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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经很深了，所有的闲人都走光了，榆木疙瘩、大棒子妈、大棒子的弟弟、妹妹、佩全、端方、端方的父母，枯坐在堂屋的四周，中间躺着什么都不是的大棒子。除了大棒子的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哭，再也没有一点动静。想来大棒子的母亲也哭不动了。没有人说话。长明灯亮着，所有的眼睛都望着长明灯，视而不见，散了光，忧郁而又木讷。就这么干坐着，不吃，不喝，光出汗。端方想，看来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静了，人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特别地安静，想来不会再有什么举动了。
天亮了。伴随着天亮，佩全突然来了精神。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网子过来，给大棒子磕头，要不然不下葬。端方其实也没力气了，脑子里一片空。可佩全刚刚开口，端方的脑子一个激灵，清醒过来了。端方说：“不行。”端方说得一点都不含糊，不行。除非有人出面作证，是网子把大棒子喊下河的。僵局再一次出现了，佩全坚持，端方不让。端方是不会让的，即使佩全用他的菜刀对着他的脑袋劈过来，端方也不会让。这一步要是让下来，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关键是，等于认了。这就留下了后患。端方不能。
三伏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僵持到下午，大棒子的身上已经飘散出很不好的气味了。气味越来越重，实在令人揪心。端方咬着下嘴唇，咬得很紧，没有任何松口的意思。端方在等，他在等待裁判。裁判一定会出现的，这个用不着担心，端方有底。转眼又到了傍晚，裁判终于出现了，是四五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来到大棒子家的天井，反过来劝大棒子的爹，劝大棒子的妈。天太热，不能再拖了。可怜可怜孩子吧，不能再拖了。大棒子妈在听。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但是，她侧着脸，在听。大棒子的妈很长地吸了一口气，用她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声嚎啕。这一声无比地凄凉，真的是撕心裂肺。所有的人都哭了，端方，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哭了。端方流着泪，知道了，事情了结了。彻底了结了。他叫过了母亲，让她回去，让她回去搬运木料，他要送大棒子一口棺材。母亲快到门口的时候，端方叫住母亲，再从鸡窝里捉两只下蛋的老母鸡来。母亲照办了。木料和两只芦花鸡刚刚进了大棒子家的大门，大棒子的妈就软了。端方喊来了木匠。又一个残阳如血。王家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斧头的敲击声，斧头的敲击声巨大而又沉闷，丧心病狂。
晚饭之前端方从乱葬岗回来，天色已是将黑。天井刚刚扫过，洒上水了，是那种大乱之后的齐整，十分清爽。桌凳放在天井的正中央，是晚饭前的光景。王存粮失神地坐在那儿。端方走进厨房，母亲正在锅灶的旁边，往牛头盆里头舀粥，怔怔地看着儿子的脸；端方什么都没说，拿起葫芦瓢，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一口气灌进了喉咙。喝完水，端方回到天井，差不多虚脱了，再也挣不出一点力气。端方没有走到桌边，而是靠着厨房的墙，滑下去了。一屁股坐在了墙角。王存粮走到端方的身边，蹲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却掏出了香烟。不是烟锅，是纸烟，丰收牌的。九分钱一盒。存粮拆了烟盒的封，抽出一根，叼上了，又抽出一根，放在地上，就放在端方的两只脚中间。端方望着地上的纸烟，停了片刻，接过继父手上的洋火，给继父点上了，自己也点上了。这是端方有生以来的第一支香烟。吸得太猛，呛住了。父子两个再也没有说什么，就在墙角，一口一口地吸。
