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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大谈中国的保安队如何“虐杀”日本人,却只字不提日军轰炸(据说是“误炸”)当时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才导致保安队愤而起义,并进一步将“通州事件”说成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契机”。这样的表述甚至比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的有关表述更加无赖。
这些都是从林房雄、中村粲以来,日本右翼学者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藤冈标榜“自由主义史观”有异于“大东亚肯定史观”时,曾批评中村粲的书“全书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说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而统观藤冈信胜的全部言论和行动,这岂不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吗?
很清楚,藤冈信胜的历史观是不折不扣地属于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言论中表现得相当露骨。例如,在与一位名叫秦郁彦(此人通过“研究”,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缩小为“四万人”而在日本知名)的人在一次公开“对谈”中,公开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抨击所谓“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藤冈指责现在的教科书“依然采取的是陈旧的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认为正义常在民众一边,国家作为邪恶的东西应该打倒”。藤冈信胜《歷史教科書よりひどい教師用“虎の卷”》,原載《諸君!》1997年2月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记述慰安妇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科书所表现的是“强烈的反体制的能量发泄”。藤冈信胜《慰安婦強制連行·虛構の证明》,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6年11号。藤冈在这里指责的所谓“反体制”,当然是指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在他看来,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就是“自虐史观”;换言之,不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则是藤冈所主张的立场。
这一切都在表明,藤冈信胜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两极史观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极其虚伪的、富有欺骗性的。自由主义,按日本辞典上的通常解释,它是与国家主义、集团主义相对的、更强调个人思想与行动的价值、同时也不损害他人自由的一种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藤冈信胜肯定和认可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不允许别人反对这种体制;藤冈信胜为了伸张自己的“自由”,而极力干扰、干预、阻挠、破坏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良知与自由。这还叫什么“自由主义”?这难道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吗?藤冈信胜所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的史观”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将日本的战争视为“善玉”,还谈何“超越”呢?所谓“超越”,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他玩弄的骗人的把戏而已。藤冈信胜在战争认识问题上,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类的“肯定史观”只是名堂、旗号不同,实质毫无区别。“自由主义史观”只不过是他掩饰其右翼军国主义史观真面目的一副假面。换言之,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只不过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军国主义史观罢了。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1)
渡部升一曾吹捧说:“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人文科学系统的学者中,要举出一个天才的人物,我想第一个就应该是小室直树了。”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确实是右翼文人中的一个“天才”,他将狂热的“天皇教”崇信与理性、逻辑的法学混为一体,以大胆出格的立论、强词夺理的诡辩,在攻击中国、抹杀侵略等问题上频发极右的“暴论”,并以此招徕读者。
小室直树(1932~),东京人,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在美国留学,并曾任东京大学讲师。近二十多年来以大量炮制、撰写右翼言论为主业,和渡部升一、谷泽永一、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人相互呼小室直树部分著述书影
应,属于日本学界、言论界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渡部升一关系密切,两人一起撰写过《封印的昭和史》《国家自行崩溃乎?》等书。渡部升一在为《国家自行崩溃乎?》所写的序言中,对小室直树大加吹捧,说什么“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人文科学系统的学者中,要举出一个天才的人物,我想第一个就应该是小室直树了”。这位“天才的人物”在右翼文人的圈子里确实是一位“天才”:他在东京大学的本科专业是数学,后来却走向了社会科学历史与人文研究领域,而且著述之多,可谓等身。在他出版的多种著第六章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结述中,广泛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法学、国际关系等方面。20世纪70~80年代,他写过《埃及帝国的崩溃》《苏维埃帝国的末路》《韩国的悲剧》《危机的构造——日本社会崩溃的原型》《为国民而写的经济原理》《为国民而写的战争与和平》《天皇的原理》《天皇可怕》《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社会主义日本的崩溃》《资本主义中国的挑战》等著作,其右翼面目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首先是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崇拜和赞美。
