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布罗克经济圈。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广大殖民地的日本该怎么办呢？……
第三，支那大陆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使奉行不干涉内政和归还既得权益为支柱的非帝国主义的币原外交“币原外交”，指的是1924年6月就任外相的币原重喜郎提出的对华外交思路，即所谓对华“不干涉内政”。这是在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高涨和国际压力之下，在对华政策上做的一种调整，其特征是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方针。成为不可能。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10～11页。
渡部升一的这些论调，与中村粲、西尾干二等右翼文人的论调基本相同。渡部升一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全都归结于这些外因和“外压”，是十分荒谬的。第一，美国当年所排斥的，是整个亚洲的移民，也包括华人移民，但中国人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白人搞种族歧视，就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日本却发动了战争，并且最先发动的是侵略中国、而不是侵略美国的战争。第二，美国人、英国人结成什么经济圈，是一种经济贸易行为，这种行为在当代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况且这种经济圈并没有制止日本人的和平合法的对外贸易。因为美国出台一部保护本国贸易的法律、因为英国结成一个经济圈，就发动对第三国——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完全不合逻辑。第三，所谓“支那大陆的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确实存在。但是“排日”、“侮日”的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国，假如日本没有侵略中国，那么以中日历史上传统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国人不会专门“排日”、“侮日”。何况，日本人是不请自来，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上“排日”。倘若日本不在中国横行霸道，哪会有什么“日”可“排”呢？
渡部的老搭档谷泽永一为《昭和编》这样一本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充满偏见、谬误的书，写了一篇“解说”附于书后，肉麻地将其称为“将历史一锤定音的现代史名著”。其中写道：“现代著作家所必要的，就是独立自恃的气概。自从出版处女作随笔集《真正的人的构造》（昭和47年，现讲谈社学术文库）以来，渡部升一坚持其独立不羁的姿态，在此延长线上达到了圆熟的境界，现在又倾注全部身心，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史送到世人面前。我真想叫一声：‘壮哉’！”
五、“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正是这种臭味相投的狼狈搭档，促使两人合作写出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
《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1）
书名虽冗长，但意思相当露骨。这两位右翼分子以致信的形式，向韩国、中国、俄国、美国这四个战争受害国家和反法西斯主义国家，明确地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日本如何“没有战争责任”呢？
至于“日本没有战争责任”的理由，实是陈词滥调，什么美国人搞种族歧视啦，美国人策划搞垮“日英同盟”啦，美国出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超高税率的关税法从而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啦，美国对日本搞石油禁运啦，等等。他们援引昭和天皇在战后对战争原因的总结，把美国的“人种歧视”称为战争的“远因”，把石油禁运说成是“近因”。一句话，引起战争的原因全不在日本方面，日本打仗是迫不得已的，日本的战争是“自卫的战争”。
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认定“日本没有侵略支那”。他们主要举出两点理由。
首先，他们认为，“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时日军所呆的地方是“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这样一来，谷泽就把日本军队“所呆的地方”——包括台湾、辽东半岛、整个中国东北三省乃至后来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当然也包括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等超过中国领土的一大半地区，都视为“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抗击外国入侵而筋疲力尽，谈何“引诱外国人”！渡部故意把日军占领地与根据条约设立的“租界”混为一谈，简直是流氓无赖的泼皮话，不值一驳。但值得注意的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对所谓“租界”的合法性的无条件的肯定，却隐含着另一种既处心积虑又弄巧成拙的悖论。当年的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威逼下，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然而渡部、谷泽及其他日本极右翼文人们，一方面标榜“大东亚战争”是反抗欧美列强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一方面却又在借不平等条约屯兵中国这个问题上，绝对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肯定西方侵略的合法性。渡部说：“北支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的时候，不只是日本军队，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都有军队。”《封印的昭和史》，第230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在我们看来，“都有军队”恰恰只能说明日本和这些西方列强一样是侵略者，也更说明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是骗人的谎言。既然是反抗西方列强，那就应该以否定西方列强强加于东方（中国）的侵略行为作为大前提。而渡部却把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驻兵，作为日本“无战争责任”的一个理由。更何况日本军队的实际上的驻兵地域，早已大大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十二个驻兵地点。当年的日军挑起战端的丰台及卢沟桥地区，就完全不属于驻兵范围，因而日军在卢沟桥地区举行演习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所说的“不法事件”。
渡部、谷泽“日本没有侵略支那”的理由之二是——
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当时的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接连失败，根据地一个一个被剥夺。为了打破这种极为危机的状况，就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渡部生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戰爭責任”なし》，第25页，光文社1997年11月。
这种说法在战后日本右翼文人中早就存在了。右翼分子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都极力兜售此说。渡部和谷泽在这里基本是抄袭田中正明、中村粲等人的观点。田中、中村等人认定这是中共在《战士政治读本》上写着的。例如，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写道：
据原中国共产党军队军官葛西纯一先生所编译的《新资料·卢沟桥事变》（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一书透露，阴谋的主要策划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书中说：“七七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件为“七七事变”——葛西注），是刘少奇领导的一队抗日救国学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的一次决死的行动。由于“七七事变”，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消灭我们党的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被迫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陆军作战。其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田中正明的此书有中文译本，以上引文请见中译本，第96～9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然而这个所谓的《战士政治读本》是个什么东西，在“葛西纯一”这个人物提起来之后，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者至今没有发现。葛西纯一也未能出具实物或实物图片，所以不能排除是有意的虚构。而且，仅以上引用的几句，就露出不少破绽，如，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早已经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遭打倒。在这一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这么一本歌颂刘少奇的书，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外，“决死的行动”之类，也纯粹是日语式的表达方式，不是地道的中国话，更不合中国共产党的言语方式。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2）
