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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田中正明又一次故伎重演，将外国人当时不完全的调查统计作为完全数字来利用。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日军“灭门”而全家罹难的不在少数，对此史密斯不可能当面调查；而被屠杀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南京当地人，而是未能及时逃走避难的外地人。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有大量外地人口从事工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大部分租房而居，日军侵入南京后烧杀抢掠，这些人是最大的牺牲者。人死了，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史密斯及其学生们如何去当面调查？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九个证据”是“何应钦上将的军事报告”。田中正明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在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其他部分都有详细的统计报告，而惟独不提日军的残暴行径。田中正明认为这表明没有南京大屠杀。
这里首先必须明确：从逻辑上讲，何应钦报告提不提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反过来说，即使何应钦在那时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则田中正明也必然设法以“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等理由予以否定。所以，何应钦的报告与南京大屠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能用来互证。何应钦为什么不提南京大屠杀，只有何应钦本人最清楚，我们现在只好推测。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连首都都丢掉了。此事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的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耻辱。事实上，当时南京的外国人士（如田中正明提到的杜丁）就批评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士兵自顾逃脱。所以，何应钦在国会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三十万人被屠杀事件，不无暂时回避舆论指责的考量。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结》两书中，都提到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蒋介石密录》一书中，有蒋介石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其中有“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六千人”一句。对此田中正明评论道：“隐瞒自己的伤亡数，夸大敌方的死伤是战时宣传的常态。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南京战果统计，敌人死伤是八万六千人，恐怕有点夸大。但蒋说六千人，未免太少了吧？”（《虚构》第206页）且不论蒋介石这话是否为右翼倾向极浓的《产经新闻》的恶意伪造。即使假定蒋介石确实说过此话，则可表明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逃出南京后、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消息是多么的闭塞；同时此话也表现了蒋介石在南京战役失败后无可奈何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其次，当时的南京处在日军占领之下，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国民政府对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与时间，在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严谨的调查之所得，是可靠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个证据“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田中正明说中共在1938年6月发行的《军事杂志》上，虽然提到了南京战役，但没有日军大屠杀的记录；与中共干部一同起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留下了从延安到汉口的详细的日记，其中也有关于南京陷落的感想文字，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因之，中国方面的“‘南京大屠杀’的合唱开始于东京审判，到那时为止南京事件并不存在”。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触及”。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7）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根据已有的中日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入大海。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规予以强制实施。在此情况下，完全不必对“南京事件”特别发出所谓“钳口令”。因为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中国人已经是家常便饭，南京大屠杀虽然数量巨大，在日本军部政府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发特别的“钳口令”，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有了控制舆论和信息的全面的“钳口令”。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五个证据”是“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说当时的日本记者没有谁看到过南京大屠杀，并援引阿罗健一在1986年的《正论》杂志上发表的旧日军及其随军记者的访谈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最后还把自己也摆了进来，以“笔者所看到的南京”作为证据。
田中正明的“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完全是欺世之谈。“目击”到南京大屠杀、如今见诸于文字资料的，不知凡几。例如，著名的东史郎先生不是目击者吗？然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分子对此一律采取不承认的蛮横态度，并指这些目击者为“污蔑”，为“损害皇军名誉”。这样将目击者抹杀掉了，在田中正明眼里就“没有了目击者”。同时，田中正明又搬出了阿罗健一在80年代对原侵华日军及随军记者的采访作为依据，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屠杀”。采访那些死不反省的侵华分子，让他们来作证明，则无异于作伪证，结果当然只能是“没看到大屠杀”。问题是，田中正明早在《虚构》一书中，就表示“后期资料”不可信。这些对老兵的采访文章难道不是田中正明所说的那种“后期资料”吗？这前后的矛盾，说明了田中正明“证据”到此处，仍然无法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只好顾头不顾尾了。最后甚至把自己也拿出来作“见证人”，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拙劣伎俩而已。
总之，田中正明是日本右翼分子中大屠杀抹杀派的代表。他将其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注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抹杀。他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南京事件的总结》等书中，表现了一个抱着为侵略战争免罪、为战后被处死的松井石根等战犯复仇的强烈冲动，显示了为掩盖罪行而不择手段的那种病态的顽固与执拗。田中正明这种献身于“抹杀”事业的执著“精神”、他在实施其抹杀“作业”中所使用的手法、所寻找的“空子”、所提出的论点、所下的判断，所做的“总结”，为后来的右翼抹杀论者们——如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小林善纪等人——悉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从抹杀论者的手段伎俩与“水平”上看，田中正明的后继者们，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田中正明。可以说，田中正明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1）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看的右翼思潮。除了以上各章提到的之外，还有铃木明、富士信夫、板仓由明、畝本正己、大井满、东中野修道、阿罗健一、田边敏雄、北村稔等一批右翼文人，或撰文著书，或举行公开演讲，或在电视台露面讲话，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大合唱。
