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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1）
此后，田中正明又利用帕尔的“日本战犯无罪”的判决书，做了许多文章，出版了《日本无罪论》、《何为东京审判》等。他还出版了为“黑龙会”、“玄洋社”等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右翼团体树碑立传、歌颂田中正明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书影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大东亚先觉传》、《亚细亚风云录》等书。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所做的文章。
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南京虐殺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记をめぐって》，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版。这本书既是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也是松井石根的无罪论。确切地说，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田中正明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以松井大将的日记为中心”。作为松井石根的心腹人物的田中正明，一直把松井石根视为自己的主子，感恩戴德，所以每提到松井石根，必缀以“大将”的尊称。看来为松井石根翻案昭雪乃至复仇，已经成为田中正明活着的主要内容，就像江户时代的四十七个浪人为主人复仇即四十七浪人的故事，也叫“忠臣藏”，讲的是武士大名被另一个武士当众侮辱，其手下的四十七个浪人决计复仇，于是将侮辱主人的仇敌全家满门抄斩，然后剖腹自杀。这个事件后来被广泛流传，四十七个浪人作为复仇的“忠臣”受到了充分的赞美，并被改编为歌舞伎等多种文艺形式。从这个故事中可一定程度地窥见日本武士的心理构造。一样，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而要为松井石根翻案，就必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两者互为表里。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不难看出，田中正明为了给主子报仇，为了翻大屠杀的案，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田中正明详细介绍了松井石根的家世、生平，他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他在南京战役中的出色表现等。在田中正明的笔下，松井石根是一位富有修养的、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心现代中国命运、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松井石根又是军纪严明、指挥有方的大将。就这样，田中正明以日本传统武士特有的奴性心态，拼命往主子脸上涂脂抹粉，把一个指挥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三十万冤魂之鲜血的刽子手，打扮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下简称《虚构》）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大屠杀派的虚妄》是全书的理论总纲，对战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朝日新闻》及著名作家、记者本多胜一先生等“大屠杀派”进行了攻击，认为“大屠杀派”是无稽之谈。然后，为达到为南京大屠杀及松井石根翻案之目的，田中正明制造了一个理论前提，我们可以归纳为“资料等级论”。他说：“记述历史有一大禁忌，就是绝对不能以传闻为证据撰写论文或记事”；“正确的记述，当然有赖于正确的资料。资料可以分为一级资料、二级资料、三级资料等等。传闻资料属于三级资料以下。在严肃的审判中，这种资料应被认为没有采用价值而不构成证据。但是在东京审判中，由于不设伪证罪，致使这种三级以下的资料泛滥成灾，而且后来竟然被渲染成一级资料，甚至还写进了教科书。”在他看来，属于“一级史料”有以下几类（虽嫌冗长，但还是有必要译述如下）：
一、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前就居留南京的第三国人士大约有二十七人。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当中的十五人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将日军的不法行为，不辨真伪、巨细无遗地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提出要求维持治安的有关文件。在他们的来函中，尽管有相当传闻和不实之词，但仍属于一级材料。
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办的《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曾收集过不少资料，写成了《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他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可能是美国人费奇）给田伯烈的来函、“国际委员会”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国际委员会”给美国使馆阿利森、英国使馆普力德、德国使馆罗森等人的公函。此外，还有徐淑希根据上述材料编写的《南京安全区档案》。
二、除以上二书之外，还有兼任“国际委员会”的会计和秘书、事实上该会核心成员的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C·史密斯（Lewis S。C。 Smythe）博士写的《南京地区的战祸及城市村落的调查》，这是他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对南京及近郊六县农村受害情况所做的调查。（中略）调查的方法是动员许多学生，两人一组，每五十户中抽出一户，对损失情况的调查是十栋房屋调查一栋，这样分别得出50倍、10倍的数值，其精确度是极高的。（中略）可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一级材料。
