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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订正教科书是政府的责任，检定基准的修正要考虑到近邻各国”。
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明政府有责任订正教科书的记述。
11月，在检定基准中增加“近邻各国条项”。
平成元年（1989）：
5月，《朝日新闻》刊登《日本应该向朝鲜和朝鲜人民正式道歉》，此后，要求战后赔偿的呼声高涨。
平成2年（1990年）：
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海部俊树首相对殖民统治谢罪。
平成3年（1991年）：
8月，《朝日新闻》刊登消息《原朝鲜人慰安妇，战后半世纪终于开口》。
12月，自称是原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平成4年（1992年）：
1月，加藤弘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旧日本军对从军慰安妇的募集和慰安所的经营都有某种形式的干预，这不能否定”。
宫泽首相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对殖民地统治和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
7月，加藤官房长官发布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调查结果，称“没有资料表明是强制性的”。韩国政府反弹，要求重新调查。
平成5年（1993年）：
3月，韩国政府提出日本的教科书应记述从军慰安妇的历史。
6月，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检定的九种教科书全都有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8月，NHK教育台播放《第五十年的从军慰安妇》；政府发表关于从军慰安妇的“最终报告书”，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强制”的情况下，河野洋平官房长官仍然表示谢罪。细川护熙首相发表先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
平成7年（1995年）：
6月，众议院通过“汲取历史教训面向和平的新决议”。
7月，“为女性的亚细亚和平基金”发起。
8月，村山首相发表“战后50年时的首相讲话”。
平成8年（1996年）：
6月，桥本龙太郎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会谈后，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谢罪。中学社会科检定通过的七种教科书均记述从军慰安妇问题。
8月，开始支付原慰安妇的“赔偿金”，桥本首相发表“致歉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2）
从上述的记录中，中国读者一定会很快发现，在1982年至1996年的十几年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所做的道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极为克制的。以从军慰安妇而论，日本在中国的慰安所建的最多，中国女性是仅次于韩国女性的最大的受害者，但中国在这方面的追究却远远没有展开。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国不得不做出有限反应的时候，右翼文人仍然加倍反弹。小室直树、渡部升一等人，竟把1982年中国对日本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的抗议，视为“国耻”。渡部升一当年曾发表题为《教科书问题·国耻一周年祭》渡部升一《教科書問睿す芤恢苣昙馈罚亍吨罹 氛押�58年10月号。的文章，胡说日本政府事先要将教科书送给中国与韩国审阅。总之，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有关媒体所做的起码的、事实上还做的远远不够的反省行为，都不能容忍，并且横加指责。小室直树在《告日本国民》中，称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讲话“给后世留下了祸根”；说“从细川内阁开始，日本政府无论别人说什么（不，有时候即使别人没说），都只管道歉，以至成了毛病，条件反射似的变成了‘道歉偶人’”；说什么“这种无条件谢罪主义到了村山内阁达到极限”，“不只是内阁，执政党、在野党一起，进行了‘侵略’、‘谢罪’、‘反省’的大合唱。”他并借用19世纪英国政治家迪斯累理的一句话，把这称为“组织化的伪善”。小室直树还再次搬弄“国际法”，说在教科书问题上竟然在乎外国人怎么说，“这种事情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教科书问题纯粹是一个国内问题，外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抗议，就意味着没有把日本看作是独立国家。日本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立即严词拒绝，此外断然不可。”小室直树《日本国民に告ぐ》，第54页。诚然，教科书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日本教科书所应记述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了。小室直树写的哪本书，不涉及国际问题？既然涉及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就可以说话，别国就应该对歪曲、掩盖、粉饰历史的行为，通过外交手段——也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手段——予以正常的交涉。请问动不动就搬弄“国际法”的小室直树：这样做，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在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小室直树等右翼分子的“免罪情结”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一派“皇国日本何罪之有”的无赖架势，抱着“与邻为敌”的狂妄、挑战的姿态，阻挠和谩骂任何道歉和反省的行为与言论。对中国、韩国等周边受害邻国提起侵略问题，更是咬牙切齿。他指责中国干涉内政，指责韩国提出慰安妇问题，指责前苏联及“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洗脑”指令，指责美国人及麦克阿瑟司令在战后对日本实施“拔掉日本人的骨头的洗脑计划”，指责日本人为什么不反抗，从而“使美国取得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政策的成功”，指责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断言日本“战后五十年间，日本向美国无条件投了降”，“日本真正的战败，是在战后”。总之，反华、反韩、反俄（苏）、反美、反联合国、也反（日本）政府，更反对日本战后的和平民主秩序。除了他所崇拜的天皇、“皇国”之外，什么都反对，恨不能回到当年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挥舞屠刀、大开杀戒的时代。这就是日本当代“右翼”显著的极端主义的特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1）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制造过许多屠杀血案，而南京大屠杀更是广为人知。日本右翼分子明言“南京事件”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他们要抹杀侵略罪责，当然就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人预谋日后的翻案，这个人就是田中正明。
