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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客户曾经付给你三万三千美元的手续费？”
“除了你们一个也没有。”
“那就好。明天四点来，我有些信件要交给你。”
斯派塞离开他，快速走出管理大楼，只对窗户里的一个看守点了下头。他走过修剪得漂亮整齐的草坪，佛罗里达州的阳光即使在二月也晒得人行道发烫。他的同事们正在法律图书室里慢悠悠地干着自己的事，那里像往常一样没有外人，于是斯派塞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收到了衣阿华州的小昆斯寄来的十万美元！”
比奇的手僵在键盘上，他透过老花眼镜望着。他张口结舌，好容易说出一句：“你在开玩笑！”
“不。我刚和特雷弗谈过话。钱己按指示汇到，今天早晨到达巴哈马。昆斯宝贝儿按要求做了。”
“我们再敲诈他一次。”雅伯赶在别人想起来之前说。
“昆斯？”
“对。第一次的十万到手很容易，我们再敲诈他一次。我们会失去什么吗？”
“什么也不会。”斯派塞笑着说。他希望是他先说出敲诈第二次的。
“要多少？”比奇问。
“五万。”雅伯说，随便叫了个数字，好像一切都能信手拈来。
其他两人点点头，思索着接下来的五万，然后斯派塞开口说：“我先估算现在进展到什么地方了。我认为达拉斯的柯蒂斯已成熟。我们再敲昆斯一下。这起作用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作风，更咄咄逼人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找出每个笔友，一个一个进行分析，再对他们施加压力。”
比奇关掉电脑去拿文件夹。雅伯清理好他的小桌子。他们的安哥拉小骗局刚刚得到新资本的注入，来路不正的现金的气息真令人陶醉。
他们开始读所有的旧信，起草新的。他们很快决定需要更多的受害人。更多的广告将登在那些杂志上。
特雷弗走进彼得烤菜馆，正赶上饮料减价供应时间。在彼得烤菜馆，减价供应从下午五点开始，到第一场拳击赛开始时结束。
他找到普瑞普，北佛罗里达大学三十二岁的二年级学生，他正在打二十块钱一局的九球台球游戏。普瑞普日渐减少的信托基金要求家庭律师每月付他二千美元，条件是他以全日制学生的身份注册。
他读大二已有十一个年头了。
普瑞普也是彼得烤菜馆最忙的经纪人，当特雷弗低声说他有一大笔钱要投到杜克大学对理工学院的比赛上时，普瑞普问：“多少？”
“一万五千。”特雷弗说，喝了口长颈瓶啤酒。
“你当真？”普瑞普说，用白奎粉擦着球杆，扫视着烟雾缭绕的台球桌。特雷弗在任何比赛上都没赌过一百元以上。
“是的。”又是一大口酒。他感到很幸运。如果斯派塞有勇气押五千，特雷弗就会加倍。他刚挣了免税的三万三千美元。输掉一万又有何妨？不管怎样，那笔钱也是属于国内收入署的。
“我得打个电话。”普瑞普说，拿出了手机。
“赶快。三十分钟后比赛就开始了。”
酒吧侍者是个当地人，从没离开过佛罗里达州，可不知怎的养成了对澳式橄榄球运动的喜好。澳新地区正有场比赛，特雷弗花了二十美元贿赂他，让他把频道转至美国大学篮球循环赛。
一万五干美元的赌注押在佐治亚理工学院队身上，杜克大学队就不能漏掉一次进球机会，至少在上半场不能。特雷弗吃着炸薯条，一瓶接一瓶地喝着酒，努力不去看普瑞普，后者站在黑暗角落里的一张台球桌附近，看着比赛。
在下半场，特雷弗差点儿要贿赂酒吧侍者，让他转回澳式橄榄球频道。他喝得醉醺醺的，比赛还剩十分钟时，他开始向任何愿意听的人公开咒骂乔·罗伊·斯派塞。那个乡巴佬对美国大学篮球循环赛知道些什么？还剩九分钟时，杜克大学领先二十分。理工学院负责发起进攻的队员突然开始兴奋，一连投中四个三分球——特雷弗赢了。
还剩一分钟时，比赛打成平局。特雷弗不在乎谁输谁赢。他赢了得分差。他付了账，又给酒吧侍者一百块做小费，出门冲着普瑞普神气活现地敬了个礼。普瑞普冲他后背做了个下流手势。
夜晚凉爽宜人。特雷弗沿着大西洋大道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他走在暗处，走过一间紧挨着一间的夏季廉价出租房，走过新漆的、有着齐整草坪的敬老院，走下旧木头台阶，来到沙滩。他脱掉鞋子，在水边漫步。温度为华氏四十多度，对二月的杰克逊维尔来说极为平常，不久他的脚又冷又湿。