和渡部升一一样,作为右翼分子,小室直树对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全面肯定和狂热礼赞。而且为此至少写了三本书,即《天皇的原理》《天皇可怕》(均为文艺春秋社出版)和《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PHP研究所),极力复活“皇神论”,宣称天皇为“神”,对天皇及天皇制顶礼膜拜。
众所周知,对侵略战争富有关键责任的昭和天皇,在战后不得不正式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由此,作为一种“政教合一”(“国家神道”与君主立宪政治合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宣告终结,从而奠定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但日本战败五十年后,小室直树却又来极力赞美并企图复活战败前的天皇专制制度,并对此做了宗教学上的论证。在《天皇可怕》一书中,他明确提出“天皇是神”,是“现人神”,并对日本的天皇与基督教的神做了比较,认为“天皇具有基督教的神同样的神格”,即“肉体是人,本性是神”,在“完全的人的同时又是完全的神”。作为“神”,只有天皇能够判定孰是孰非;作为“神”,天皇能够左右任何东西而不被任何东西所左右;作为“神”,天皇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天皇,日本的明治维新及近代化才能取得成功,“天皇给予日本国民以实现近代化的权威和力量”。小室直树还将日本的天皇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作了对比,重弹“皇国日本万邦无比”的老调。在《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一书中,小室直树称:“延续至今的天皇是奇迹,是20世纪最大的、恐怕也是最后的奇迹……20世纪被称为革命和战争的世纪,在战争和革命的狂澜面前,由来已久的王冠全都被打掉了……挽战争与革命的狂澜于既倒的唯一的奇迹——就是延续至今的天皇。”小室直树《奇迹の今上天皇》卷首,PHP研究所1985年版。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日本的天皇是神,正是因为“日本人是‘天皇教徒’”,所以才有“延续至今的奇迹”,才成为日本的骄傲。
小室直树的这些言论已经完全不具备学术意味,而是“国家神道”的宗教狂热。试问:既然天皇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个“神”为什么没有“保佑”日本军国主义圆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中国及世界人民的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面前,这个“神”的“权威和力量”又在哪里呢?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2)
小室直树如此美化天皇、试图使“天皇”再次由“人”变成“神”,变成战败前的那种所谓的“现人神”,这在民主与科学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当代日本社会,乍听上去似乎是一种可笑的“复辟”行为。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新时代的“皇神论”包藏着日本当代右翼文人的“深谋远虑”,其核心目的是为全面肯定天皇主导下的对外侵略设置前提——如果天皇是“神”,那么天皇将是衡量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如果天皇是神,那么作为“神”的天皇就不可能犯错误,换言之,天皇的任何决策都是正确的,天皇领导的侵略战争也是正确的;如果天皇是“神”,那么战后日本就不应该反省侵略战争,更不应该追究战争责任。小室直树在《延续至今的天皇的奇迹》的最后一章中明确写道:“天皇的责任只是就神灵而言的”,“天皇没有政治的责任”,“日本国民不能追究天皇的责任”。而且,将天皇还原为“神”,复辟小室直树等右翼文人所缅怀不已的天皇制政体,也是对他们所痛恨的由美国人所设计的战后民主政治的一种否定。可见,将天皇还原为“神”,是小室直树等右翼文人的“一箭多雕”、“一石多鸟”。
正因为如此,这种“天皇是神”的可笑迂腐的奇谈怪论,却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渐渐有了市场。有人称小室直树的言论“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底力,起初似乎是异端之说,却能逐渐占有正统的位置”。这是《天皇恐るべし》一书的护封封底上的一句话。《天皇恐るべし》,文艺春秋社1986年版。此话如果指“天皇是神”而言,确实不假。这里有事实为证。2000年5月15日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祝贺会”上,时任日本政府首相的森喜朗发表了“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讲话,该讲话引起了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应,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有之。2000年8月,日本著名出版社“小学馆”出版了一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加地伸行(1936~)编辑的一本书,题为《日本不是“神之国”吗?》,收录了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十几位著名人士的文章,将“神国讲话”的不同侧面的反应辑为一书。从该书可以看出,“皇神论”、“神国论”在当代日本很有市场。一些学者、教授对“神国日本”、对作为神的天皇充满缅怀之情。例如右翼学者、埼玉大学教授长谷川三千子称:森喜朗首相的发言值得认真倾听,“‘皇国史观=恶’这样一个图式,完全是占领下的洗脑教育所造成的。对被洗过的脑子再来一次清洗,从而了解皇国史观真正意义,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她还说:“我认为将‘皇国史观’这个词从污名当中拯救出来、予以平反昭雪是必要的。”《日本は“神の国”ではないのですか》,第127~128页;小学馆文库2000年版。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认为,从古至今,日本统合的中心是天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是丝毫不成问题的,“要让日本独特的‘神’的观念自觉起来!只有这样,人们对日本是神国这一点才坚信不疑”。《日本は“神の国”ではないのですか》,第178~179页。可见,小室直树的“皇神论”所代表的,是一些右翼分子共同的政治信念。
