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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村粲判定“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理由是说这块地方历来不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他说孙文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也没有把东三省看成是汉民族的领土。“在回顾满洲两千年的历史的时候，可以知道满洲民族曾经征服过中国，但汉民族没有支配过满洲。在汉、唐、明几个朝代汉族的势力确实达到了满洲，但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在地域上也限于南满、辽东的狭小部分，回顾历史，可以说满洲是满洲民族的，汉民族主张对满洲的领有权，是没有根据的。”（同上，第330页）所谓“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这也不是中村粲发明的观点，而是近代以来那些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御用“满洲学”学者们得出的共同“结论”，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们或是出于故意或是出于无知，完全混淆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国从来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以民族融合为历史特征的国家。连日本这样一个号称“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民族的不同。按中村粲的荒唐逻辑，说日本阿依奴（虾夷）族人所世代居住的北海道、千岛等地，从来都不是日本领土，行吗？当然不行。中村粲故意将某某地方历史上不是“汉族”的居住区，与某某地方不是“中国”领土两者画上了等号，是对民族国家常识的亵渎，实在不值一驳。“满洲不是中国领土”，难道是“日本领土”吗？“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能作为日本侵占“满洲”的理由吗？
第四，中村粲还从日本经济的角度，援引侵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官僚的话，来说明满洲对日本是如何重要。他甚至把战犯、前首相近卫和东乡外相的话搬出来，作为立论根据。说什么那时日本人口增加很快，吃饭成问题，必须在开发台湾、朝鲜之外再开发满洲；发动“满洲事变”是为了打破欧美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打破西方的禁锢寻求生存之道”。在中村粲看来，为了“日本人的生存”，侵略中国、牺牲中国就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种论调与当年纳粹希特勒以“寻求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由屠杀犹太人、侵略整个欧洲一样，是何等相似的强盗逻辑！
关于七七事变，中村粲和所有美化侵略、拒不反省的日本右翼分子一样，坚持说七七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员先开的第一枪，幕后的策划者是刘少奇。所以“真凶”是共产党、刘少奇。关于七七事变问题，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充分地、大量的研究，足以证明是日本军队先行开枪挑衅，引起事端，以寻找侵入关内的借口。那是时任华北日军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也首先下令向中国军队开枪的。时过七年之后，牟田口廉也已升任中将，担任在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对此，当代日本历史学者儿岛襄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写道：
牟田口中将与其说是一位缜密的计谋家，不如说是果敢的行动家……他常常感慨说：“大东亚战争，说起来，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想必须给这场战争一个了结。”兒岛襄《太平洋戰爭》（下），第119页，中公新书1966年版。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2）
历史事实如此清楚，原本无可置辩。但中村粲们很清楚，谁先开第一枪这个问题，可以用来大做文章，需要在这上头给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找一个借口。如上所述，中村粲曾把日清战争说成是为了朝鲜独立，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了阻止俄国南下，把出兵山东说成是保护日本侨民，把占领满洲说成是为巩固日本的国防和日本的生存。日本的这些目标后来都实现了。问题是已经侵占了几倍于日本的土地，还要得寸进尺地大规模全面侵略中国，要找一个什么“理由”才说得过去呢？想来想去，只有把中国军队说成是挑衅者，才能找到理由，那就是：中国人先向日本人开枪，所以日本就要惩罚你。用当时日本各种媒体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叫“膺惩暴支”。用中村粲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支那事变……是被〔中国〕挑起的军事行动，以膺惩肇事的支那为目的”（同上，第655页）。为了使这个结论成立，就需要把先开枪的说成是中国人。这就是中村粲等侵略战争的美化者千方百计纠缠“第一枪”问题的奥秘。为此，中村粲对中日学者发掘的大量史实和大量研究成果故意视而不见，只管兜售“中国人先开枪”的怪论。日本在占领东三省后，急欲扩大侵略范围，并制定了周密的入侵华北的计划，以实现幕末以来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许多日本“志士”、军阀、政客的“大东亚”的梦想，所以日本人早晚要开这一枪。日本要侵入华北，总是要找一个借口的。这不是事先的假设，而是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更何况，当时的日本早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对中国而言，日本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侵略者。而且，日本依据早先与腐朽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防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在华北长期驻扎军队。义和团不存在了，日本军队却还是赖着不走，后来又肆意扩大驻军与军事活动的范围，在本来不属于十二个驻军地点的丰台及卢沟桥大肆举行军事演习，以伺机挑发事端，这本来就已经属于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径了。别说中国军队没有开枪，就是中国人对这样的侵略者开了枪，难道不是理所应该的吗？中村粲却反诬中国军队“违法”，岂不荒谬吗？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最为臭名昭著的野蛮暴行——南京大屠杀，中村粲也列了一个专章（第十五章）《新“虐杀”考》，为日军的暴行开脱和辩解。他认为中国方面的“南京调查委员会”（1945年7月成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纯粹是“文学的修辞和空想”，他写道：
