份工作。他那富有的叔叔已经拒绝再帮他。没有朋友的帮助，他不敢面对外面的生活。他真的不能相信过去的朋友，因为他们仍在吸毒云云。
信寄出去后没有收到回音。比奇认为艾尔·柯诺尔斯被吓着了。里基就要去巴尔的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