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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考上了，”妹妹兴奋地说，“真的，我考上了。你那个花书包，这回可该给我用了吧？”
“嗯。”小星答应着，长长出了口气，拉着妹妹走了。
小仆人
作者：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 湖北红安人。著有童话集《王子和渔夫的故事》等，译有《海的女儿》等大量安徒生的童话。
阿布杜拉是一个跑腿的小听差。他的年纪虽然还不满十四岁，但是已经当了三年仆人了。在这三年中他换过三个东家。第一个东家是开罗的一个做投机买卖的希腊商人，因为生意垮了台，把他解雇了。第二个东家是个英国军官，因为要回国，把他移交给他的一位朋友苏理安夫人。苏理安夫人是苏伊士运河董事会的一位法国董事的太太。她像许多其他有钱的欧洲人一样，虽然是靠苏伊士运河吃饭，但却喜欢住在格齐拉＇注＇。当然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而这里所讲的也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
＇注＇这是尼罗河中的一个大岛。一条叫做“加士伦尼尔”的大桥把它和开罗联结在一起，使它成为开罗的一部分。这里是旅馆、板球场、网球场、跑马地和阔人的别墅的集中地。
这件事发生在苏理安夫人吃午茶的时候。
苏理安夫人是在格齐拉的“网球俱乐部”里吃茶。为什么要在网球俱乐部里吃午茶呢？按风俗和习惯，一个法国人总是喜欢喝咖啡的，而且作为一个贵妇人喝咖啡也应该在沙龙＇注＇里，而不是在一个打球的地方。但苏理安夫人的情况特殊。她自从到开罗来以后，不知怎的，没有两年，就忽然胖起来了，而且胖得有点近乎臃肿。她不过三十来岁，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算是正常的。为了控制它，她遵照医生的忠告，每天下午到网球俱乐部里来打网球。每次打完球后，说来也奇怪，她总感到非常饿。
＇注＇沙龙：法国贵族的会客厅。
俱乐部是由英国人管理的。按照英国人的习惯，下午五点钟应该吃午茶，而吃午茶的时候，也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可以吃夹肉三明治和奶油点心。苏理安夫人虽然讨厌身上的脂肪，但却偏爱富有脂肪的食物。固然这种食物可以抵消她从打网球所得到的效果，但她却不愿意放弃这种偏爱，因此她每次来打网球就必定要吃午茶。她不仅习惯了这种外国的习惯，而且还很喜欢它。
吃茶的地方是在网球场下边的一个坪坛上。坪坛前面是沙滩，沙滩前面是尼罗河，对岸就是田野。只有俱乐部的会员才有资格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来吃茶，而这里的会员又都只限于白种人（而且只限于男性）。因为苏理安夫人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会员亨利·苏理安的夫人，所以她也有资格进来。作为她的仆人，阿布杜拉也借光能跟进来。
她为什么要把阿布杜拉带进来呢？这里面有个原因；阿布杜拉是个贝杜恩血统的阿拉伯人，身材轻巧，善于跑跳。苏理安夫人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网球手。球打过来时她总是接不着，而她由于身体胖，动作笨，球打出去时对方也往往收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阿布杜拉就成为她打网球时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在旁边捡球，苏理安夫人恐怕打不到一个回合，就得退场了。不过她觉得阿布杜拉能因为她的关系而进入俱乐部是很幸运的。
但阿布杜拉却体会不到这种幸运。他虽然能走进这个俱乐部，但他没有资格在这里吃茶。在网球场上来回不停地跑了三个钟头以后，他现在感到饿得要命。他呆呆地坐在坪坛前面的沙滩上，干望着绅士淑女们有说有笑地吃着丰盛的午茶，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
“你看，他竟一点也不感觉到他的幸运呢！”苏理安夫人对她同桌吃茶的琼斯先生说，“阿拉伯人就是这样，不能欣赏高尚的环境。你看他坐在那儿的一副呆样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头脑。”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夫人，”琼斯先生说，作出一个微笑，“但我不同意您的结论。他头脑是有的，不过不大喜欢用在正路上罢了。”
“对！对！对！”苏理安夫人表示同意，“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他的头脑可真机灵哩，不是打主意占点便宜，就是想办法偷点东西。”
