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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部升一以他那惯用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这个所谓荒唐可笑的“世纪大发现”。然而实在是个“狂犬吠影”式的病态幻觉。
谁都知道，所谓“共产国际”作为20世纪初的产物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那些被谷泽“告发”的日本的无党派自由学者中，有谁还会念念不忘那个“1923年决议”，并且还要贯彻这个决议呢？而作为日本人的谷泽永一至今却依然“杯弓蛇影”，这只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据谷泽自己说他当年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四年后又退了党。，仍然没有摆脱旧的意识形态的思维。换言之，他仍然抱有加入共产党时代的那种极左的思维方式（“极左”与“极右”往往互相转化）。照他的看法，战后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了。
谁都知道，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政府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将日本的共产党扼杀殆尽，战后的日本则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盟友。谷泽、渡部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得出此等结论，岂不无知、可笑之极吗？实际上，与其说谷泽搞了一个“世纪大发现”，倒不如说谷泽和渡部们“发现”了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不受欢迎的日本社会，可以用“共产主义”这一词来诬陷、丑化他们所嫉妒的那些成就卓著、有真才实学、并且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老一辈学者们。
被谷泽永一“告发”的十二个人除了大江健三郎外，还有十一个人。其中——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3）
谷泽告发的第一个人是大内兵卫先生。生前历任东京大学教授，法政大学总长，东大名誉教授。因为他承认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一样实施了侵略，谷泽就说他是“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犯”的主张者，便称他为“历史的伪造家”。
被谷泽告发的第二个人是当代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先生。谷泽给他安上的罪名是说“苏联一切都好，日本一切都坏”，是日本的投降为“无条件投降”论的“谎言”的散布者。因为在谷泽看来，日本的投降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较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右翼评论家江藤淳）。
被谷泽告发的第三个人是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是因为丸山真男认为战前日本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认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日本社会的“中间层”即“小市民阶级”。谷泽认为这是丸山“对国民的弹劾”。
被谷泽告发的第四个人是已故东大教授、法学家横田喜三郎先生。因为横田作为法学家当年曾支持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东京审判”。而谷泽则认为：“东京审判是强制进行的私刑，因为它没有法律依据。”据此，谷泽称横田喜三郎是“为了自己的荣达，而蹂躏法律精神的人”，是“反日的日本人的第一号”；又因为横田主张废除天皇制，这对谷泽这样的“保皇派”而言更是不能容忍，所以谷泽说：像横田“这样彻头彻尾的坏人往哪儿找去呢？”
被谷泽告发的第五个人是已故著名出版家、岩波书店社长安江良介先生。因为安江良介及岩波书店出版了许多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书籍和刊物，谷泽便称他为“进步的文化人的总代理”；又因为安江曾对朝鲜说过一些好话，于是对朝鲜、韩国极为仇视的谷泽便又称他为“对金日成无条件投降的冒牌的出版人”。出于对岩波书店的仇视，到了2001年，谷泽永一与渡部升一还合作写了一本全面攻击岩波书店及其出版的《广辞苑》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广辞苑的谎言》，2001年由光文社出版。《广辞苑》是在日本影响最大、使用最广、堪称权威的语汇与百科辞典，几乎家喻户晓，几十年来不断修订再版，常销不衰。因为《广辞苑》释义严谨科学，对若干历史词条的释义，与渡部、谷泽等日本右翼的观点相左，故招致谷泽、渡部的攻击。他们指责素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广辞苑》是“左翼系统反日、日教组先生们爱用”的辞典，是以“照搬马克思主义”、“断言共产主义才是正义社会”的辞典，是“彻底袒护中国、朝鲜、韩国”的辞典，是“为中国四千年历史的谎言涂脂抹粉的”辞典，是“对日本文化无知、对支那文化盲目礼赞”的辞典，是“没有爱国心”、“篡改历史”的辞典，是“日本人嫌弃日本的有代表性”的辞典，是收录“天皇制”这一词条的、“反天皇的左翼用语”的辞典，是“依靠辞书的权威而从事毒辣勾当”的辞典，总之，“《广辞苑》是愚者的乐园、疯子的天国”。
被谷泽告发的第六个人是著名学者、原学习院大学讲师、已故的久野收先生。谷泽最不满的，是久野对“左翼系统的出版社的编辑施加影响，甘为进步的文化人的后台”，并在座谈会等场合，推荐进步的文化人写“反日言论”的书；是因为久野反对日本扩张军备，是因为久野对天皇制不感兴趣。由此，谷泽把久野收称为“自称进步知识分子的小丑式的人物”。
被谷泽告发的第七个人是著名思想家、学者加藤周一先生。谷泽称加藤先生为“进步的文化人的麻醉师”，因加藤周一曾赞赏过芬兰，谷泽就侮辱加藤周一要使日本“成为苏联的从属国”，是“把祖国卖给苏联的‘A级战犯’”。
被谷泽告发的第八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竹内好先生。因为竹内好在有关著作中曾对中国做了一些客观的描写和评价，谷泽便说竹内好是“服务于支那谷泽永一不用“中国”一词，而用对中国的蔑称“支那”。的顽固的反日的日本人”，终生都是“北京政府在日本的忠实的代理人”；又因为竹内曾说过“日本的文化在历史上曾隶属于中国文化”这样的话，使沉溺于自恋症的谷泽不可忍受，称这种“隶属论”，是对日本的“侮辱”。