网子一直躲在屋子里，竖着耳朵，听天井里的动静。听了半天，安稳了，壮着胆子走出了堂屋。王存粮望着他的亲儿子，突然吼叫了一声：“跪下！”网子不是自己跪下的，而是被爹爹的那一声吼叫吓得跪下的。网子跪在天井里，瞪着眼睛，无助地望着他的母亲。母亲正站在厨房的门框里面，神情木讷，也不敢动。王存粮盯着网子，越看越替大棒子伤心，越看越为自己的儿子生气，突然站起来了，要动手。王存粮从来没有碰这个小儿子一巴掌。舍不得。今天他要动手。今天他要给他来二点家法。网子颤抖了。母亲也颤抖了。端方望着手里的香烟，说话了，说：“爹，不要打他。”王存粮停住了，回头瞅了一眼端方，端方的眼睛肿得只剩下最后的一道缝隙。端方说，“不要打他。”他的声音很轻，然而，在这个家里，第一…次具备了终止事态的控制力。端方对网子说：“起来。”网子看了看他的父亲，又看了看他的大哥，不知道该听谁的，不敢动。王存粮瞪起了眼睛，高声说：“个小畜生！寄叫你起来，还不起来！”网子起来了，一个人悄悄走进了厨房，站在了母亲的身后。母亲给端上牛头盆，来到了天井，顺眼看了一眼墙角的父子。沈翠珍注意到端方夹着烟，却没有吸，脑袋枕在墙上；嘴巴张得老大，已经睡着了。王存粮把端方手里的半截子香烟取了下来，在地上掐掉。叹了一口气，小声说：“龙生龙，凤生凤。”沈翠珍听见了，懂他的意思了。心口一热，要哭。手里晃了一下，被稀饭烫着了；沈翠珍放下牛头盆，把大拇指头送到了嘴里，说：“吃晚饭了。”王存粮弓了腰，拍拍端方的膝盖，说：“吃晚饭了。吃了再睡。”
第四章
一直努力着为端方做媒的大辫子带来了好消息；却不是时候。女方的母亲也是，别的倒不急，一定要先把端方拉过来，“相”一下。沈翠珍有些为难。眼下的端方鼻青脸肿的，脸上的伤还淤在那儿，怎么见面呢。沈翠珍说，端方现在的模样“绝对不是他真实的水平”。大辫子不说话，想了想，说：“起码要看一眼相片吧。”这可把沈翠珍难住了，端方哪里有相片？他这样的家境，哪里拍得起。好在沈翠珍是一个活络的女人，有主意了，立即把端方的高中毕业照翻了出来，用指甲在端方的下巴那儿划了一道很深的痕。大辫子接过毕业照，虽说一眼就找到了端方，毕竟是合影，小模小样的，脸上的五官也不清晰，看不出什么来。大辫子接过端方的高中毕业照，笑了，说：“翠珍哪，你真是有主意，做女人真是屈了你这块料了。”
但是女方就是死心眼，在“先看人”这个问题上不肯通融。大辫子把端方的毕业纪念照退回到翠珍的手上，重复了女方的意思。翠珍自言自语说：“怎么会有这样不通情理的人家。”心里头已经冷了一大半。大辫子看着翠珍的脸色，心里说，你沈翠珍光生了三个儿子，到底没有亲生的闺女，哪里能懂得丈母娘找女婿的谨慎。翠珍不放心地说：“大辫子，你没有说端方挨打的事吧？”大辫子说：“那件事多晦气，提它做什么。没提。一个字都没提。”翠珍想，大辫子到底是大辫子，说话办事就是牢靠，是个妥当人。大辫子说：“见还是不见？我要回话呢。”翠珍没有说话，回房间去抓了十个鸡蛋，塞到了大辫子的手上，笑着说：“大辫子，下次还要麻烦你。”大辫子客气了一回，听出意思来了，这件事拉倒了，就撂在这儿了。翠珍这个人她大辫子是知道的，别看她嫁过两次男人，回头草她还不吃。是一头母犟驴子呢。
端方现在的模样的确不是他“真实的水平”，一身一脸的伤，难免要往合作医疗那边跑。跑多了，换药反而是其次，倒成了喝汽水了，顺便再和兴隆聊聊。兴隆好歹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谈吐里头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概括起来说，就是一门心思建议端方去当兵。总是呆在王家庄，“不是把自己呆成一棵树，就是把自己呆成一头猪。”兴隆这般说。还有一句话也是兴隆一直挂在嘴上的：“好歹弄一把冲锋枪玩玩，弄好了还能弄一把手枪玩玩。”这句话端方爱听，主要是好玩。兴隆偏偏不说“提干”，就是要说“弄一把手枪玩玩”。一来二去，端方的心思慢慢地被他说动了。是啊，弄一把手枪玩玩，挺好的。
