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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鬓角，说：“兄弟，醒醒！”
严志和在昏迷中，听得朱老忠的声音，眼里渗出泪珠来。
牙齿打着得得说：“大……大哥！我有了困难了！”
朱老忠一听，摇了摇头，把右手撑在腰里，说：“兄弟！说吧，有什么困难？这些个年来，穷弟兄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朱老忠不能躲到干树身上去。你门里的事，就是我门里的事，我朱老忠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严志和听得说，张开两只手，打着颤说：“运涛那孩子，他被问成‘共案’了，陷在监狱里！”
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呆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头上立时象打了个轰雷，随着眼前一道亮闪。转转眼珠，冷然地说：“我听得人家说，国民党大清党了。杀的共产党可多哪，咳！这个年月……凶多吉少啊！”说到这里，他又觉后悔，下意识的向回吞了一口，也没吞回一个字。
严志和听说“凶多吉少”，身上颤栗起来。说：“大哥！你帮我这一步吧，跟我上趟济南，去看看这孩子！你走过京闯过卫，下过关东，我可没离开过这块土，出不去门呀……”说着，不住地摇着头。
去年四月，国民党大清党，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了，入狱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杀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天夜晚，营长吹哨集合，点着名从队伍里把运涛和几个排长叫出来，过堂问供。军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严运涛！”他说。又问：“什么地方人？”他答：“河北省××县人。”军法官又问：“多大年岁？”他答：“二十六岁！”最后，军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不错，是共产党员！”
供词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多说一个字，因为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谁也知道。运涛被扎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暗的监狱里。
到了今年夏天，北伐军到了济南。部队里又出了共案，牵连到他，才把他从南京解到济南。运涛立刻托人给父亲来了这封信，说他被捕了，叫严志和跟江涛去看看他。
朱老忠立刻答应了老朋友的要求，耸了耸肩膀，响亮地说：“志和！这码事儿好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
说什么时候去，咱抬腿就走，这有什么作难的！”
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心眼豁亮了。睁开眼来，挺了一下子腰，想扎挣着站住脚。一下子又闹了个侧巴楞，趔趄了一步，要倒下去。朱老忠赶上去，把他搂住，问：“你怎么了，志和？”
严志和说：“头，晕眩得不行！”
朱老忠背了他一只左手，严志和的右手扒住他的肩膀，两人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一进门，涛他娘见他搭拉着脑袋，满头是汗，眼睛也不睁一睁，一步一趔趄，骨架支不住身子。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走上去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朱老忠说：“莫喊叫，先安放下他再说。”
两个人把严志和抬到炕上，把枕头垫高点，叫他还息着。朱老忠挤了一下眼，两人走到外头屋里。朱老忠坐在锅台上，温声细气儿说：“涛他娘！有个事儿，又想跟你说，又不想跟你说。不跟你说吧，你是一家主事的人儿。要是跟你说了，无论如何，你可得支持住身子骨儿。”
涛他娘听朱老忠话口里有事，瞧见他手里攥着运涛那封信，心里有些嘀咕。她问：“是运涛的事儿？”
朱老忠一句句把运涛的事情告诉她，涛他娘低着头，眼泪刷地流下来。当时，一个农家妇女还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在说书唱戏上，可知道监狱的黑暗无情，于是哭得更加痛切。当他们细声细气哭着的时候，老奶奶隔着灯龛看着，仄起耳朵听着，听得说“运涛入狱了”！她脸向下一沉，张开嘴惊诧地问：“什么，运涛入狱了？”
涛他娘听声音不对头，慌忙走进去。老奶奶两腿一蹬，抽搐了几下，挺在炕上，难过得摇着头，合紧了眼睛。年老的脸上急骤的颤动，嘴里嘟嘟念念，好象在说什么。涛他娘一迭连声叫：“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慌里慌张，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说：“娘！你合上眼睛了？你合上眼睛了？”
朱老忠走进来一看，把手掌放在老奶奶鼻子上，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了。他说：“涛他娘别喊了，先给她穿衣裳吧！”
