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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南京事件の真實》，由日本政策研究中心事业部1991年出版）、《确实如此：南京事件》（原题《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由日本图书刊行会1999年出版）等书。他的“彻底检证”与“确实如此”的结果，是说日军在南京只杀过一万人，这似乎比那些将大屠杀一笔抹杀的“抹杀”派要“好”些，但实际上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本质上与抹杀派没有多大区别。、大井满大井满出版了《编造的“南京大屠杀”》（原题《仕组まれた“南京大虐殺”》，展转社1995年出版），从叙述南京战“战史”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行歪曲和否定，最后还对所谓“南京大屠杀谎言”形成的根源做了分析，对“进步的文化人”、东京审判、日本的新闻媒体的有关宣传报道进行了攻击。那样的民间人士，而其骨干力量，则是现任大学教授。如本书在以上章节中已经剖析过的、散布南京大屠杀抹杀言论的中村粲、藤冈信胜、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小室直树等都是大学教授。更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北村稔（1948～），主攻中国近现代史，著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等书，近著《“南京事件”的真相》（原题《南京事件の真相——その实像をまとめて》），作为“文春新书”由文艺春秋社2001年出版。该书与其他右翼学者的书不同之处是，极力显出学术研究的客观姿态，貌似冷静，甚至在后记中声称要从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立场研究“南京事件”，在书后列出的参考书中也没有列出抹杀派的论著。但通观该书，他只不过是对此前右翼抹杀派提出的一些基本论点，刻意加以学术性的包装。尽管他似乎暂时还没有参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类的右翼组织，但属抹杀派无疑。等抹杀派的新人，还有以画漫画为业的小林善纪。抹杀论者不仅在构成上多样化，抹杀的方式、途径也趋于多样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抹杀论的组织化。本书在以上章节中提到了1995年由藤冈信胜发起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1997年由西尾干二发起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成为90年代中期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重要据点。活跃在其中的骨干人物有藤冈信胜（详见本书第五章）、漫画家小林善纪（详见本书第九章）、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等人。
90年代中期后抹杀论进一步猖獗，除了日本金融危机加深导致经济“大不况”、日本政治整体的保守化趋势加重这样一种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氛围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触因。首先，美籍华人女作家、学者张纯如女士张纯如（1968～2004），美籍华人女作家，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者；著有《中国人在美国》和《南京暴行》两书。自从她的《南京暴行》一书出版后，数年来不断受到怀疑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和骚扰电话，不堪其烦，2004年11月9日饮弹自杀。有些媒体认为她的自杀与日本右翼的威胁和骚扰有关。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所引起的抹杀论的反弹。张纯如撰写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十二次重印，发行量超过十二万册，这使日本的大屠杀抹杀论者坐卧不安。藤冈信胜和东中野修道合写的《〈南京暴行〉的研究——中国的情报战的伎俩与战略》一书，称张纯如的书是“中国人特有的反日宣传的书，是煽动性的宣传……是战时宣传战在六十年后的再现，是中国的情报战的产物”。他们断言，南京大屠杀二十万、三十万人之说，是美国占领军通过东京审判对日本进行“洗脑”的宣传，张纯如的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是美国宣传战的再现。他们认为，如果对此听之任之，“让中国的情报战略得逞，就会剥夺日本的自豪，就会让战后的历史在今后重演”。出于这样的维护日本人的所谓“自豪”的考虑，藤冈和东中野慌忙写成此书，对张纯如的著作大加反击。同时，日本其他右翼团体也与藤冈、东中野的论调相呼应，例如，一个名叫“日本青年协会”的右翼组织在其机关刊物《祖国和青年》1998年9月号上，举办了一个题为《反日国际保卫圈如此形成》的专栏，发表了《国际反日组织的女将张纯如》《中国的目的是制造日美分裂——“南京大屠杀”宣传的背后》等文章。再如，1999年7月，《SAPIO》杂志1999年7月14号开辟了一个特辑，名为《日本为什么被当成靶子：“南京大屠杀”的宣传谋略》。在此特辑中，浜田和幸称：“支援张女士的团体背后，有中国政府。”铃木明、井泽元彦称：“围攻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这场牌，是美国做出来的，然后递给了中国。”还有人指出：“中国的这场‘战争游戏’的目的是使日本无力化，然后由它来支配亚洲”等等。
总体上看，近年来以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核心阵地。1998年以后，他们为抹杀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种种政治与社会活动。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2）
