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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尾贬低文字（汉字）、贬低中国历史文献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其“神话史观”，以便从根本上使日本历史摆脱“中国文化圈”，满足其“皇国”优越的自恋心理。西尾明白，如果拘泥于中国史书上的“文字”的记载，日本古代“一万年文明”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只有彻底否定以记录史实为特征的中国史学，只有标榜“历史不是科学”，才能建立其“神话史观”，才能使日本跻身于“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行列。为此，西尾提出：
在广义上说，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
歌德说过：“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象征。”正如艾伦斯坦·贝尔德拉姆关于历史与神话仪式的著名的命题所表述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对历史的纯粹事实加以完全的、客观的把握。关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发生于过去的事件的象征和比喻。历史与过去事情的复原绝不是一回事。历史是活在现在的我们当中的新的构成物。依照这样的看法，把遥远的过去某地方的外国人所记录的东西，无原则地设定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纯粹史实，是错误的。我们拥有从复数的诸事实中找出真实，并加以再创作的权利。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9页。
这段话已经把西尾的历史观表述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神秘主义史观，这也就是日本“皇国史观”的一种特色。在这种史观里，“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不是科学……历史是言语的世界，是由言语支撑的不确定的人类智慧的集积，是与对未来的希望、不安、欲求紧密相连的人类解释的世界”；“历史因民族不同而写法各异，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西尾干二《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37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所以“历史是我们制造的”西尾干二编著《迫りくる“全体主義”の足音》，第37页，小学馆2001年版。。在另一本书中，西尾干二还把“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说成是“世界上的常识”，认为“中国人写历史的话，就肯定是以中华思想为中心；阿拉伯人写历史的话，肯定贯穿着伊斯兰中心主义；欧洲人写历史的话，那肯定是欧洲中心主义”。西尾干二、小林よしのり、藤冈信胜、高桥史郎《歷史教科書との15年戰爭》，第11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然而，谁都知道，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都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历史事实，不是说他们是中心他们就是中心。然而，日本文明在何时有过这样的“文明中心”的历史呢？西尾干二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别的国家或民族可以把自己写成世界文明的中心，日本为什么不能？在他看来，“如果日本不首先在自己国内采取世界以我为中心自我旋转的那种傲然的、豪迈的自我意识，那还成何体统？”西尾干二、小林よしのり、藤冈信胜、高桥史郎《歷史教科書との15年戰爭》，第11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在这种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病态自恋的历史观的指导下所“制造”的《国民的历史》，怎么会有一般历史书应有的那种科学性、客观性、可信性呢？所以，《国民的历史》中随处可见的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等一切不经之谈与无稽之谈，都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西尾在《国民的历史》的后记中称，《国民的历史》是他代表“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向日本的未来投出去的一块石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也宣称，《国民的历史》是他们的“新历史教科书”的“试作版”。此话不假。可以说，《国民的历史》虽然不是历史教科书，但却将西尾干二及他主导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观，全面地呈现了出来。后来，西尾干二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联合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就集中贯彻、体现了《国民的历史》的历史观。到了2001年4月，该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的检定，不久由扶桑社出版。但由于日本国内外各界的强烈批评和抗议，实际采用这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却少得可怜，据说使用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学生只有五百来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采用率近乎为零”。这种结果似乎超出“编纂会”的意料，所以他们惊呼这是“异常的结果”。西尾干二在气急败坏之余，组织了高桥史郎、佐藤胜巳、石川水穗、田中英道、中山茂男等一帮右翼人士及附日派文人黄文雄，赶写了一本题为《日益迫近的极权主义的脚步声》的小书，对那些批评“新历史教科书”的团体和个人大肆攻击，称他们为“过激派”、“新左翼”、“卖国贼”，虚吠“韩国、中国、朝鲜组成了反日统一战线”，污蔑中国的历史观是“极权主义史观”，煞有介事地惊呼日本受到了“极权主义”袭击详见西尾干二编著《迫りくる“全体主義”の足音》，小学馆2001年版。。