没想到吴蔓玲在这个下午走到合作医疗来了。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一样，也是南京来的知青，可现在人家已经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了。要是细说起来的话，端方和吴蔓玲并不怎么熟，几乎没有单独地说过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端方一直在中堡镇，又不怎么回家，打交道的机会自然就少了。两年前呢，两年前端方的个头还没有蹿上来，看上去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又瘦又小，吴支书哪里能注意到他。所以，虽说都是王家庄的人，两个人其实很生分。吴蔓玲是挺着她的手指头进来的，她的手指被什么东西划破了，正在流血。吴蔓玲的脸上一直在微笑，看起来这一点点小伤对她这个铁姑娘来说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家常便饭了。吴蔓玲跨过了门槛。引起端方注意的却不是她手上的血，而是吴蔓玲的脚，准确地说，是吴蔓玲的脚丫。她赤着脚，脚背上了一层泥巴，一小半已经干了，裤管一直卷到膝盖的上方。端方注意到，吴蔓玲乌黑的脚趾全部张开了，那是打赤脚的庄稼人才会有的状况。吴蔓玲的脚丫给了端方无比深刻的印象。端方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说：“吴支书。”
吴蔓玲瞥了一眼端方，笑起来，说：“是端方吧？——个端方伙，学的哪块的，不喊吴大姐，还无支书有支书的呢。”
端方吓了一大跳。倒不是吴蔓玲一口喊出了他的名字，而是她的口音，她说话的口气。吴蔓玲一点南京腔都没有了，一嘴王家庄的活，十分的地道，简直就是王家庄土生土长的一个村姑。吴蔓玲看了一眼端方脸上的伤，说：“佩全这个狗东西，下手那么重。好长时间不说他了。”端方连忙说：“都过去了。”吴蔓玲笑眯眯地，轻声说：“不学好。有力气不下田干活，打架！什么时候给你们办个学习班，好好给你们紧一紧发条，收收你们的贱骨头。”端方知道吴支书这是在批评了，但是，口气是亲的，带有家长里短的热情，是软绵绵的一巴掌，心里头反而很受用。没想到吴蔓玲这么平易近人，一说话就春风扑面，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就这么说着话，吴蔓玲已经亲自给伤口消过毒，洒上消炎药，蒙上纱布，自己给自己包裹好了。一点也没有麻烦兴隆。一切都妥当了，端方以为吴蔓玲会坐下来，慢慢说两句闲话的。却没有。吴蔓玲没那个闲工夫。风风火火地进来的，风风火火地又走了。端方望着吴蔓玲的背影，突然想起来了，吴蔓玲其实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可人家说话办事已经像一个长者了，可以说很威严，也可以说很慈祥，不仅不讨厌，反而更轻松、更活泼、更有趣。端方以前一直以为吴蔓玲是一个傲慢的人，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一口地道的乡下口音已经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倒把端方迷惑住了，吴蔓玲好听的南京话哪里去了呢？还有，她好看的模样又是到哪里去了呢？
看见吴蔓玲走远了，兴隆拿出汽水，自己一瓶，端方一瓶。兴隆喝了两口，脸上挂上了意味深长的微笑，突然说：“端方，你可要对人家好——点。”
这句话有点没头没脑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端方问：“对谁好一点？”
兴隆的嘴巴往外努了努，显然是指吴蔓玲了。
端方不明就里，问：“为什么？”
兴隆说：“你还想不想当兵去？”
端方说：“想啊。”
兴隆说：“还是啊。人家不松口，你当什么兵？傻小子你记住了，你的命就在她的嘴里，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口痰。”
为了更加直观地解释这一点，兴隆咔了一口，吐向了门外。兴隆的痰没能飞远，在门槛的内口掉下来了，趴在地上，像一摊鸡屎。
吴蔓玲是一九七四年的三八妇女节当上王家庄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说起来也真是，王家庄在二月二十一号那一天出了一件事，原来的支部书记在二月二十一号被人堵在了床上。吴蔓玲三月八号就续上去了，一切都水到渠成。原先的支部书记叫王连方，一个男将，面相蛮厚道的一个人。然而，老话是怎么说的？男人的面相有两张，一张挂在脸上，一张躲在裤裆。一般来说，可以相信的并不在脸上，反而躲在裤裆。就说王连方吧，王连方的那张脸特别地老实，很本分，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憨。