三、此外，《纽约时报》记者杜廷（F。Tillman Durdin）对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况，也发回了相当详细的电讯稿。还有，《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路透社记者也都有报道。这些均可作为一级材料。
四、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至翌年1月4日期间，跟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一百二十人。这些人所见所闻，他们发表于当时的报纸杂志的新闻和记录，也都可以说是宝贵的一级资料。
五、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以及入城官兵的日记、手记、回忆录和见闻记等，都是一级资料。
六、各部队、联队的作战记录，宪兵队及法务部的记录，作战命令及其他命令，训令及指示等等。
第四、五、六类无疑也应包括中国方面的资料。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第23～25页，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
在田中正明独出心裁划定的“一级资料”范围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田中是根据时间出现的先后来确定资料的价值的。他认为较早出现的“一级资料”都是“前期资料”，而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提出的资料都属“后期资料”。这就等于根据资料出现的先后来判断资料的价值。换言之，越是“前期资料”（较早出现的资料）越可靠，反之则不可靠。倘若根据这样的逻辑，则警察破案时，第一天得到的资料一定最可靠，以后次第递减，这样，则案子破得越快就越准确可靠，现场破案最好。——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种看法既违背常识与科学，也不具备任何法理依据。资料的可靠与否，关键要看资料本身是否符合事实，而与出现的时间先后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2）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受害者一方的申诉材料完全排除在“一级资料”之外了。事实上，从法学角度来看，在犯罪受害事件中，受害者的申诉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田中正明将受害的南京市民的申诉，将东京审判中控方、证人提出的证据，统统斥为“夸张和胡说”，“带有政治意图”，而只能作为靠不住的“三级以下的不足取的资料”。这就等于完全否决了受害人申诉的权利。这就好比在一个杀人的刑事案件中，办案人把目击者的证言否决了，又把受害人的申诉否定了，最后作为证据的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这样审下来，结果明摆着：嫌疑人应予无罪释放。同样，假如根据田中正明的原则来审判南京大屠杀，则日本军队、松井石根必定“无罪”无疑。
值得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日军当时对南京的报道、记录、特别是松井石根本人的日记作为“宝贵”的“一级材料”，则是十分荒唐的。当时的日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和言论控制体制，许多日本学者已经对那种战时的舆论统治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表明那时凡是涉嫌“损害皇军形象”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一些言论、图片等，一律遭到封杀。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后不久即来中国采访日本官兵，写出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一定程度上如实描写了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的烧杀抢掠、强奸放火等暴行。结果发表后石川达三被判刑，这在当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事实证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言论者能够发表如实地、充分地反映日军暴行的文字，而只有颂扬“皇军”的“军国美谈”。田中正明却要把战时的这类东西作为“一级史料”，是他蓄意否定“南京大屠杀”之存在的狡黠伎俩。而且，松井石根身为大将，怎会不知大量屠杀平民与俘虏是犯罪行为？又怎么会在日记上留下大屠杀的记载？即便有，也必定被掌握并整理这本日记的田中正明所抹杀掉了。事实上，有研究者已经证实，田中正明在整理松井石根日记的时候确实做了手脚，而田中正明也只好承认，但又辩解说那是因为松井石根“独特的草书”难以辨认所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所谓“一级史料”，岂不是蒙世欺人吗？另一方面，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曾辩称自己“不知道”大屠杀的实情，而“不知情”大屠杀并不等于“没有”大屠杀。不过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显然是部分地采信了松井的辩解，给他的主要罪名是对屠杀行为“怠于管束”。假定松井石根对大屠杀“不知情”，那么，田中正明用这个“不知情”的松井石根日记，作为“没有”大屠杀的证据，这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值得注意的第四个问题，是田中正明把当时驻南京的外国人士的记录作为“一级资料”，这对田中正明实属迫不得已。因为外国人作为第三者的现场旁观者，其记录文字具有难以否认的价值。田中正明一上来就承认了它们是“一级史料”，似乎还显得较为公正。但他采用的却是一种“欲贬先扬”的手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承认它们为一级资料，然后再想方设法将这些一级资料的价值一一否定掉。例如，对田伯烈的《外人目睹日军之暴行》及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田中的结论是：“从这两本书中看，日军官兵入城后，到处杀人、强奸和抢劫，其不法行为难以胜数，似乎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但仔细分析，其中不乏虚构、夸张和重复，并且几乎都是传闻。”这样一来，先是被列为“一级资料”的资料，很快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构”、“夸张”的“传闻”而毫不可信。所谓“一级资料”，实际上成了不入等级的资料。