被谷泽告发的第九个人是社会活动家、原九州大学教授、已故的向坂逸郎先生。由于向坂先生在其著作中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价，惯事党同伐异的谷泽永一便称他为“最不负责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并以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和东欧瓦解为据，对向坂大加揶揄和攻击。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个人是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坂本义和先生。因坂本先生批评日本资本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战后对亚洲是以“经济的进出和‘侵略’为特征的”，谷泽便把他称为“把日本断定为经济侵略国家的诡辩家”，是一个“骗子手”。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一个人是大江健三郎。详见上述，在此从略。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二个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曾历任法政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东大名誉教授，已故的大冢久雄先生。大冢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日本近代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近代社会，还缺乏近代精神，谷泽便把他称为“全面否定近代日本的国贼”。
在对众多著名学者的“告发”中，“告发”者的狂妄、蛮横、偏激、走火入魔的日本“自恋”病态也暴露无遗。在谷泽永一那里，日本这个国家从古到今，完美无缺，世界第一，因而除了歌颂之外的一切言辞，都要不得、听不得，都属于“犯罪行径”，都属于“卖国贼”行为，都应该加以“告发”——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像谷泽永一这样的人，仍然站在战时军国主义立场上，如此谩骂进步的文化人，殊不知自己作为退步的文化人实已“退步”到了战时军国主义的年代。一个身为“教授”、“名誉教授”、以学者自任的人，却深深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淖之中，公然反对“进步”，并以“退步”为荣，并且到了如此偏执狂的地步，岂不是“教授”的耻辱、学者的耻辱、日本人的耻辱吗？这种文化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何其多也！正是这号人，与右翼政客、军人合谋，使日本一步步走向侵略别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最终损人利己太甚，招致灭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
谷泽永一如此，渡部升一亦如此。
渡部升一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也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1996）、《国益的立场》（1996）、《渡部升一的新忧国论》（1997）、《上升之国、下沉之国》（2000，以上均为德间书店出版）等著书中，标榜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其中，后三本书是他在“电视东京”的“渡部升一的新世纪欢谈”专栏所作的谈话节目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他在该电视节目中散布其“国益论”、“新忧国论”，既谈历史问题，也谈现实社会，每周半小时，达五年之久。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一书的前言中称：“每周的对谈不一定都和历史有关，单纯谈论事实问题的也很多。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忘记‘怎样做才对日本的国益有利？’”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国益論入門》，第8页，德间书店1996年版。由于他打着“国益”（国家利益）的招牌兜售右翼极端主义思想，故似乎颇能迷惑一些电视观众，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国益的立场》一书的前言，渡部升一又说：
每天每日，电视、报纸、杂志、周刊等各种情报信息泛滥。可是在这丰富的信息情报中，各国反日的工作员、或者被他们操纵的〔日本〕人，对这些信息加以巧妙加工的情况不在少数。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人的历史，也就是公开或隐藏地干着摧垮日本人自尊心与自豪感的勾当，打掉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元气……渡部升一《国益の立場から》，第1～2页，德间书店1996年。
这种论调与上述谷泽永一的论调简直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同时，和谷泽一样，渡部也决不容许别人提日本历史上的“恶事”。在他看来——
日本有影响力的媒体和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对于日本过去的恶事，针小棒大地加以夸张，甚至连谎言都相信其有。然而对于中国现在的恶事却守口如瓶；对于中国和高丽（指朝鲜——引者注）的国益很热心，对日本的国益却漠不关心。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祸害之心，而媒体则推波助澜。
提倡“国益”、忧国，在战后的日本往往被贴上“右翼”的标签。然而，其他的国家——如美国，即使那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美国国家利益问题上，用日本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就是右翼。不，是超右翼。只要想想有好几个美国公民被另外国家的人从美国绑架，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略）我曾经和几个在美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人交谈过。这些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在美国的国威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看法，给人的感觉是比日本的右翼更右。今天的中国和高丽，为了自己的国益而干事的人，可以说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新忧国論》，第2～3页，德间书店1997年。