一、
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漫长的日本侵华史上，中国至少有三千多万人口在自己的国土上，死于日军的入侵及其枪炮之下。换言之，从甲午战争日军踏上中国领土，第一次制造旅顺大屠杀开始，就陆续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残暴血案。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悍然攻进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烧杀抢掠强奸，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并且有组织或无组织地疯狂屠杀中国无辜平民，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欧洲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两起典型的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在东西方法西斯暴行中最有代表性。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联合国组织的远东军事法庭，通过严谨合法的法律程序对日本战犯进第七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行了公正的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责任者，如松井石根、谷寿夫等，都判处了死刑。随着审判材料公之于世，随着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日益浮出水面，并广为人知，这也使得那些沉溺于“大东亚战争”的迷梦中不思反省的右翼势力，感到难堪，坐立不安。只要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所谓“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把亚洲人民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之类的说词，就难以自圆，露出破绽。因而，右翼势力要肯定“大东亚战争”，就必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换言之，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否定不了，日本右翼为侵华战争翻案就更为困难。正如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渡部升一所说，“南京事件”就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转引自田中正明《南京事件の總括》，第289页。不拔掉它，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就不舒服。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日本社会中未经清除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开始着手为联合国的“东京审判”翻案，为受到惩处的战犯鸣冤叫屈，并为日本军国主义洗刷罪名。而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其中，较早着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是一个名叫田中正明的人。此人1911年出生于长野县，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右翼势力开办的“兴亚学塾”学习，并受到在兴亚学塾任教授的日本右翼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思想的影响。1933年加入松井石根为会长的、打着“兴亚”旗号实则琢磨如何统治中国及亚洲的“大亚细亚协会”，深得松井的赏识和信任，经松井石根提拔担任其秘书，并任该会机关刊物《大亚细亚主义》的编辑长，从此成为松井石根的忠实追随者。在此期间，曾随同松井石根到中国进行有关活动。1937年应征加入“中支那野战兵部队”。此间曾出版过《圣战·菊水部队从军记》（平凡社）的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书。1945年复员后回到家乡长野县，任南信时事新闻编辑长。1946年被联合国占领军指为战犯（G级），并予开除公职。此后，得知松井石根被判为A级战犯将被起诉后，旋即来到东京，频繁去鸭巢监狱探望松井，并旁听审判。在松井因对南京大屠杀罪案富有责任而被判处绞刑后，田中愤愤不平。在为松井举行的秘密葬礼上，田中第一次得知，参与东京审判的十一名法官中，有一个名叫拉德·比诺德·帕尔的印度法官与众不同，写出了一份长长的判决书，认为东京审判违反了国际法的“不回溯”的原则，不过是一种战胜国对战败国复仇的私刑等等，认定被审判的A级战犯“全体无罪”。这个判决自然未被采纳。但田中当时显然意识到这份无罪判决对将来翻案极有用处，于是通过东京审判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和松井石根的辩护人伊藤清，从帕尔法官那里秘密借来了判决书，雇佣打工的学生，将帕尔的百万字的判决书抄写下来，以待来日为松井石根及侵华战争翻案时使用。
二、所谓“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
到了1952年4月，也就是东京审判刚刚过去两年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日策略的调整，田中认为时机成熟，遂将撰写的《真理的裁判·帕尔的日本无罪论》一书交太平洋出版社公开刊行。当年5月1田中正明
《帕尔法官的日本无罪论》书影
0日的《朝日新闻》用一整版作了广告，发行后第十三天就三次印刷，到6月印刷了六次，成为少见的畅销书。这可以说是日本战后、也是东京审判后第一本系统地试图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为日本侵略战争全面免罪的书。因而在战后日本右翼言论史上，具有显著的标志性和代表性。到了1963年，田中正明在对该书进一步修订，又推出了《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慧文社初版），时至今日，多次再版。这本书将田中正明自己对侵略战争、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及松井石根的无罪辩解，与帕尔的判词搅混在一起，并常常将后者拿来印证前者，实际上应该称它为“帕尔与田中正明的日本无罪论”才较为恰当。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2）
