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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说，只要略加资助，人们便可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更加勤奋的臣民。在此以前，他从未考虑到这些必要的改良；两年前国王密札将他软禁于自己的城堡中，从那时起他才察觉这些问题。他坦率地写道：“两年来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确信所有这些事情是极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饥馑的年代，人们发现昔日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庇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
临此危境，在最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如像蒂尔戈，贸然抵触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须养活他们的佃农，直到翌年收获。我找到许多本堂神甫1770年写的信件，他们向总督建议向本教区内的大所有主抽税，不管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们写道：“这些人拥有大宗田产，但并不在那里居住，这些人从中攫取大笔收入，却带到别处去挥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里也遭乞丐侵扰；因为，正像勒特罗纳所说，穷人在城里得到救济；但在农村里，一到冬季，行乞便成为绝对必要。
人们不时以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让有钱人再发发善心岂不更好。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我看过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份通报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但是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其他各种场合。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的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写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的巨大距离，容易转移人们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样被操纵来对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与人道已成为法国人的特征和世纪精神，舍此这个问题便会使那些对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们感到无穷忧愁，尽管他们自己免受贫苦。”
但是，压迫不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祖先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艺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毫无技艺；置身光辉灿烂的知识世界，他们却尚未开化。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说道。他们擅长的惟有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天生的必要联系。
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他们被禁锢在这里，完全隔绝。在天主教崇拜未经反抗就被废除，教堂遭受亵渎之前不到20年，政府为弄清一区的人口，有时便采取这样的方法：本堂神甫在圣桌上点出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计数：得出来的总和就是居民总数。当我发现这种情况时，我感到吃惊，几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野人心中；它们通过条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隘晦暗的处所，采用着各种奇异的形式。但从外表上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仿佛始终如一；他们已被压服，他们照样喜悦。
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对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人们却看不到。
上层阶级的人们很难清楚辩别老百姓灵魂中，尤其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教育与生活方式使农民对人类事务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理解，这个理解对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闭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开始之际，一切身居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当1793年已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快乐无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怎能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怖的景象啊！
让我们在这里稍事停留，透过我刚刚论述的所有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帝治理社会的一条最伟大的法则吧。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相反，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一个奇怪的政权解除了他们领导、保护、救济其附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给他们保留了种种金钱权利和荣誉特权，他们估计并无损失；他们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自己认为还在起领导作用，而且事实上，他们四周还簇拥着公证书中称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则名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实际上，谁也不听从他们；他们是孤家寡人，当他们最终遭到攻击时，只能逃之夭夭。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尽管有极大差别，有一点却彼此相同：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这些农民在他眼里不仅形同路人，而且，简直可以说宿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法兰西这座大厦一度有雄踞全欧之势，当已成为废墟时，将使世世代代感到惊讶；但是注意阅读它的历史的人，并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最后，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其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以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三篇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我暂且把要描述的为这场伟大革命作准备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边。现在论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们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
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
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
至于这些作家的政治体系，他们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从中调和，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却从未完成这项工作。
尽管如此，如果撇开枝节，溯本求源，便不难发现，这些不同体系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这个观念仿佛是他们每人都设想到的，似乎先于他们头脑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的共同来源。不管他们在进程中如何分歧，这个起跑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只要仔细察看，人们就能发现，所谓18世纪政治哲学，严格说来，就包含在上述的那个唯一观念之中。
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3000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的想象中闪现，但从未固定下来。那么，这回它是怎么占据所有作家的头脑的呢？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我想用几句话指出这个问题，让大家看看这些似乎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学史的事件，对于大革命，以及对于我们今天，产生了何种非同小可的影响。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普遍形成的那些观念与他们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他们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个社会自身的景象向他们自然地提供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然而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辩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贵族阶级在其盛期不仅领导事务，他们还领导舆论，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
不仅如此，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
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但是他们从哪里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们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1789年贵族在陈情书里对王权的侵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他们在15世纪陈情书里表示的一样。在国王方面，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仿佛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相反，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