1998年初，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组成了一个附属组织“宣传性照片研究会”，目的是“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伪造影像、伪造照片加以分析”。右翼分子很清楚当年拍摄的有关图片资料对南京大屠杀有着特殊的证实作用，所以从田中正明的《南京事件的总结》开始，就不断提出“伪造照片”的问题。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又抓住张纯如著作及其他有关著作在图片解释、使用上的不尽一致之处，而断定这些图片资料是拼接和“伪造”的。在此“宣传性照片研究会”的影响与推动下，以自民党地方议员为中心结成了所谓“考虑和平资料馆问题的自治体议员网络”，目的是要求“纠正战争博物馆中的偏向”，认为那些暴露日本侵略行径的历史图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要求把这些图片从日本各地的各种“和平纪念馆”、“战争纪念馆”中撤下来。同时，由于有关日本学者、记者和作家撰写、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为铁的事实，几乎无可辩驳，他们便在其中的资料照片上大做文章。例如，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的《恶魔的饱食》（光文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写的《新编三光》（光文社）、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南京事件》（岩波书店）乃至美国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都被右翼分子挑出图片使用上的问题。右翼分子利用《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和《正论》、《诸君！》、《SAPIO》等杂志，对有关作者发起猛烈攻击，并以所谓照片使用不当为理由，否定其全书的可信性，有的出版社不堪压力而被迫将未销售的书撤架收回。
不仅如此，藤冈信胜还和一批右翼的东京都议会议员们，策划组织“思考东京和平之市民会”，并受到右翼倾向严重的发行量名列前茅的报纸《产经新闻》的支持，对那时正在拟议中的“东京都和平祈念馆”的计划展出内容进行干预，不同意该馆展出那些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内容。到1999年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后，“东京都和平祈念馆”便被完全冻结。
1998年6月12日，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中村粲、小山和伸（神奈川大学教授）等人，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上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三十多名记者，极力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攻击张纯如的书歪曲事实、使用伪造的图片资料。
1998年8月1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题为“‘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的集会在东京大学召开，田中正明、犬饲聪一郎、东中野等人参加，东中野作了演讲，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了攻击。自此以后，东中野修道等在日本各地经常举行类似的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演讲。
1998年9月26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又搞了一场集会，题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是怎样伪造历史的？”在东京新宿的三省堂文化会馆举办。藤冈信胜做了《宣传性照片的真面目》的演讲，东中野、犬饲聪一郎做了《〈南京暴行〉完全破产》的演讲。
1998年12月12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题为“情报·思想战怎样进行的”集会，在东京大学教育系举行，藤冈和东中野作了报告。他继续鼓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以美国为舞台展开“情报战”，断言这是“反日谋略作战”，并将抹杀“南京大屠杀”作为“情报战·思想战”来看待。
1999年7月31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藤冈、东中野合著的《〈南京暴行〉研究》一书的出版纪念会在东京的九段会馆举行，同时举办了题为“对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以最后一击”的“连续演讲会”，据称参加者有一千多人。讲演者东中野修道的讲题为《张纯如的〈南京暴行〉的研究》，藤冈信胜的讲题为《作为反日宣传的“南京大屠杀”》，西冈香织（军事史研究者）的讲题为《从报道战线所见“南京事件”》，色摩力夫（浜松大学教授）的讲题为《从战时国际法所见“南京事件”》。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还将否定南京大屠杀加以“运动化”，以县为单位，在日本全国各地建立起了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地方组织，一般起名为“思考南京事件真相××县民会”。藤冈、东中野在这些组织中频繁进行抹杀演讲与宣传。同时，这些右翼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承认南京屠杀史实的学者及市民团体所进行的合法的学术文化活动。例如，1999年10月，千叶县的市民团体准备在千叶县的柏市市民文化会馆放映由中国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南京1937》（导演吴子牛，1995年出品），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下属的“思考南京事件真相的千叶县民会”，便对市政当局施加压力，要市政府不要提供场馆，结果放映只得取消。该片计划在横滨的电影院放映时，右翼分子上台撕破了银幕，并在街头开动宣传车对上演加以野蛮阻止，最后也只好取消放映计划。《南京1937》在其他地方的遭遇也都如此。迫于右翼的压力，该片至今在日本一直无法放映。在一个号称“言论自由”、甚至“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及“世界无国界记者协会”历年报告语）的日本，其“言论自由”竟然如此！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一直标榜的“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学者的相反的意见，他们也极力封杀和压制。如1999年10月，在山形县计划举办“《南京1937》讲演与电影集会”，并邀请日本著名学者、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教授作演讲，结果仍遭到“思考南京事件真相山形县民会”的胁迫和压力，组织者顶住压力使演讲如期进行，市政职员对会场严密警戒，笠原十九司由“机动队”保护着进行完演讲、并在机动队守护下离开会场。2000年2月，作为对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回击，东中野修道也在山形县举行了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演讲会。不用说，东中野的演讲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威胁，也不必有任何保护。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当代社会右翼化的严重倾向。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3）