“您的观察真锐敏，判断一个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琼斯先生用称赞的口吻说——因此苏理安夫人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根据我的经验，凡是不诚实的孩子，表面上总是装得很老实的。”
琼斯先生以一种带有权威性的口吻来下这个结论的，因为他是一个小学教员。他自认为懂得孩子的心理和习惯。他在国内的职业是当牧师，但是因为人们对神的信仰逐渐淡薄，他的事业没有什么起色，因此就筹了一笔旅费，离开英国，到东方来寻找“幸运”。在开罗，他遇见了苏理安夫人。苏理安夫人觉得他这位年轻的英国绅士潇洒而不虚浮，诚实而不拘谨，够资格成为她的朋友。因此她怂恿她的丈夫介绍他到这儿欧洲人办的一个女子学校去教书。从此他逐渐成了苏理安夫人的一个好朋友，他不仅到这儿来陪她吃茶，有时还在她客厅里陪她吃晚饭，因为她的丈夫亨利常常因公住在波赛＇注＇。
＇注＇这是苏伊士河在地中海入口处的一个大城市。
“我完全同意你的结论！”苏理安夫人也用同样称赞的口吻说，“就拿皮埃尔打个比方吧。这个孩子从表面上看，不是顽皮透顶的吗？但在内心里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聪明孩子！”
琼斯先生把眉毛一扬，惊奇地说：
“我们怎能拿皮埃尔来与阿布杜拉相提并论呢？”他说，“皮埃尔是欧洲人。此外，他的出身！他出身于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世家！他的顽皮是一种聪明的表示。我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是的，他的功课比较差一点，不大喜欢按时交作业。但是只要我把他叫到我的房里来，规定时间要他做，他总是能按时完卷的。我还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头脑灵敏的学生呢！他将来一定会像他的爸爸一样，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皮埃尔和他的爸爸正在另一张藤桌上吃茶。他的爸爸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在这个俱乐部里大家都称他为“总督”。这是因为他在维希政府＇注＇时期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当过高级专员。那时他的派头很大，在阿尔及利亚人面前装腔作势，俨然像一个“总督”——而他的野心也是希望将来能当上一个“总督”。他在贝当“元帅”领导之下，做了许多危害法国民族利益的事情，因此贝当垮台之后，他的官也垮了。不过他和法国金融资本的关系很密切，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开罗一个法国银行的经理，但是他当“总督”的野心仍然未死。在这里的欧洲人中，他是一个名流，同时也是欧洲人办的女子学校的校董之一。琼斯先生上面的一段有关他的少爷的话就是故意讲给他听的。但是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和同桌的一位肥胖的少妇交谈，没有听着这番奉承的话。可是皮埃尔倒听见了，他对老师的这番夸奖，感到非常得意。他立刻就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聪明”。
＇注＇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元帅”贝当组织的一个卖国政府，专门替德国法西斯效劳。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阿布杜拉后面，轻轻地把手伸到阿布杜拉的胳败窝底下，冷不防地在那掏了两把。阿布杜拉全身掣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站起来，因为他太疲倦了。他只是把头掉过来。当他看见是皮埃尔的时候，他鄙弃地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仍然坐着休息。太阳照在他那古铜色的皮肤上，使他看起来像一座雕像。
“您看他多狡猾，”琼斯先生对苏理安夫人说，眼睛望着阿布杜拉，“他知道敌不过皮埃尔，所以就装死！”
“我把这叫做懦弱，”苏理安夫人说，“我们欧洲人就不是这样。谁来逗我，即使不还手，也可以讲几句道理。阿拉伯人只会在暗地里捣鬼，当面讲理的勇气是没有的。”
“因此他们就需要我们来替他们维护正义，替他们保持公理。”琼斯先生说，好像他就是阿拉伯人的统治者似的。
接着他就吸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沉思起来。看样子他似乎觉得作为一个“欧洲人”，对有色人种在道义上负有一个担子，而这个担子非常重，重得使人扛不起来。（当然这里所谓的“欧洲人”是指寄生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人民身上的“白种人”。）