他没觉得怎样。一天净赚四万三，免税的，都藏在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去年在各种开销之后他净赚二万八，那几乎是打全职工赚来的。同太穷而付不起钱或太吝啬而不愿付钱的客户在价格上争论不休，对法庭敬而远之，与微不足道的房地产代理人及银行家打交道，与秘书争吵，偷逃所得税。
啊，不劳而获的钱能带来多大的快乐！他曾怀疑三兄弟的小骗局，可现在它看起来是如此出色。敲诈那些无法投诉的人。多么聪明！
因为这骗局是这么有效，他知道斯派塞会加大力度。邮件会变得沉甸甸的，去特朗博尔的次数会更频繁。管它呢，如果需要，他愿意每天呆在那儿，把信带进带出，贿赂看守。
起风了，波浪翻滚。他用脚拍打着水。
更聪明的办法是偷敲诈者的钱，那些吃官司的骗子当然不会投诉。这是个卑鄙的想法，他几乎为此而羞愧，可依然很有诱惑力。窃贼们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忠诚的名声呢？
他需要一百万，不多也不少，整整一百万。他已多次做过这道算术题。开车去特朗博尔的时候，在彼得烤菜馆喝酒的时候，锁上门坐在写字台前的时候，他都在计算。有了这一百万，他就能关闭小事务所，交出从业许可证，买一艘帆船，永远在加勒比海上随风漂流。
他比以前更接近他的目标。
斯派塞法官在下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他的小屋里，上铺睡着矮小、臭烘烘、爱打酣的阿尔文。在斯派塞的小床上，睡眠是稀罕的礼物。几十年来作为无业游民，阿尔文漫游了北美大陆，可后来又累又饿。他的罪名是抢劫俄克拉何马的乡村邮递员。当阿尔文走进塔尔萨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宣称“是我干的”时，他被逮捕的理由就很充分了。联邦调查局花了六个小时匆忙寻找他的犯罪事实。就连法官也知道阿尔文是蓄谋的。他想要一张联邦监狱的（而不是州监狱提供的）床位。
睡眠比平时更困难，因为斯派塞在担心律师。现在骗局已发挥作用，已有大笔的进账。更多的钱即将汇来。布默房地产公司在巴哈马收到的钱越多，对特雷弗而言就越有诱惑力。他，惟独他，能够偷窃他们来路不正的钱并携款逃跑。
可骗局只有靠外面的同谋才起作用，得有人偷偷地把信件带进带出，得有人去领钱。
必须绕过律师，乔·罗伊决心要找到一个办法。假如他一个月睡不着觉，他也不在乎。没有哪个黑心的律师能先拿走他的三分之一的赃款，再偷走剩下的钱。
第九章国防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又称国工委，它会迅速出名）声势浩大地进入政治金融这个松散而肮脏的领域。在近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背后如此有实力。
它的种子基金来自芝加哥一个名叫米兹格的金融家，一个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投入第一个一百万，这笔钱维持了大约一周。其他挥金如土的犹太人很快就被带了进来，不过他们的身份被公司和海外账户所掩盖。泰迪·梅纳德知道让一帮富裕的犹太人公开而有组织地向莱克竞选班子捐款的危险。他依仗特拉维夫的老朋友们组织纽约的金钱交易。
谈到政治，米兹格是个自由党人，可没什么比以色列的安全更重要。艾伦·莱克在社会问题上太温和，可他对建立新型军队极为认真。中东的稳定仰仗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至少在米兹格看来是这样。
一天，他在首都的威拉德酒店租了个套间，第二天中午他已在杜勒斯附近租下整整一层楼面。为了用最新技术迅速装备四万平方英尺的地方，他那些从芝加哥来的手下日夜忙碌于无数的细枝末节。他凌晨六点与律师兼说客伊莱恩·泰恩纳共进早餐，她凭借自己的钢铁般的意志和石油客户建立了华盛顿的一家大公司。泰恩纳六十岁，眼下被认为是首都最有权势的说客。吃着硬面包圈，喝着果汁，她同意以首笔五万美元的聘金出任国工委的代表。她的公司马上会派二十名助手和二十名职员来新的国工委办公室，她的一个搭档会全权负责。一个部门将专门负责筹款。一个部门将分析国会对莱克的支持，并且开始微妙的游说工作，获取参议员、众议员乃至州长的支持。这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声明支持别的候选人了。还有一个部门只做研究工作：武器装备、费用、新发明、未来武器、俄国人的改革——候选人莱克可能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