实际上，西尾干二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前景，还是有着自己的现实判断的。早在1997年，他就说过：最可怕的是现在的教科书不变，“变化是首要的目标”。西尾干二《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7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从这个角度看，西尾干二要使教科书“变化”的目标已经在逐渐实现。在1999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之一、右翼政治漫画家小林善纪就得意地说：“慰安妇问题也好，南京〔大屠杀〕问题也好，一有抹杀的发言就招致冰冷的目光，被贴上右翼的标签。那已经是两年前的状况了。”“如今，即使公开发言〔否认侵略历史〕，空气也宽松多了。”小林善纪、竹内义和《自虐でやんす》，第8页，幻冬舍文库2000年版。进入21世纪的这头几年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更是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淡化侵略历史、弱化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倾向。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一书第十章《世纪之交日本教科书的“改恶”》对此有着详细评述，读者可参考。在这方面，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及其历史观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1）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是两个臭味相投的右翼文人。他们在其合著和独著的大量书籍中，将日本战后有学术良知的、勇于反省侵略战争的学者及作家称为“卖国贼”而进行恶毒攻击并予以“告发”，以所谓的“国益论”来包装和兜售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美化天皇及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并公然叫嚷“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谷泽永一（1929～）和渡部升一（1930～），两个人年龄相仿，职业相同——都是大学教授（谷泽为关西大学教授，渡部为上智大学教授）。和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有所不同的是，两人似乎渡部升一、谷泽永一部分著述书影
都没有组织或参与任何公开的右翼团体，而是标榜独立的学者姿态。但两人成伙，三人成帮。谷泽永一与渡部升一在右翼思想上十分接近，而且在文风上也非常相似——语言刻毒，口无遮拦，出语惊人，言语独第四章“恶魔的思想”断，强词夺理，以偏概全，还擅长不加节制地加以自我复制，许多书在材料观点上反复重复使用，以致大同小异，这反倒成为他们在读者中兜售自己的言论、扩大其影响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由于臭味相投，两人常常合作著书。他们至少合作撰写过六本书——包括以攻击战后和平教育为主题的《谁把历史弄成这样？》，把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所谓“平成金融恐慌”）的责任推给日本内阁大藏省，并大骂大藏省为“国贼”的《国贼是谁？》，对著名辞书《广辞苑》横加挑剔的《〈广辞苑〉的谎言》，站在右翼立场上对日本近现代史加以歪曲描述的《封印的近现代史》《破禁忌的近现代史》，还有全面否定侵略历史的《敬告韩国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此外，两人有时还为对方的书作序、或者写“解说”互相加以吹捧。尤其在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方面，在宣扬自恋史观方面，在仇视和攻击中国方面，这两个“一”——“谷一”和“升一”——可谓绝妙搭档。因而，本章将他们放在一起，一并加以剖析。
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的极右翼立场，是非常明确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是战时的德富苏峰那样的“大日本主义”者。他们对日本的天皇制的历史传统缅怀不已，对明治维新后的天皇专制制度及对外侵略政策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战后社会中的民主主义思潮十分仇视，把勇于反省侵略战争、主张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人士，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和“反日的日本人”、“反国家主义者”，并把他们作为敌人大加抨击。谷泽永一曾断言：
这些称为“进步的文化人”的一伙人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日本这个国家，打掉日本国民的元气，把日本搞成一个涣散不堪的社会，并最终把日本变成共产主义的附属国。
所谓“进步的文化人”，采取的是反国家的、反日本的态度。他们背叛我们的国家，非难我们的国家，对我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加以攻击。……这伙反日的日本人，对国民无比轻蔑，以强奸民意为快乐，目的是使国民丧失气概。他们的反日言论像毒气一样，不知何时开始在日本列岛蔓延开来。谷泽永一《こんな日本に誰がした》，第2页，クレスク社1995年版。
这是谷泽永一在《谁把日本弄成这样？》一书中的序言中写下的一段话。谷泽永一是何右翼面目，读者看完这段话即可一目了然。在这本书里，他把日本历史上反抗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及各党派，包括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等，统统骂作“卖国奴”。而他要集中“告发”的，则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因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者大江健三郎的告发状”。谷泽把大江健三郎视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罗列种种罪状，对大江加以“告发”和声讨。他断言大江健三郎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大江丑化了日本人，讨取外国人的欢心。