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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4）
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历史文化近乎无知的东中野，如何研究“南京事件”呢？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中，曾交代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他写道：
在“南京屠杀”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上，要证明“没有”，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以说直接证明它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宇宙人有没有？有谁能够证明？或者“透明人”不存在，但谁能证明？（中略）要证明宇宙人或透明人不存在的间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见过宇宙人或透明人的人站出来，然后看他提出的证据确凿吗？这是否是真正的证据？一个个具体仔细地加以调查。
然后，对这些证据和证言，只要不能确认它没有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就不能断言宇宙人或透明人是存在的。这就是证明宇宙人、透明人不存在的、虽然间接但又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我对“南京”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此。
对东中野而言，这真是一个高明的、也是“唯一的证明方法”。实际上，这不仅是东中野个人的研究方法，也是所有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东中野把它表述得最为集中、最为坦率罢了。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科学、反理性的研究方法。其非科学、反理性的症结之一，就是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多万中国人的鲜血与生命写成的铁的历史事实，视为与宇宙人、透明人一样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这就好比若干年后，有一个日本学者看到了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的人写的书谎话连篇，觉得太丢日本人的脸了。因为“生也晚”，他当然没有见过“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但他觉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著作家们已经有很高的道德情操了，那时的日本根本不可能出现此等靠说假话沽名钓誉的伪学者。他认为这个“东中野修道”是假的，从来不存在，因为光凭《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这样的资料、甚至一个被称作“东中野修道”的人的照片及其他材料，根本不能断定“东中野修道”的存在；这些照片和书，乃至有关其他人的证言，都是伪造的、不可信的。结论是：“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这就是东中野修道在研究“南京事件”中使用的方法和逻辑。
这种方法的荒谬性，首先在于把实际存在过的铁的事实，作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根本不存在的“宇宙人”或“透明人”，并在此前提下来证明其虚假性。实际上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前，结论早就准备好了，而所谓“研究”和“检证”无非是对现有的历史资料窥间伺隙、索垢寻疵、千方百计找出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横加挑剔、借题发挥、无事生非而已。
其次，这种方法在其荒谬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欺骗性，由于他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并使用了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质疑、论证、证明等手法，很容易使一般读者上当。近三十多年来日本右翼文化人极力把“南京大屠杀”加以“学术化”，其用心就在于假借“学术研究”之美名，骗取读者信任，而行“抹杀”之实。诚然，历史是历史学研究、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应当不断地对其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与将南京大屠杀蓄意加以“学术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加以“学术化”的本质，就是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就是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虚拟化，非史实化。在日本右翼文人那里，将南京大屠杀“学术化”不过是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如果认可东中野修道的这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方法大行其道，那么，今后或许还会有人依照同样的方法，根据其需要任意抹杀所有他想抹杀的历史事实。譬如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这一史实，可能将来会有人将此问题加以“学术化”，通过学术的“研究”来寻找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人说“原爆”的时间是8点15分，有人说是20分；有人看到了很多尸体，有人看到很少，有人说自己没看见；有人主张死了七万人，有人主张十二万人，有人主张十三万人，还有人主张十四万人；有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晴天，有人说当时是阴天，有人说是晴间多云。总之，不同体验者、目击者说法不一。东中野所说的“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不是“一丁点儿”，而是不少。而且研究者还进一步断言：现有的关于“原爆”的图片资料、证言等都是恶意的伪造，美国那样的尊重人权的国家绝不会干出那种事，结论是“原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是日本人的虚构。——假如出现了这样的“学术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知东中野等日本右翼分子做何感想？