泰恩纳自己将致力于从外国政府那儿弄钱，这是她的专长之一。她与韩国人关系密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他们在华盛顿的势力代表。她认识外交官、企业家，还有大人物。与力量增强的美国军队合作，没有哪个国家比韩国睡得更踏实了。
“我肯定他们至少可以出五百万。”她很有信心地说，“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根据记忆，她列出了二十家年销售额至少四分之一来自五角大楼的英法公司名单。她会立即从这些公司下手。这些日子泰恩纳很像华盛顿的律师。她十五年来没上过法庭，可关注着每一件华盛顿政界发生的有可能影响到她的世界大事。
眼前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选举一个无名的、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他眼下享有百分之三十的知名度，百分之十二的赞成票。可与其他在总统选举中转瞬即逝的骗子不同的是，他有数不清的钱。泰恩纳曾因选举或击败很多政治家而得到丰厚的报酬，她有毫不动摇的信念：钱总能赢。给她钱，她就能选举或击败任何人。
组建的第一周，国工委就以奔放的热情忙碌着。泰恩纳的人开始拼命工作，办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转。负责筹款的人在计算机上列出一份详尽的名单，上面罗列了从事国防及相关工业的三十一万按小时计酬的工人的姓名，然后给他们寄去请求捐款的信。另一份名单是年薪超过五万的二十八万白领国防工业从业者，给他们寄的信口气有所不同。
寻求支持的国工委顾问们找到五十位议员，他们选区内在国防工业就业的人数最多。三十七位议员即将参加再次选举，这就使压力小多了。国工委将到群众中去，到国防工业工人和老板中去，并精心组织一场群众性的电话声援，支持艾伦·莱克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行动。来自国防工业重点分布州的六位参议员在十一月会遇到强大的竞选对手，伊莱恩·泰恩纳计划与这六位分别共进午餐。
在华盛顿，大量的现金很快会引起别人注意。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新议员，属于四百三十五位议员中地位最低的一个，迫切需要钱在家乡进行一场注定要输的竞选。没人听说过这个可怜的人。在他的头两年任期中他根本没发过言，现在他的竞争者们在家乡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没人给他钱。他听到传言，找到了伊莱恩·泰恩纳，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
“十万美元。”他畏缩着说，她可没有畏缩。
“你能支持艾伦·莱克当总统吗？”
“如果价钱合理我会支持任何人。”
“好！我们给你二十万并负责你的竞选。”
“全听你的了。”
大多数议员并不那么容易争取，可国工委在开张的头十天里成功地收买了八个人，全都是无足轻重的议员，他们与莱克共过事，挺喜欢他的。计划是在三月七日这个大超级星期二前的一到两周，把这些人聚集在摄像机前发表声明。人越多越好。
可是，绝大多数人早已答应支持其他候选人了。
泰恩纳逐一访问那些议员，有时一天三次与有影响力的人进餐，都是国工委付账。她的目的是让全城人知道她的新客户到了，有大把大把的钱，正支持一匹很快将脱颖而出的黑马。在一个谈话也是个行业的城市，她毫不费力就传播了这个信息。
费恩·雅伯的老婆没有事先通知就来到特朗博尔。这是十个月里的首次来访。她穿着旧的皮凉鞋、脏的细帆布裙、装饰着珠子和羽毛的宽松衬衣，脖子里、手腕上和头上挂着老嬉皮士的五花八门的廉价装饰品。她剪了小平顶头，腋下长着毛，看起来像六十年代的疲惫的难民，她也的确是这样。当听说他老婆等着见他时，费恩一点儿不激动。
她名叫卡门·托波斯基·雅柯比，一长串她成年后用做武器的名字。她是奥克兰激进的女权主义律师，专业是代表女同性恋者起诉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每个客户都是与愤怒雇主斗争的愤怒女人。工作很难做。