苏理安夫人也叹了一口气，好像她是非常同情琼斯先生的心境似的；但是她没有沉思就拿起一块雪白的奶油点心，两口就吃完了，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的性质不明，大概因为肚皮快要填满了，感到非常舒适的缘故吧。
那位“聪明”的小学生皮埃尔，看到他头一次挑衅没有引起反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他回到他爸爸“总督”先生的身旁来，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两块三明治，越想越不够味儿。于是他又蹑手蹑脚地走到阿布杜拉后面，拉开阿布杜拉小裤权的松紧带，使劲地在这个小仆人的屁股上拧了一下。阿布杜拉本能地捏紧了拳头，用力地向后一挥，但皮埃尔已经跑远了。阿布杜拉虽然略微喘过一口气来，但仍然感到疲劳——而且非常饥饿。所以他仍旧没有站起来，只是狠狠地把这位顽皮的少爷盯了一眼，松开了拳头，坐着不动。
琼斯先生作为皮埃尔的教师，看到这种恶作剧，似乎颇为得意，但又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连皮埃尔本人也站在一边，感到有点儿没趣。在这种场合下，琼斯先生觉得他应该说几句话，打破这种沉寂。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本质，”他说，意思是指阿布杜拉，“他本来是想打人的，但是看看对象的来历不简单，又有我们这些欧洲人在场，他就把手缩回去了。他知道，动皮埃尔一根毫毛都不是好玩的。”
他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提高了嗓子，希望皮埃尔的父亲能够听得见。果然不错，这次“总督”先生听见了。他终止了和那位胖妇人的谈话，掉过头，把注意力投到苏理安夫人的桌子上。苏理安夫人看到自己朋友的意见引起这样的重视，她谈话的兴致自然也就大大地提高了。
“阿布杜拉这个孩子确实不老实，”苏理安大人对琼斯先生说，但是眼睛却在斜斜地观看“总督”先生的颜色，“不要看他年纪小，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叫他去买东西，他就要虚报价钱，你叫他看门，他就要搜你的柜子。只要他认为值钱的东西，他总要想办法偷走。”
琼斯先生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一口气。他当过牧师，有一种善于即席表演的本领。他做出过去他在教堂里讲道时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情，表示他同情苏理安夫人的境遇，同时也怜悯阿布杜拉这个异教徒的邪恶。”
“我真是为您担忧！”他像一个亲人似的用一种关切的口吻对苏理安夫人说，“这样下去，您的脆弱的健康情况怎么受得了？依我看来，倒还不如叫他走，另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你说得真轻松！”苏理安夫人用一种感伤的声音说，好像她脆弱的健康情况已经受到了损害似的。“对，像他这样的仆人多的是，但是他们每人的品质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好的！”
隔壁桌上的“总督”先生听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不禁用手在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似乎是叫绝的样子。他重视苏理安夫人的这个关于阿拉伯人的结论。他认为这个结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他一时压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也顾不得一般礼节，就扔开他同桌的那位胖妇人，把椅子拖过来，参加苏理安夫人和琼斯先生的对话。那位胖妇人也乐得清闲。她为自己换了一杯热茶，把自己面前一块洁白的奶油糕端详了一会儿，正在盘算怎样去享受它。
“你刚才说的那段话可以说是总结了我半生的经验，”“总督”先生说，同时用一种赞叹的眼光望着苏理安夫人，“我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先后雇过不下二十多个佣人。没有一个不偷东西！”