用这种反科学、反学术的方法炮制出来的东西，学术的价值自然是“接近于零”。东中野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更是如此。但这本书出版后，右翼同伙却打出“学术研究”的旗号纷纷喝彩。如藤冈信胜吹捧说：“此书的出现，使南京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由于这本书，而构筑起了批判张纯如《南京暴行》的学问的桥头堡。”《〈ザ·レイプ·オプ·南京〉の研究》，第229页，祥传社1999年版。漫画家小林善纪也吹捧说：这本书“作为最新的研究，最可信赖……作为历史研究是无可辩驳的。”东中野修道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5）
混迹日本右翼阵营的假冒日本人的黄文雄甚至更肉麻地说：这本书“可以说是现阶段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邱振瑞译《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序，第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这本书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在此前别的右翼文人的同类书中都有涉及，东中野修道用了八年时间炮制的这本书，实际不过是一本“编著”，这就表明了“南京大屠杀”在“学术”上的招数已经用完。翻开近来东中野修道编辑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前线》一书，其中收录的抹杀“论文”全是陈词滥调，表明了大屠杀抹杀论者的末路。东中野修道并没有提供一条新材料，只是对南京大屠杀抹杀更手狠，出言更放肆，手法更狡猾、观点更偏激、结论更荒唐。但他却集中了右翼文化人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几乎一切主要论点，诸如认为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符合“国际法”啦，认为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不是日军，而是中国军队及所谓“反日搅乱工作队”啦，认为当年在南京的外国人关于大屠杀的记述都是不可信的啦，还和松村俊夫一样，认为至今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之一的夏淑琴夏淑琴当年全家十三口人除自己幸免于难外全部遭日军杀害。近年来，针对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指她为“假证人”，夏淑琴老人以“名誉侵害罪”，向南京中级法院提出起诉。女士是个“假证人”。特别是东中野还在该书卷首插载了五张被认为是经中国人或美国人“伪造”的照片，并且做了放大、局部特写等处理，以便给读者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第一张是一个小男孩坐在被炸毁的铁道旁大哭的照片，据说是照相人把小孩作道具有意拍照的；第二张是被斩首的一排头颅的照片，据说是用“国共内战中被杀的政治犯的头颅”而栽赃于日军的；第三张是扛枪的日军与中国女性走在一座桥上的照片，据说那不是日军押送她们强奸、枪杀，而是“护送”她们回家的。现在看来，这张照片可能是日军当年的“宣抚”照片，即日军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拍摄的，这样的照片流传至今的不少。东中野在成千上万张真实的照片中，只挑出三张这样的不能确定背景与内容的照片刊于卷首，其意图显然是以偏概全、混淆视听。至于第四张，则东中野无端“推测”被砍下的、嘴里叼着烟头的头颅是“美国摄影记者的戏谑之作”，妄言砍头者不是日军。第五张则以挥刀砍头的人“穿的不是日军的正规服装”为由，断言是中国兵扮演的伪照。所谓“不是日军的正规服装”，指的是挥刀杀人的日军上身未穿制服，但他身后的三个站着观看砍头的人，显然穿的都是“正规”的日军军装。人们也完全可以“推测”：这位杀人者看来砍了不止一个中国人的头颅，以致累出了汗，脱掉了上衣。
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可以说是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集大成。右翼同伙对它的吹捧与喝彩，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抹杀论者在史实面前注定失败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从一开始就注定归于徒劳和失败。笠原十九司教授在《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曾说过：“在历史学研究中，由史料所证实的历史事实是研究的共同出发点，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屠杀作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界的定说。南京事件的论争，也应该从这里出发。在日本国内，有关南京事件的专门资料，大部分已编成九卷资料集而公开出版。历史学者基于历史研究的成果而撰写的历史学类的辞典，都有‘南京大屠杀’、‘南京屠杀’、‘南京事件’的词条，并对史实作了解说。而且，现在的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世界史教科书的大部分，都有南京事件的记述。”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86页，柏书房2002年版。并认为在此情况下，右翼分子的“否定运动明显失败了”。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62页，柏书房2002年版。
毫无疑问，单从学术角度看，正如笠原教授所说，由于日本有学术良知的一批日本学者教授，包括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先生、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先生、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先生、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先生、著名学者、《教育与人权》主编津田道夫先生等人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都卓有成效。特别是洞富雄先生编辑的《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两卷（青木书店1985）、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1996）、藤原彰著《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5）、吉田裕著《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5）、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柏书房1999年）等书，都给抹杀派的伪学术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中，《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一书，对抹杀派提出的主要论点概括为十三条，并一一做了极有力的批驳。被批驳的十三个谎言是：