在这里，渡部升一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右翼。但是，“右翼”或“右翼分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作为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都不算是一个褒义词。这一点渡部自己十分清楚。于是他在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右翼之后，却把美国、甚至中国、朝鲜的维护“国益”的人，看成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换言之，他是说自己这个“右翼”和别国的那些“超右翼”比较起来，“右”得还远远不够。可见，渡部升一完全把“右翼”和“国益”即“爱国”混为一谈。若照他的标准，德国的希特勒、戈培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类的祸国殃民的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人，都是“国益”者无疑。实际上，渡部升一就是站在这样的右翼立场上，为日本历史上的对侵略战争富有重要责任的人——特别是昭和天皇——全面翻案、全面肯定、全面美化的。“国益”、“忧国”是渡部升一这位右翼军国主义者往他自己脸上贴的金。而他的“爱国”、“国益”其实质就是“日本优越论”、“日本中心论”、日本是“亚细亚的盟主”论。究其实质，就是要重温“亚细亚共荣圈”的旧梦。这一点，在1994年出版的《亚细亚共円圈的时代》原题《アジア共円圈の時代》。该书由渡部升一与台湾出生的附日作家、商人邱永汉合著，由PHP研究所1994年出版。（“円”即日元——引者注）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显著。在这本书中，渡部取“亚细亚共荣圈”的谐音，提出了“亚细亚共円圈”这一概念。他宣称美国经济及美元就要没落，而今后整个亚洲将是日元的天下，“这个过程就是将未实现的亚细亚共荣圈，变成亚细亚共円圈的过程”。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1）
在对谷泽、渡部的右翼极端主义的思想构造略加剖析之后，再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站在右翼立场、“国益”立场上的，借着谈日本的历史及亚洲的历史，来兜售他们的自恋史观的吧。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关于日本历史的右翼论点，首先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当中。这部书的名字叫做《谁把日本历史弄成这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历史教科书总检点”，是以全面攻击和否定日本战后历史教科书为宗旨的。但这本书实际的中心，与其说是“检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如说是他们站在右翼国家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从古到今的日本历史实施的篡改。
在谈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渡部和谷泽像西尾干二等其他右翼文人一样，极力证明日本古代的文明多么悠久、多么独特、多么优越。而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就要设法贬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他们不敢承认、并极力贬低中国文明在古代东亚的中心地位，甚至因为“中国”这个词有“中心之国”的涵义，而拒绝使用。渡部升一几乎在每一本自著及合著的有关日本历史的书（如《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渡部升一日本史快读》《封印的昭和史》及《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等）的“前言”之后，都附带一段“附记”，其中云：
本书中，对“支那”和“中国”区别使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略称，而作为地理的、文化的概念不适用。在表示地理的概念、或贯穿诸王朝的民族、文化的概念的场合，则应使用与英语的CHINA相当的“支那”。本来“中国”这个词，是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些蔑称相对而言而被使用的美称，日本理应加以拒绝。此处引文见《渡部升一の昭和史》，第12页，其他有关各书也大同小异。
作为日本人，渡部当然知道，“支那”这个词从近代以来，在日本人嘴里说出来，就带有强烈的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意味。从这一点上看，日本人所称的“支那”与英文的CHINA的情感色彩完全不同。在英文中CHINA是中性的，意为中国，而日文的“支那”却与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相始终。当年中国人听日本人张口一个“支那”，闭口一个“支那”，那种屈辱的感觉是何等强烈，今天的读者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有关作品，就很清楚了。因而，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日本政府曾明文要求日本的各媒体一律不再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今天，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右翼文人渡部升一、谷泽永一等顽固的反华分子，却仍然我行我素，故意口口声声“支那、支那”，并公然企图将此合法合理化。这简直就是一种无赖行径，也是对中国的肆意挑衅。诚然，“中国”是中国的“美称”，在渡部等人看来，中国的“美称”就是名不副实，“日本理应加以拒绝”。那么，“日本”是不是“美称”呢？“日本”的意思似乎是“日之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难道因为日本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一种虚构的“美称”，中国人就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在著作中称日本为“倭国”或“倭寇”吗？何况，不管渡部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毕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东亚地区就是“中心之国”，也就是“中国”，这是历史上的众所共知的常识，且名副其实。
对“支那”一词的纠缠，既表现了渡部、谷泽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又暴露了他们那“日本自恋”的病态。在《谁把历史弄成这样？》一书中，自大、自恋的“大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洋溢其中。他们从现行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仔细寻找那些他们认为难以说明日本历史的自豪与荣耀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