谁也想不到他是个“憨脸刁”，裤裆里的小二子可刁滑了。王连方在女人的面前有一手，从不使蛮，不玩霸王硬上弓的那一套，相反，可怜巴巴的。他要是喜欢上哪个新媳妇了，往往会特别地客气，方方面面都照顾。逮准了机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帮帮忙，帮帮忙哎。”所谓“帮帮忙”，说白了，其实就是叫妇女们脱裤子。“帮帮忙”是王连方的一个口头禅，十分地文雅，十分地隐蔽，听上去像从事正经八百的工作。事实上，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妇女们就是“工作”，赤条条的，颤抖抖的，放在被窝里面，让王连方去“忙”。王连方究竟让多少妇女们“帮”过“忙”，谁也不知道。有一首顺口溜在私下里是这样流传的：
王连方，实在忙，
到处都是丈母娘。
丈母娘，也姓王，
名字就叫王家庄。
可是，王连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死了。你的小二子再忙，你也不能叫军嫂给你帮啊。那不是往枪口、往炮口、往坦克上撞么？他偏偏撞上了。结果呢，被军嫂的婆婆堵在了床上。王连方的政治生命当即就粉身碎骨。
王连方“下去”了，吴蔓玲呢，“上来”了。说起吴蔓玲来，乡亲们的话可就多了，她的事迹可以说上一箩筐，一笆斗，说不完的。刚刚来到王家庄，吴蔓玲就喊出了一句口号，也就是最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吴蔓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第一年的冬天，队长安排生产队的男将们去挑大粪，吴蔓玲不同意，站起来了。她也要挑。生产队长难办了。其实队长这样是有道理的，挑大粪可不是一般的活，累不说，关键是太脏。大粪哪里是什么好东西？别看它在茅坑里头不显山、不露水，你要是真的动了它，粪舀子一搅和，它的厉害出来了，能臭出去三里地，张牙舞爪，狗都不理。女人们哪里吃得消。吴蔓玲偏偏不信这个邪，她坚持说：“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女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这句话其实是毛主席说的，可是，经吴蔓玲这么一说，你感觉不到她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就像是她说的，脱口就出来了。这起码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毛主席这个人说话向来是靠船下篙的，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出广大妇女同志们的心里话；第二，吴蔓玲学习毛主席语录已经学到骨子里，她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山珍海味和大鱼大肉，就是家常便饭，所以，落实在了平平常常的行动上。吴蔓玲真的去了，就一个女将，夹在男人堆里，在臭气熏天的道路上健步如飞。当然，事情也是不凑巧，也许是用力过猛，也许吴蔓玲自己也没有当回事，她的身上提前了，来了。吴蔓玲浑然不觉，还在和男将们竞赛呢。还是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吴蔓玲的不对，他叫住了吴蔓玲，说：“姐，你的脚破了，淌血呢。”吴蔓玲放下粪桶，回过头去，看到了大地上血色的脚印。大伙儿都围过来了，吴蔓玲脱下鞋，看了半天的脚，没有发现不妥当。队长这才注意到血是从吴蔓玲的裤管里流下来的。队长是个已婚的男人，猜出了八九分，却又不好挑明了，只能含含糊糊地关照吴蔓玲，让她先回去。吴蔓玲的小脸羞得通红，可是，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吴蔓玲说：“轻伤不下火线。走，把这一趟挑完了再说。”队长后来逢人就念叨吴蔓玲的好，说小吴“这丫头是个泼皮”！
小吴才不是泼皮。在王家庄，小吴其实是一个最和气、最好说话的人了，对每一个人都好。不论是老的还是小的，见人就笑，没话也有话说。即使在路上遇到了，她也要招呼一声：“啊吃过啦广亲切，热乎，完全是一家子的模样。小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