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8月底至12月，朝日新闻社资深记者、著名作家本多胜一（1932～）从中国采访归来后，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他在中国的采访录《中国之旅》。《中国之旅》依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亲口诉说，记述了大量真实具体的事例，并配以图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如实的揭露，从而在日本社会及一般读者中引起了一定震动，也使日本一些侵华老兵以及日本右翼势力难以自安。如果说田中正明在50年代初写书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最初动机是为其崇拜的偶像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幻》书影
松井石根翻案和复仇，那么，70年代从右翼文人铃木明开始的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思潮，直接的触发点则是对本多胜一以及《朝日新闻》的反弹。
第八章作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铃木明是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本多胜一、为南京大屠杀“辩诬”的人。此人1929年生于东京，毕业于立教大学，曾在“东京放送”《调查情报》任编辑长，后成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右翼刊物《诸君！》四月号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幻》原文为《“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其中“まぼろし”一词的当用汉字是“幻”字。涵义是“虽然有人说见过听过，但现实中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据三省堂《新明解国语辞典》）。中文难以翻译，故直接移译为“幻”较为稳妥。。次年3月，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幻》及此后发表的其他文章合为一集，以《南京大屠杀之幻》（以下简称《幻》）的书名，由文艺春秋社出版，成为70年代后第一本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书。《幻》包括《南京大屠杀之幻》《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走向南京之路》《南京·昭和12年12月》《中岛师团长干了什么？》等五篇采访文章。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是采访中国受害者与目击者而写成的，铃木明在《幻》中的材料则完全是对当年参加“南京战”的日本各地旧军人的采访，并以他们的回忆与陈述为主要内容，另加铃木明本人的评论与推测。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罪犯的回忆为依据，来抹杀南京大屠杀，其可靠性、说服力从根本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必定会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幻》中影响最大的一篇当属《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铃木明似乎很明白，要否定或淡化日本侵华罪行，就首先要否定和淡化南京大屠杀，而要否定南京大屠杀，则要首先对当年被日本报纸广泛宣传、后来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中再次提到的“百人斩”——两军官在中国的杀人比赛事件予以否定。《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的主旨就在于此。铃木断言，所谓“百人斩”纯粹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浅海一男杜撰出来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之言”。铃木明根据的是当年“百人斩”的凶手之一向井少尉的申诉书。该申诉书称：当时的记者浅海一男要找一个“有趣”的消息写一写，并说想把向井写成“勇士”，于是向井答应给他提供素材，浅海就据此写出了“百人斩”。这种拙劣的辩解在当时即被法庭否决，“百人斩”的两位犯罪分子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因而被判处死刑。铃木明却又把早就被否决的、漏洞百出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辩解，再次作为主要依据来翻案，则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假如像“百人斩”这样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反复转载和宣传、几乎家喻户晓的“勇士”新闻都是假造的，那么，可以想象日本当时的所有的战时新闻则全都是假造的。而在当时严酷的军国主义言论控制下，编造于日军不利的假新闻，恐怕《东京日日新闻》不敢，记者浅海一男更不敢。尽管该报道文章中不排除铃木明所谓的“军国主义流夸大的表现”，但两个凶手提着沾血的大刀，得意洋洋的并肩合影留念，这是可能被“夸大”的吗？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铃木明试图抹杀“百人斩”之后，不少右翼人士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做抹杀文章，其途径和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例如日本右翼文人、以夸耀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而著称的山本七平（1921～1991）专门为否定“百人斩”写出了一本书，题为《我眼中的日本兵》。此书被认为是关于“百人斩”的篇幅最大、最详细的书。但话说的再多，也难以抹杀事实。从其中的《日本刀神话的实态》《不适应白刃战的日本刀》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山本七平为抹杀“百人斩”确实绞尽了脑汁。例如他竟在“日本刀”上做文章，说日本刀不是“实用品”，而是“工艺品”，“在实战中用了一次就成了废品”，所以用日本刀杀不了那么多人。这两篇文章收入山本七平的文集《私の中の日本軍》，文艺春秋社1976年版；1997年又收入《山本七平ライブラリ》第2卷。日本固然有作为“工艺品”的“不实用”的日本刀。但侵华日军竟然把这种无异于儿童玩具的、管看不管用的日本刀随身带到中国战场上来，恐怕是山本七平先生的“想象的游戏”吧。中国学者程兆奇先生在《再论百人斩》一文中，援引已故日本刀博物馆副馆长、日本刀专家佐藤寒山（1907～1978）在《日本刀概说》中的话：“日本刀的特色被公认为实用，是因为（1）不会折断，（2）不会弯曲，（3）而且特别锐利。”程兆奇《再论日本刀》，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这足以证明山本七平所谓的“日本刀是工艺品”是在向读者撒谎。然而用日本刀杀不了几个人的荒唐的结论在此后竟被抹杀论者多次援引，来证实“百人斩”在“物理学”上的不可能。可见抹杀派为了达到抹杀的目的，简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2）
《南京大屠杀之幻》出版后，铃木明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做着抹杀工作。1987年，他抱着为“抹杀”搜集材料的目的，来到中国，并参观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199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新·南京大屠杀之幻》，显然是具有《南京大屠杀之幻》的续编的性质，但他的抹杀手法做了一些改变，自称“不使用日本的材料，不会见日本人，只使用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只询问中国人，来写一本新的《南京大屠杀之幻》”铃木明《新·南京大虐殺の幻》，第507页，飞鸟新社1999年版。。他在有关中文资料中寻找一些他认为可以用来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材料，特别是从不同中文资料的相互不一致的记述中，寻找可钻的空子，往往望风捕影、肆意邪推。比如，在第十三章中，他认定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澳大利亚人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立场不够中立，其《外国人所见日本军暴行》一书实际上是他与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一起写的。铃木明《新·南京大虐殺の幻》，第289～295页，飞鸟新社1999年版。诚然，任何一个人当时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都不会绝对“中立”，除非他丧失了正义感。从法理上看，一个杀人犯罪现场的目击者，怀着对罪犯的愤慨而挺身为受害者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