第一，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时捏造出来的，事实上不存在；
第二，此前日本人谁也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三，当时的国际社会没有报道南京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四，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五，当时南京市人口只有二十万，怎么可能屠杀三十万，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六，两个日本少尉的所谓“百人斩”杀人比赛是当时的报纸捏造的，不可信，不存在；
第七，崇善堂、红十字会的尸体掩埋数量不可能有那么多，所以不存在；
第八，日本的山田支队对一万五千名“俘虏”（实际上含有大量平民）本来是打算释放的，但因为他们反抗，日本军为了自卫才将他们击毙，所以不是屠杀；
第九，战争中的杀人不叫屠杀，杀掉便衣兵、投降兵、败残兵，不违反国际法；
第十，屠杀、强奸的目击者的证言，互有差异和矛盾之处，因而不可信；
第十一，南京战役中的烧杀抢掠行为，原本是中国人的“反日搅乱工作队”干的，然后又栽赃于日本军队；
第十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净是伪造品；
第十三，承认南京大屠杀派历史事实的所谓“南京大屠杀派”，是被“洗脑”了的、具有“自虐”心态的日本左翼。详见《南京大虐殺否定論の13のウソ》。
《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的执笔者，包括井上久士、小野贤三、笠原十九司、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渡边春己等，都是严谨自律、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忠诚于科学与学术的人。由于这本书史料丰富、运用恰切，评述公允、准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抹杀派至今未能对此书提出像样的反驳。当然，为此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正义学者也遭到了右翼抹杀派的嫉恨，被他们骂作“反日学者”。但他们为维护历史事实与学术尊严，对抹杀派毫不让步，也表明了日本当代社会和学术界良知尚存。
在历史事实面前，在日本一批真正的学者专家的卓越的研究成果面前，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从学术上讲是彻底失败了。但是，右翼势力、右翼教授文人们现在所搞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研究”，特别是以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为代表的新一代抹杀论者，他们的主要精力早已投入于右翼政治活动，是自知在学术上成就无望，转而进行社会投机活动的假学者和伪教授。对他们而言，学术上失败并不算失败。在政治上，他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越来越猖獗。日本当代社会的右倾化趋势，日本政府及有关团体对他们的听之任之，日本的许多财团对他们的财政支持，都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而他们炮制的一本本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书和一篇篇文章，他们在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大屠杀抹杀论，把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铁案搅得云山雾罩。在大屠杀史实的肯定论与抹杀论的较量中，一般日本读者不免莫知所从、将信将疑。把历史搅混，恰恰是右翼抹杀论者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后记
十几年来，我所写的十几本书，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与日本有关。这次，有机会到日本任教两年，正好与我拟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几个研究课题在时间上重合，为收集日文资料提供了方便。2004年3月底我到达日本京都后，几乎天天钻图书馆，逛书店，一年中购书一千余册。在此过程中渐渐发现，日本右翼学者文人写的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仇华反华书籍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是畅销书。有时候我和日本的友人及学生、先生们聊天，谈起某某右翼教授的某某书，许多人竟耳熟能详，这使我暗暗吃惊，也平添了许多的好奇心和关注心，逛书店时就陆续一本本将这些书买回，由消遣式的随便翻阅，到一本本、一页页仔细地看，越看心情越不能平静。同时也感到，面对这些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猖狂的文化挑衅，我国学者竟然还没有一本专书予以系统的回应和批驳，是太不应该了。到了7月份，当我完成《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本研究和批判当代右翼学者及其言论的书。
正好，暑期我回国度假，8月份辗转威海、西安、太原，一连参加了三个学术会议。这三个会议分别是关于比较文学、日本文学、东方文学研究的，而对当代日本右翼学者的研究批判，则属于政治学、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史领域，与文学议题无关。然而当我占用会议上宝贵的时间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与会者们却给我以热烈的呼应。在其中的威海和太原两个会议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竟成了晚间学术沙龙中唯一的话题。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