例如……说“〔日本兵〕打人用左手和右手各打一个耳光，然后再踢一脚，名为‘三面合击’。”“三面合击”这个名称和“三光作战”一样，多么带有中国风格啊！日本人想不出这样的名称，日本人一听就会直觉地感到不对头。
关于奸淫，是这样描写的：“〔日本兵〕让父亲奸女儿，让哥哥奸妹妹，让公公奸儿媳；或者割乳房，破胸破腮，拔掉牙齿，惨不忍睹。”近亲相奸不是我国的风俗，恐怕是把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屠杀，假托在日本人身上而进行了上述创作。像上述的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中村粲《大枺鼇啈馉帳丐蔚馈罚�434页。
中村粲一旦需要为侵华日军开脱罪责的时候，就故意装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无知之状。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当然应该知道，日本古代的“猎奇的蛮行”很不少，日本古代人很早就发明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残杀方式。如奈良、平安时代，将人捆在柱子上倒插水中的“水刑”，将人体做成“大”字形捆在木架上竖起来，用长矛从阴部刺入，通过腹腔胸腔一直穿到口腔，名为“串刺”……至于近亲相奸，即乱伦的习俗，则日本古典名著、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源氏物语》中就有大量描写。但是似乎还没有谁把古代日本人的这些野蛮行为与现代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直接联系起来，而中村粲却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人如何“嗜虐”、如何“残暴”，如何“野蛮”。罗列这些除了可以满足他丑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之外，对于抹杀日本军队的“文明”的南京大屠杀又有什么用处呢？以此拙劣手法对日本兵的南京暴行加以开脱，除了当今的日本右翼分子看了会拍手之外，有谁会相信呢？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的数字真实性问题，中村粲断言这个数字是东京审判（指战后联合国为审判日本战犯而设立的远东军事审判法庭）时编造出的一个“神话”，是一个“令人捧腹喷饭的中国式的超级算术”计算出来的谎言。接着中村粲自己也来了一个“算术”演算，来否定当时的控方提出的“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掩埋十多万具尸体的史实。他写道：
即使粗略计算，搬运一个人的尸体并加以埋葬，也需要四个人吧。在河畔被杀的、吸了水的尸体很沉，处理起来应该很费劲。这样算下来，十五万五千具尸体的处理，就需要六十二万人的男性劳动力……这么庞大的从事埋葬的劳动力，是怎样平安无事地活下来的呢？控方是想说：中国人一批一批地被虐杀，同时又一个劲儿地从事尸体处理吗？这种情景是可以想象的吗？中村粲《大枺鼇啈馉帳丐蔚馈罚�437页。
现存档案史料和中日有关研究专家的研究已经证实，当时的崇善堂、红十字会所做的不是中村粲想象中的将尸体一一搬运、放入墓穴的那种“埋葬”，这不仅是因为人力物力不够，而且也是因为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南京，中国人死者也不会拥有那分尊严。因而，中村粲式的“算术演算”推算出来的“六十二万人”之类的数字，完全是架空的东西。正是因为有十五万具尸体需要掩埋，当年以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才想方设法克服资金短缺、人力缺乏等种种困难，只崇善堂就动用了汽车等工具，组织了四个掩埋分队，雇佣了不少临时人员，在城外则得到当地农民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掩埋“作业”还是从大屠杀后的1937年12月，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这都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中村粲对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只是极力抹杀，至于历史事实与逻辑，则完全顾不得了。至于他抹杀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其他谬论，例如认为“没有一张屠杀的‘全景写真’”就等于没有发生屠杀等等，显然是从田中正明等南京大屠杀“抹杀”专家那里抄来的，本书将在第七、八章中详论，在此从略。
在对“大东亚战争”做了全面辩护和美化之后，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终章”中，中村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总之，回顾近代史，可以发现我国是一个领土欲望极小的国家，和欧美列强相比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征。我国的对外行动大体上为两个原理所决定、所支配。这就是国防上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为了确保国家民族的安全，而进出他国；为了生存或者自存的目的而向他国要求权益，但即便如此，对领土的要求几乎没有。中村粲《大枺鼇啈馉帳丐蔚馈罚�654页。
“对领土的要求几乎没有”？！颠倒黑白强词夺理恬不知耻如此！观止矣！至此，中村粲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应具有的起码的学术水准和道德良知，也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丧失殆尽。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1）
近年来日本最猖獗的右翼文化组织就是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会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就是西尾干二。此人站在极右翼的立场上，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通过写作著述、社会活动等多种不同方式，篡改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其代表著作《国民的历史》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上，全面复活荒谬绝伦的“皇国史观”，集中暴露了右翼势力的自恋史观。