“可不是！而且他们偷了东西还死也不承认呢！”苏理安夫人面对着“总督”先生，谈话的兴致更浓厚起来。于是她拉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叙述一件伤心的事情：“前不久，亨利从波赛带回一件生日的礼物给我，那是一条精致的项链。这是他在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有两百年历史的银匠铺里定做的——制作过程整整花了一个月的工夫！阿拉伯人的某些手工艺品我们欧洲人可是赶不上——这点我们得承认。那些链圈细得像头发丝一样。戴在颈上普通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只有在霓虹灯或太阳光的照耀下，它才发出一道晶莹的光圈。使戴它的人显得圣洁，显得高雅！细心的亨利，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我动脑筋。只有他才能为我想出这样一件礼物来。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爱它！这不仅是由于它本身的美，而是由于它的美里藏着亨利的一颗更美的心。我只有出外作客时才戴它一下，一回到家我就把它收起来。有一天我刚一回家就接到亨利从波赛打来的长途电话，我顺手把项链摘下来，放在客厅的一个玻璃盘子上。后来我因为思考电话里讲的事情就把项链忘了。您知道结果怎样？”
说到这里，苏理安夫人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似的，忽然顿住了。琼斯先生果然紧张起来。他脸上那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一绷紧就变成了一副哭丧相。
“结果怎样？结果怎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还会怎么样呢？”苏理安夫人说，“项链不见了。亨利不在家的时候，我的客厅里只有几个亲近的欧洲朋友来过。除此之外，就只有阿布杜拉偶尔进来听听使唤了。他的手脚素来就不干净。见了这样的好东西他还能放过去？所以一定是他偷走了。但他死也不承认。他偷这件东西无非是想拿去卖几个钱罢了。我答应给他钱，他也不接受。他倒反问我一句：‘为什么我无缘无故要接受您的钱呢？’你看他刁不刁？他还要装正经人，真把我气死了！”
琼斯先生松了一口气，觉得故事总算有了一个结局。
不过“总督”先生的心里却烧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他的脸涨得通红。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本质！”他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闹什么民族独立！如果他们真的独立了，天下可真不知要搅成个什么样子！他们在我们的手上真是个大负担。除了我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愿意承担这个重担呢？”
“总督”先生把双手无可奈何地向两边一撇，好像这个负担就放在他的手中而他现在想要把它扔掉似的。但是他立刻又把双手收回来，好像又怕别人把它接过去似的。这种矛盾的心情，说来也很奇怪，在他心中激起一种不可压服的仇恨。他像一头要吃人的野兽似的把眼睛掉向阿布杜拉，眼睛里几乎要迸出火花。在这种情形下，苏理安夫人和琼斯先生不知怎的也同时激动起来。他们怒气冲冲地望着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孩子，恨不得当场就要结结实实地捶他一顿。
阿布杜拉仍然坐在沙滩上，没有理会他们，虽然他已经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所发表的关于他和他的民族的议论。他很奇怪，这一批“温文尔雅”的绅士怎么忽然像发了神经病似的，变得这样狂暴，简直是一群野兽。
阿布杜拉的这种沉思的表情，使这几位高贵的客人更加怒不可遏，几乎要立刻就动手向他打来。“聪明”的皮埃尔当然不难即时就嗅到这种气氛。他的气焰顿时高涨起来。他觉得阿布杜拉太不知趣，居然两次都不理他的挑衅。他觉得现在应该给这个小仆人一点颜色看看了。这次他不是蹑手蹑脚向他后边走去，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到河边——因为阿布杜拉是面对着河坐着的。他在水滩上选好一个姿势，弯下腰，把双手放进水里，使劲地搅起尼罗河的水，向阿布杜拉洒过来。他要把阿布杜拉淋成个落汤鸡的狼狈样子，叫大家痛快地笑一通。头一下子，水只打到阿布杜拉的膝盖。第二下子，勉强打到他的鼻尖。第三下子水还没有搅上来，可是皮埃尔已经因为用力太猛，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衣服滚进激流中去了。
尼罗河激流的力量是相当大的，皮埃尔无法抵挡这急剧的冲击，有点招架不住了，要想爬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坪坛上茶座间引起一片喧闹：“救人！”“总督”先生带头喊：“救人！”苏理安夫人接着喊：“救人！”琼斯先生附和着喊。“救人”声震动了这片河岸。可是没有一个跳下水去救人。琼斯先生是这些高贵客人中最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