2000年1月23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策划下，“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集会”在大阪举行，以“和平”为目的而建造的“和平大阪”为会场，集会的中心内容是听取东中野修道的抹杀演讲。此前，中国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取消这次集会，但日本方面置若罔闻，使这次右翼大集会得以举行。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1月24日，中国南京市民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广场集会，对日本的大阪集会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
2000年8月，“思考南京事件真相琦玉县民会”，在浦和市集会，集会名称为“定说现在被颠覆——‘南京虐杀彻底检证’琦玉县民会”，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两人做了一唱一和的演讲。该集会的宣传广告中写道：“尽管先前的大战过去了五十五年，但以中国、韩国为首、一部分美国的议员也卷入其中，无端提出了伴随着赔偿要求的‘战争责任’问题，而且声势越来越大。南京事件作为象征常常被利用，以干预日本的外交等各项政策、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了打破这一现状，就要检证真实、了解争论，为此县民志愿者举行集会。”这段广告词充分表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日本右翼分子，已经完全将“南京事件”政治化了。
2000年10月，东中野修道在所供职的亚细亚大学发起成立所谓“日本‘南京学会’”，并就任“会长”。该学会指南声称“本学会是为超越见解的分歧，作为学术研究交换意见之场所而建立的”。但实际上，该会的二十多名顾问理事等均为抹杀论者，同时还笼络不完全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将屠杀数字大为缩小的研究者——例如秦郁彦秦郁彦（1932～）是“南京事件”及日本近代史有影响的研究者，现任拓殖大学教授。他在《南京事件》一书中认为日本在南京只杀害了四万人，被称为“虐杀少数派”。加入东中野的这个“日本‘南京’学会”后，秦郁彦与“抹杀”派来往密切，并常常在一起发表有关“南京事件”的“对谈”。。“日本‘南京’学会”除频繁举办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外，还创办了学会刊物《日本“南京”学会年报》，专门发表抹杀论者的言论。而这些活动又与东中野所在“亚细亚大学”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亚细亚大学”是侵华战争时期做过政府文部大臣、战后被作为战犯拘押、并被开除公职的太田耕造在战后创办的、以战时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私立大学，而现任大学理事长日本私立大学的“理事长”（又名“总长”）一般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和最高决策者，“学长”（校长）等管理人员均由理事长招聘任命。的濑岛龙三是曾任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后在日本政界商界十分活跃的右翼人物。早在70年代，濑岛龙三就在美国的大学做过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系列演讲，是继林房雄之后较早为“大东亚战争”翻案的人。他的这些演讲到了1998年整理成《大东亚战争的实相》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大枺鼇啈馉帳螌嵪唷罚琍HP研究所1998年7月初版，2000年又出版文库版。关于濑岛龙三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共同通信社社会部编《沉默のFILE——“濑岛龙三”は誰か》，共同通信社1996年初版，新潮社新潮文库1999年版。在这样一所由右翼势力控制的大学中，东中野的抹杀活动得到了全面支持是很自然的。据他在《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后记中称，他的研究得到了该大学“特别研究费”的资助。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
由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在近年来的南京大屠杀抹杀“作业”中，最积极和最活跃的人物，就是东中野修道。可以说东中野修道是日本右翼文人中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
东中野修道（1947～）1971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1977年在大阪大学读“博士课程”，现任亚细亚大学法学部教授。他的专业自称是“日本思想史”，在此方面出版过《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十八讲》《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研究》《国家破产——东德社会主义四十五年》等。前者是一本讲义式的普及读物，后两书重复很多，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因而，东中野在日本思想史及东德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建树。笠原十九司教授在谈到东中野的学问问题时说：“虽然有两本书，我当初认为他是东德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者，但问了好几个德国现代史研究者，他们都没有听说东中野这个人……其知名度低得几乎近于无名”。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75页，柏书房2002年版。这位在思想史方面研究不出东西的东中野，却凭着他在政治上的嗅觉，偶然而又必然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行列。据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说，有一次参拜松阴神社时，遇到了一位据说是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旧日军大队长代理，从他嘴里听说“南京大屠杀，我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