西尾干二，1935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毕业，并获东大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长期在电器通信大学任教授，退休后被聘为该大学的名誉教授。西尾干二的著述较多，20世纪90年代前，他曾出版了《欧洲的个人主义》《与尼采的对话》《欧洲图像的转换》《日本的教育与德国的教育》《教育与自由》《关于人生的价值》《行为的思索》《历史的不安》《自由的悲剧》等有一定的学术意味的书。在这些著作中已经体现出了他反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自由化的保守主义倾向。90年代后，西尾干二的右倾保守倾向日益膨胀，并逐渐走向学术思想界的右翼乃至极右翼。他在《奉劝劳动锁国》（1989）一书中“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不久以后出版的《新的日本历史开始了》封面书影。封面人物为“编纂会”核心成员的漫画像
，提出“外国劳动力使日本灭亡”，主张劳动锁国论，并在电台与报纸上与异见者展开辩论。1992年去东欧国家旅行，回国后出版了分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极权主义的诅咒》一书，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感。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西尾干二对教育问题、尤其是对历史教育问题十分热衷，曾担任第十四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成员。他在《教育与自由》（1992）一书中，猛烈批评日本政府文部省对学校的教育改革不力，认为日本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能向下一代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1994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由学术界、财界、政界官员等二十人的研究小组“路之会”，就政治经济及媒体舆论等问题，每月举行一次讨论，并发行会刊。同年11月，西尾干二和中村粲等右翼学者一道加入了自民党右翼团体“历史研究委员会”任讲师，并在会上做了《日本和纳粹的罪行能相提并论吗？》的演讲，认为不能将日本的战争犯罪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罪行相提并论。出于对日本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如实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史实的不满，他于1996年底发起成立了以争取删除现有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记述为目的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并任会长。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副会长、理事、监事）包括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副会长）、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教授）、伊藤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杏林大学教授）、田中英道（东北大学教授）、芳贺彻（东京造型艺术大学学长）、西部迈（评论家）、小林善纪（漫画家）等较有名气的学者、文化人。到2002年，该会在西尾干二退休、成为“电器通信大学名誉教授”后，由东北大学大学院教授田中英道任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京都大学教授、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入会并成为理事。在同年12月2日举行的“编纂会”“发会式”暨记者招待会上，西尾干二代表“编纂会”宣读了如下声明：
历史教育问题，在上次大战失败后半个世纪以来，被反复讨论，但对于历史的歪曲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近年来反而愈演愈烈。
尤其是今年度通过检定的七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的记述，将日清、日俄战争定位于侵略亚洲的战争。而且，进而将明治国家本身作为恶、将日本的近现代史断定为犯罪的历史。例如，将证据并不充分的“从军慰安妇”的强制征用写了进去，这是自我罪恶史观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由自国历史丧失而导致的国民意志崩溃的一个象征性事例。
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战后五十年间，将世界一分为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历史观在日本共存，历史教科书的记述就是这两种史观混杂的很好的例子。虽然从原理上讲是对立的，但是，作为对日战胜国否定日本过去历史的两个历史观，却在战后知识人的头脑中合而为一地共存着。其结果，就是导致了日本自身历史观的丧失。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局势不容乐观。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形象，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意识，而不是苟且偷安地认同他国的历史认识。特别是刚刚具有幼小的民族主义萌芽的我国，和正处于初期民族主义爆发期的近邻亚洲各国，假如在历史认识上趋同，其结果必然带来我国的屈服。这就会使得上述的历史丧失症更加严重。
我们在此将重新思考战后五十年，返回“历史是什么”的本义的追问中。我们要告知各界，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恢复任何一个民族都无一例外所具有的自国的正确历史，要编写并提供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自信的具有良识的历史教科书。
希望得到各界各层的指导和支援。见《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48～50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召集人：
阿川佐和子（随笔作家）
小林善纪（漫画家）
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
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教授）
西尾干二（电器通信大学教授）
林真理子（作家）
深田佑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