那么，被田中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不放的这个帕尔，是个什么人呢？笔者手头的有关材料不足，不过田中正明在《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中，对帕尔的生平有所介绍，而且帕尔后来曾四次访问日本，田中与帕尔也密切交往，帕尔甚至对田中说“你是我永远的孩子”。由此田中对帕尔的生平当有所了解，他在书后也附了一个《帕尔小传》，我们可从田中的介绍中大体看出一些眉目。
拉德·比诺德·帕尔（1886～1967），法学博士，出生于印度宾格尔邦，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1941年曾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1944年任加尔各答大学校长，1946年被当时的印度首相奈尔指派为东京审判法官。关于帕尔年轻时代的思想，田中正明写道：“1905年，他十九岁的时候，亚洲小国日本打败俄罗斯帝国的报道传到印度，他很受触动，曾回忆说：‘作为有色人种的日本，与北方的强大的白人帝国主义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个消息使我们的心大为振奋。我们走过白人面前时故意昂首挺胸。我还记得自己和老师及同事们一起，每天打旗提灯参加游行的情景。我在对日本憧憬的同时获得了对祖国的自信，内心十分兴奋。我开始思考印度的独立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帕尔作为受西方白人统治下的印度人，有着强烈的人种观念，只知道“有色人种”日本把白人俄罗斯打败了，但却没有搞清楚那场战争是什么性质，不明白那是两个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中国东北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从此以后他对日本有了特别的“好感”。
当帕尔被指派为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来到日本以后，“他就很快意识到他自己不值得与另外十位法官交谈，而是拒绝一切交往，一人呆在帝国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专心调查与写作”。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9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这也说明帕尔从一开始就认定日本战犯无罪，而与认为日本战犯有罪的另外十位法官话不投机，并拒绝交流。据说在审判接近开始的时候，帕尔接到女儿的电报，因夫人有病赶回印度探望。病床上的夫人对他说：“你现在担负着事关日本命运的审判重任，在你完成使命之前，我决不死，请你放心，快回日本去吧。”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0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可见，在帕尔及其夫人眼里，是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所谓“日本的命运”（实际上不是日本的命运，而是战犯的命运）混在一起的。根据这样一些关于帕尔的生平的信息，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作为一个来自长期遭受白人殖民统治国家的帕尔，一开始就对英美主导的东京审判怀有抗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帕尔却进一步从有色人种与白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理念——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出发，将日本发动的战争（当然包括侵华战争）作为亚洲有色人种对白人的战争，而予以特别的同情，导致了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没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第二，帕尔对日本的侵华暴行本来就不了解，在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帕尔对日本侵华的野蛮暴行更是有意无意的予以忽略、淡化，对控方提出的大量资料证据表示了冷漠的怀疑态度，基本上不予采信。例如，在关于松井石根的审判中，帕尔认为，松井石根对南京军纪问题不应负责任，“虽然松井石根大将采取的措施（指整顿军纪——引者注）没有奏效，但也不能表明那些措施是不诚实的。在本案中，不能认为松井被告故意而且非法地无视法律的责任。”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74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他还对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称那些目击者是“因有偏见和臆测、很容易发生不着边际的妄想”，并对有关证词百般挑剔。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71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帕尔法官的判词还在总体上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辩护十分牵强。例如，认为日本的那些战犯被告们没有“共同密谋”，不构成“共同密谋罪”。理由是那些战犯此前根本没有实际交流，如何“密谋”？他显然把一个复杂的国家机器看成了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团体，认定只有谋面才能密谋；他又认为根据“事后法”来审判日本战犯违反了法律的“不回溯”原则。但是东京审判绝不是一般的刑事审判，它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屠杀犯罪，“事前法”又在哪里？至于说到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种审判都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换言之，审判者要有足够的权力（往往是国家权力）作为支撑。但东京审判既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同时又是正义的胜者对非正义的败者的审判。
显然，帕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些袒护和辩护都是不值一驳的，他对南京大屠杀事实不予采信的傲慢与顽固的态度，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死于屠杀的中国三十万冤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