她同费恩结婚已有三十年。结婚，可并不总住在一起。他曾与其他女人同居，她也曾同其他男人同居。他们刚结婚时曾与满满一屋子人同住，每周有不同的组合。人来人往。在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过着动荡的一夫一妻生活，生了两个孩子，都没有多大出息。
一九六五年他们在伯克莱的学生运动中相遇，两人都抗议战争和其他社会罪恶，都学法律，都忠诚于社会变革所需的崇高道德。他们勤奋工作，为选民注册，为移民工人的地位奋斗。他们在越南春节攻势时期被捕。他们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红杉树上。他们同学校里的基督徒斗争。他们代表鲸鱼起诉。每次游行都能看到他们行进在旧金山的大街上。
他们酗酒，以极大的热情寻欢作乐，喜爱毒品，他们搬出搬进，到处和人睡觉，这都没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为墨西哥人和红杉树斗争。他妈的！他们怎么会是坏人！
现在他们累了。
她很尴尬，因为她的丈夫，一个跌跌撞撞爬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出色人才，现在被关在联邦监狱里。他很高兴监狱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然她会来得更勤。他呆的第一个监狱在贝克斯菲尔德附近，可他设法转了狱。
他们从不写信，从不打电话。她去迈阿密看妹妹，正好路过特朗博尔。
“晒得挺黑。”她说，“你看起来不错。”
而你像只李子一样萎缩了，他想。他妈的，她看上去又老又丑。
“过得怎样？”他问，并不真的关心。
“我工作得太辛苦。”
“那很好。”很好，她在工作，挣钱度日，这是她多年来时断时续干的事。费恩还有五年才能抖落脚上沾的特朗博尔的灰尘。他不打算回到她身边或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他能活下来（这是他每天都怀疑的事），他会在六十五岁时刑满释放，他的梦想是找一块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以字母排列的政府恶棍们无法行使司法权的地方。费恩非常痛恨自己的政府，他计划放弃自己的国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你还喝酒吗？”他问。他当然不喝了，虽然他有时从看守那儿要一小壶解解馋。
“我还很有节制。多谢。”
每个问题都是讽刺，每个回答都是反击。他真的想知道她为什么来。很快他找到了答案。
“我决定离婚。”她说。
他耸耸肩，仿佛说：“干吗费这个心思？”不过他没这么做，而是说：“这主意或许不坏。”
“我又找了个人。”她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问，非常好奇。现在没什么能使他惊讶的了。
“一个男人，比我年轻。”
他又耸耸肩，几乎要说：“那就上吧，老太婆。”
“他不是第一个。”费恩说。
“我们别谈这个。”她说。
费恩无所谓。他总是崇拜她旺盛的性欲和充沛的精力，可很难想像这老太婆能定期干那事儿：“给我文件，”他说，“我马上签字。”
“文件一周后到。这次是一刀两断。再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财产可分。”
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雅伯法官和托波斯基·雅柯比女士曾共同申请位于旧金山小艇停靠区的一所房屋的抵押贷款。加州律师害怕冒犯任何人，因此他们写的申请书措辞干巴巴的，抹去了一切沙文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歧视老年人的暗示：申请书显示的财产与债务之间的差距差不多近一百万。
一百万对他们双方都无关紧要。为了保护森林和农田等自然资源，他们忙于同冷酷无情的伐木工人和农民开战。事实上，他们曾为财产的匮乏而骄傲。
在加利福尼亚州，家庭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这意味着财产要大致平分。种种原因使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