就这样，田中正明所谓的“一级资料”，到最后只剩下了日军自己的堂皇记录，以及松井石根的日记。从这些“一级资料”中寻找“南京大屠杀”，自然是“子虚乌有”。田中正明的“资料等级”论，用心就在于此。
实际上，什么“一级资料”、“前期资料”“后期资料”之类，完全是田中正明作“历史研究”状的骗人招数。他在《虚构》中对资料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哪些资料有利于抹杀南京大屠杀。只要能够帮助他达到抹杀的目的，他根本就顾不上什么“资料等级”、“前期”、“后期”了。例如，田中正明写这本书时，曾对当年受理国际委员会抗议函的福田笃泰，做了采访。按照田中正明的“资料等级”论，对福田的采访当然应属于“传闻”的、“后期”的“三级以下”的资料。但由于福田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结果田中正明却拿这样的“三级以下”的资料来否认“一级资料”。这表明，只要有助于达到抹杀大屠杀的目的，田中正明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三级以下”的资料凌驾于“一级资料”之上。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3）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虚构》对日军大屠杀的事实，特别是那些广为人知的、有损“皇军名誉”的恶性屠杀事实，一一加以质疑。这其中包括“尸体桥”、江东门万人坑的问题，特别是屠杀中国人的数字——三十万人以上——等等问题，都加以狡辩、辩解，然后是抹杀。特别恶毒的是，田中正明把南京城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暴行，全都嫁祸于中国军队。他根据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的声称是“外电”的歪曲报道，写道：“自12月7日蒋介石政府和军队首脑逃离南京，到13日南京陷落，这5天的时间南京城内全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人自己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中国军队抢劫、放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比日本军队轰炸、炮击所造成的损失，要高出十倍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所谓“中国军队”的行为，与中国人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中国人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民谣，可见“当兵者无好人，好人决不当兵”；说从古代起中国军队就有抢劫的习惯。田中正明将中国历史上的兵匪（日本历史、各国历史上都有兵匪），与顽强抗日、置生死于度外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故意混为一谈。这不仅是对中国抗日军队的仇视，也是对中国人整体的侮辱。假如中国军队是这样一些乌合之众，那么在南京保卫战中，在武器装备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消灭两万多日军，造成日军侵华史上一次最大数量的伤亡，则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来，《虚构》一书的结论就很清楚了：日军没有大屠杀，在松井石根指挥下的日本兵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南京发生的一系列残暴事件，都是中国人自己所为，是中国人的自残。——试想，在和平年代竟能恬不知耻地发表这种“暴论”、丧失起码的廉耻和正义感的卑鄙无赖之徒，在战争时期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作为侵华日军之一员的田中正明及其崇拜的松井石根，当年在中国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则可想而知。
四、“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的虚伪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出版后，日本右翼给予高度评价，渡部升一在初版本的护封广告词中写道：“读了此书，如果今后有人仍然再提南京大屠杀，那就只能说他是煽动反日。”似乎此书可以一锤定音了，但田中正明的书出版后，很快遭到了日本有良知的正义学者的有力的质疑和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三年后的198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五十年的时候，田中正明又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在表述上也更加系统化，写成了《南京事件的总结——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东京：谦光社出版。以下简称《总结》）一书。右翼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小堀桂一郎在卷首“推荐词”中，称《总结》一书是对“南京事件”“这个难题的完全彻底的总决算”。这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词，的确，在迄今已经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