谷泽永一之所以告发大江，是因为大江对天皇及天皇制不够戴敬，并且以“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为由，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是因为大江对日本社会有所批判，在诺贝尔奖受奖辞中将日本称为“暧昧的日本”；是因为大江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承认并反省日本近现代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历史，并认为战时的日本人处于“狂信”状态；是因为大江在战败五十周年的时候说出美国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人要以此为机会加以反省。最后，谷泽永一把大江健三郎称为“出卖日本的人”，将日本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相提并论，得出了“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一结论，断言“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这样的人，是现代的反面教师”。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2）
谷泽永一在“告发”了大江健三郎以后，还嫌不解气、不过瘾，又一鼓作气，写出了《恶魔的思想——12个叫作“进步的文化人”的国贼》谷泽永一《惡魔の思想——“進步的文化人”といぅ名の国�12人》，クレスク社1995年版；1996年由PHP研究所出版文库版，改题为《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一书。对日本战后十二名著名的文化界、学术界人士，冠之以“进步的文化人”这一蔑称，一一加以“告发”。对这本书，作家阿川弘之赞赏说：“我认为没有比‘进步的文化人’那样更妨害战败国日本的重建的人了。以前我称他们为‘战后犯罪人’，谷泽先生称他们为‘反日的日本人’，尖锐地指出他们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和‘进步主义’不过是‘亲苏容共’的代名词，认为像这样把祖国骂倒的共产主义者，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谷泽自己在该书前言中则称：“战后五十年间，占据我国论坛、误导日本舆论的‘进步的文化人’们，实在应该说是罪孽深重。现在，跟他们算账的时候到了。”
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等亚洲各国，围绕着先前那场大战〔对日本〕不断讹诈的时候，这些人却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讹诈，并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些讹诈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提出来的，只是他们单方面的大放厥词，对我国进行攻击，表达他们的不满，还在报纸上起哄。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都是无视现代国家的正式手续的非正式的恫吓。（中略）而这些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们，却站在北京政府和京城（疑为汉城——引者注）的立场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呐喊助阵，却只把日本视为恶人。他们已经抛弃了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说话这一责无旁贷的使命，相反地，却在维护对方国家的利益。重视别国的利益，做别国的代言人，损害自己国家的重要利益的那些人，我们应称之为卖国贼。（中略）卖国贼是卖国的人，是叛国者；叛国者，就是背叛自己的国民；而背叛自己的国民，就是蔑视国民。谷泽永一《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第10～12页。
这就是谷泽永一为他所“告发”的十二名战后“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所写的判词，罪名是“卖国贼”，罪行是为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说话而不为日本说话，是为“叛国罪”。他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将战后日本思想、学术和言论界的主流，都视为“左翼”。他特别把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员，说别的国家的共产党虽然讲阶级斗争，但也爱国，只有日本的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日本的共产党全都是“反日的日本人”。他还煞有介事地说，1923年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即所谓“1923年决议”），给日本的定性是“前近代”、“半封建”，这个纲领给日本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反对日本，而后来又成为日本“进步的文化人的圣经”。对于谷泽的这一“发现”，渡部升一大为赞赏，他在该书的广告词中甚至这样写道：
有一个词叫作“世纪大发现”，一般是就自然科学而言。而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上，堪称“世纪大发现”的发现，是由谷泽永一来完成的。
为什么日本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那些获得文化勋章的文化人、学者们，那样蔑视日本及日本人，不断地发表那些耻辱、卑屈的言论？打开这个谜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昭和七年共产国际发出的“纲领”。共产国际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表纲领加以非难，除日本以外，是没有过的。为什么？这种邪恶的精神控制仍然持续至今，而人们却浑然不觉。不读本书，就不配谈昭和的思想状况。这是一本没有夸张的、日本人的必读书。见《恶魔の思想》护封勒口广告词《世纪の大发現》。
渡部升一以他那惯用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这个所谓荒唐可笑的“世纪大发现”。然而实在是个“狂犬吠影”式的病态幻觉。
谁都知道，所谓“共产国际”作为20世纪初的产物早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