而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却根据这种无法证实的、捏造的材料，断言“卢沟桥事变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这就完全丧失了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凡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共两党就为“谁是抗日的主导力量”而展开了论战。毛泽东就曾写文章批评蒋介石，说他抗战时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却要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接着国共两党就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激烈内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解放军）的读物上出现所谓《战士政治读本》那样的旨在表明共产党是抗战中的主导力量的宣传内容，或许是可能的。然而，这却不能证明“共产党先开第一枪”是成立的。在暂时没有实物而不能实证的情况下，仅从逻辑上看，“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策划的”这个结论也是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的。对此不妨略加分析。
众所周知，战前、战时的日本政府是极为仇视共产党的。在日本国内，到1935年，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员大规模搜查、逮捕、入狱、强迫写“转向”（变节）声明，甚至使用特务盯梢、严刑拷打（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务逮捕的当天即被拷打致死）等种种手段，基本上将日本共产党“肃清”干净了。日本侵华时，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是中国国民政府“抗日容共”，因此要予以“膺惩”。可见当时的日本是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之敌的。在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斩尽杀绝的“围剿”政策时，要说中国共产党当时竟然能够拥有“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开战”的能力，如何可能呢？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竟然如此默契地配合“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未免太弱智了吧，竟然如此甘愿上共产党的“圈套”，为了共产党的“渔翁之利”而不惜打一场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智力若如此低下？日本人的智力若如此低下？今天的谷泽与渡部之类的日本右翼分子，以自己的小聪明和幻想力，编造出“共产党先开第一枪”、“共产党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这样鬼话来欺骗现代日本年轻一代的读者，真是对日本读者的愚弄，也是对历史的愚弄。假如共产党员真要做“渔翁”，那就应该在抗日烽火燃烧起来后，袖手旁观、等待日本和国民党两败俱伤，自己坐享其成，“收渔翁之利”。可是事实上，连当年的日本军队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最怕、最恨的也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第1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共产党及八路军为抗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成为幅员广大的敌后地区的唯一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消耗和牵制日军、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日，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成为敌后中国民众的依靠和希望，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其势力反而迅速壮大，也进一步获得了存在的合法、合理性。想当年日本将“防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恐怕是日本侵略者也始料未及的吧。此后，渡部升一的“中共开枪”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与一位自称是“孔子的第××代孙”的中国人合作写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中共军，在卢沟桥向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两方面同时开枪。虽然细节经过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开枪事件是中共所为。他们认为那样一来，日本军和国民革命军就会互相攻击，就会开启战端了。”（见渡部升一、孔健合著《中国人和日本人哪个残酷和狡猾？》第55页，德间书店2000年版。）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不但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反过来，谷泽和渡部进一步把日本描写为委屈的受害者。他们全面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秩序，认为是“战后民主主义毒害了”日本，而战前的日本简直就是理想国。自诩“历史通”的谷泽永一甚至说出这样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从古代开始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国家”！渡部升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战争责任”なし》，第236页，光文社1997年版。他们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集团使用的“私刑”，东京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裁决是“历史的伪造”。他们认为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所说的“是日本军硬要我当皇帝”是一个“谎言”，断言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日本，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蹂躏”。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反咬一口，把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新疆乃至所谓“满洲”（中国东北地区）都说成是“国家”，说中国“现在仍在侵略着”这些“国家”！他们故意混淆“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竟然像现代的恐怖主义分子那样，完全无视现行国际法，也完全不承认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地位与尊严，这无异于向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叫板和挑战，简直就是国际黑社会分子和跳梁小丑之所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连日本这样少有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实际上也并非那么“单一”。日本的北海道就曾经是“虾夷人”居住的地方，冲绳原来称为琉球，历史上本来不属日本而属中国，从前琉球岛上的居民许多也并非日本人。假如按照渡部、谷泽的逻辑，人们倒是应该向这二位教授请教：“现在仍在侵略”北海道的是谁？“现在仍在侵略”琉球岛的又是谁？！
我们记得，渡部升一曾写过一本题为《日本人的气概》的书，宣称只要日本人坚持不谢罪，就会恢复日本人的自豪，就会保持日本人的“气概”。公然对韩国、中国、俄国、美国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就是他的“气概”吧？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强盗的“气概”，是无赖的“气概”，是小丑的丑态毕露而已。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3）
我们还记得，渡部升一曾和另一位右翼人士冈崎久彦合作写过一本题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一书，认为只要将日本的历史粉饰一新，日本就会成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然而，倘若日本国民不幸都是渡部、谷泽这号“国民”，则世界各国人民谁会“尊敬”你？倘若日本是由这号“国民”组成的“国家”，则其国家的“品格”又何在耶？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曾合著了一本题为《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的书，指责战后反省侵略战争的人“糟蹋”了日本历史。然而，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读者读了《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类书之后，就会禁不住发问——究竟是“谁把历史弄成这样”？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曾写过一本书，题为《恶魔的思想》，将战后和平、民主的思想视为“恶魔的思想”。然而，相信有一定判断力和良知的读者，读完《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本书后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恶魔”，什么才是“恶魔的思想”！
所以，本章借用谷泽使用过的“恶魔的思想”作为大标题，是要把“恶魔的思想”这一专利品，“完璧归赵”地奉还给谷泽永一。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作为东京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标榜，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组织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重新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史，将日本的对外侵略正当化。可以说，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创始人是藤冈信胜（1943～）。此人现为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他从1994年起，在颇有影响的《社会科教育》《诸君！》《现代教育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攻击日本战后教育、全面否定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呼吁进行所谓“近现代史教育改革”。他指责战后日本中小学的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国家意识，对国家的历史缺乏自豪感，视野狭窄、自我封闭。这种指责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多少触及了日本当代教育的一个侧面。他所指出的问题，实际上不单是当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