二、搬弄“国际法”为侵略免罪
小室直树的右翼面目,在其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一系列言论中暴露得最为集中。
小室直树对中国的“批判”,不仅停留在一般的历史问题上,而是在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直接切入中日近现代关系史,其目的是否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为“大东亚战争”翻案。
在《日本的败因——为了胜利而学历史》(讲谈社2000)一书中,小室直树断言:“大东亚战争是亚洲的解放战争”,“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理由是:“大东亚战争的主敌是美国,副敌是英国,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是别国所不能比拟的超级大国,小小的日本怎么能侵略他们呢?”在此,被日本烧杀抢掠达十五年之久的中国,为抗击日本奋战了八年的中国,连个“敌人”的资格也被小室直树剥夺了。如此“不以中国为对手”,只把中国当猎物,成了他抹杀侵略的一种伎俩。在他声称的以美英为敌的“大东亚战争”中,日本最终失败了,所以提出要“否定大东亚战争”,但“否定”的理由只是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失败”了。他否定的只是“失败”,而肯定的却是侵略战争。他之所以要研究“日本的败因”,就是为了下一次的“胜利”——这就是《日本的败因——为了胜利而学历史》一书的主旨。
在《封印的昭和史》(与渡部升一合著)一书中,小室直树对日本“昭和史”上侵略中国及亚洲的行径一概否定。和所有右翼文人一样,小室直树否定日本的侵略,首先表现为拼命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他断言,南京大屠杀是战后日本的媒体和所谓学者们捏造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原因是:
比起欧美人、比起中国人,日本对大屠杀更为厌恶。……中国正史(政府编纂的正式的历史书),一次屠杀几十万人的记录,有大量记载。军队的大掠夺也很平常。而日本人则没有大屠杀的习惯,即使信长信长,即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武士首领,以残忍著称。——引者注也杀得不多,最多两万人吧。大屠杀之类的故事,在经书中也没有,神父、牧师也不讲《约书亚纪》,这是因为日本人对大屠杀过于抵触的缘故。
从孩子的时候就经常接触大屠杀的是欧美人、中国人。
那种事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是日本人。
这种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26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3)
小室直树说日本没有大屠杀,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日本历史上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决不少见,而且远比别国为多。这是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武士当道的国家,日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士集团不断火并、相互杀戮的历史。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中所记载的源、平两个武士家族之间为争夺政权所进行的血腥杀戮就是一例。最后源氏将平氏一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斩草除根。平氏后裔只有一个幼儿幸得掩护而逃脱,其余全部被斩尽杀绝。别的例子无需再举了,因为《平家物语》在日本如同中国的《三国演义》,其故事情节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遗憾的是以忧国爱国自居的小室直树,却对自国的古典如此无知(故意无知?),也显示了此人立论的无端与武断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一个经常搬弄“国际法”的人,小室直树否定日本侵略历史、力图为侵略罪责“免罪”的手法,不只是使用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的独断手法,更是别具一格地带上了其他右翼学者所缺少的“法学”色彩。
1995年,当时的日本国会通过了《战后五十年决议》,其中承认日本过去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为“侵略行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十分不满。小室直树称日本国会的这个决议“侮辱了日本的名誉”。理由是:从法学上看,“‘侵略’一词还没有定义。而且‘侵略’一词给人的印象极坏”。在他看来,那些支持该决议通过的国会议员们在没有弄明白什么是“侵略”之前,就断定日本有“侵略行为”,是“侮辱了国家的名誉”。而日本《刑法》第230条有“名誉损毁罪”,应该启动“纳税者诉讼”程序予以追究,云云。这些狂妄言论暴露了作为“法学博士”的小室直树是多么肆无忌惮地玩弄法律。请问小室直树:你认定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通过合法程序通过的决议为“损害国家名誉”,有什么法律依据?日本国会代表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你小室直树又能代表谁?不知日本现行法律中有没有“侮辱国家罪”之类的罪名,你小室直树说国会“侮辱”了日本,你这是不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侮辱”,该不该承担“侮辱国家”的罪责?
再回到小室直树所说的“侵略没有定义”说。他写道:
看看国际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侵略”一词用的很多,但是却没有正确的概念规定。给“侵略”下定义,是难题中的难题,至今没有解决。当我们使用“侵略”一词时,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国会议员显示了其无知和不负责任。竟然将如此难以界定的“侵略”正式写进国会决议,而不成立专门委员会,不充分地请证人作证,真可以说岂有此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侵略战争和其他战争没有区别,战争就是战争。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于残酷,不想再打了。为了制止战争,而兴起了战争违法化的潮流。
1927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