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运涛入狱的消息，象巨雷一样，震惊了她的神经中枢，截止了她生命的活动。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象在反复地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一会儿，眼窝渐渐塌下去了。
涛他娘顾不得哭，赶快开箱倒柜找出装裹。贵他娘、顺儿他娘、朱老星家里的，都赶了来。给死去的人穿上新洗的褂儿，新拆洗的棉袄，箍上黑布头巾，头巾上缝上一块红色的假玉。
朱老忠站在院里，手里拿着烟袋，指挥朱老星他们抬来一张小板床，放在堂屋。把老奶奶的尸首停在板床上，蒙上一块黑色的蒙头被，床前放上张饭桌。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严志和带着病从炕上爬下来，和涛他娘跪在干草上哭。贵他娘、顺他娘、朱老星家里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也在灵前弯下腰啼哭起来，涛他娘哭得尤其悲痛。
黄昏时分，严志和家门楼上挂起了纸钱。
一会儿，听得拐棍戳地的声音，朱老明拄着拐杖摸了来。进了门，哆哆嗦嗦站在灵前，弯下腰来哭着，泪水从眼洞里流出来。朱老忠也含着泪花说：“哥！人既咽气了，老哭也没用了！”朱老明说：“我觉得志和不是容易，为孩子们作难呀！”说着，又大哭起来。哭了一会，他用袖头子擦干了泪，问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断气的。朱老忠说：“光运涛的事，就够他们傤负的了，又添上办白事儿！”他把国民党大清党，运涛被关进监狱里的事情，对朱老明说了。
朱老明抬起头来，喘了几口气，才说：“也该叫江涛回来，商量商量运涛的事情怎么办。革命军失败，运涛入了狱，对咱穷苦大众来说，是一场天大的事呀！”
朱老忠自从老奶奶倒头，心上就架了火，时间不长，眼睛就红了，长出眵目糊来。他急得搓着手儿说：“谁承望的，咱一心一意等着革命军过来，把冯老兰打倒，给运涛和春兰成亲。咳！这一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朱老明说：“兄弟，要经心呀！说不清狗日的们要出什么坏招儿！”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子，用手一摸刀锋，噌楞楞响着。他说：“听得风声不好，我就磨了一件武器揣在怀里。碰上他们要害我，抽冷子抓住，先扎死他两个再说！”
说着话，街坊四邻都来吊孝。晚上人们散了，严志和还在草上睡着。已经是秋天，晚风凉了，阶沿下有两只虫子唧唧叫着。小桌上放着一盏高脚油灯，冒着蓝色的焰苗，照得满屋子蓝蓝的。朱老忠把门关起，和朱老明坐在草上，三个人商量事情。严志和同意派人去叫江涛，他哑着嗓子说：“把运涛的信也送去，叫他请严家去写个信，托个人情，好到济南去打救运涛。他奶奶的事可不告诉他，那孩子自小儿跟着老人长大，跟他奶奶感情可热哩……”说着，又哭起来。
朱老明眯瞪眯瞪眼睛，说：“兄弟！你甭哭了，身子骨儿又不好，万一哭得好儿歹的，可是怎么着？这会儿千斤的担子搁在你身上！”
朱老忠也说：“老明哥说的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要好不了，一家子可是怎么办？”又对涛他娘说：“你去做点吃的吧，一家子哭了半天，还没吃饭呢！”
那天傍晚，春兰娘听说老亲家去世了，也去吊孝，咳！闺女是娘身上的肉啊！听到运涛不幸的消息，慌慌忙忙走回家去，悄悄地告诉春兰：“闺女闺女不好了，运涛卡监入狱了！”
自从那时，贵他娘把运涛的消息告诉了春兰，老驴头答应了这门亲事，革命军的光芒，和运涛的眼睛，就象两点萤明，在遥远的远方闪晃。隐隐显显，似有似无。就是这一丁点遥远的光亮，在她的心上就象太阳一样，照暖了她的全身。这时，她凭这股热力和光明来生活呀！当娘把这不幸的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心上一惊，又强笑着镇静下来。只是冷笑说：“呿！说他干吗？扔到脖子后头算了！”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的心上就激烈地跳动起来。
真的，她倒一点也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象干了底的深潭，就是投下一块石头，也难溅起点滴波涛。这咱她年岁大了，明白了一些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她明白，就是哭瞎了眼睛，对于革命，对于运涛，也无济于事。黄昏来了，暮霭象一块灰色的布，盖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在这块布下生活，更心安一些。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想躲进黑暗的角落里，让黑暗把她吞没。
晚饭以后，天上落着一阵雨，象滴不完的愁苦的眼泪。树上风声起了，树叶子索索响着。突然间一丝意念涌上了她的心头：人活着，是为了愁苦，还是为着幸福呢？可是，她是没有幸福的。眼看一丁点革命的光芒，就要被黑暗吞没。她的心情，象从千丈高崖跌下深渊，焦虑得难耐。她想，活在世界上，也是个多余的人，死了倒也落得干净！她想到这里，象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搅动。犹疑着呆了一会，她又登上板凳，从柜橱上搬下箱子，把一身鲜艳的、过年时穿的新衣裳穿在身上。拢了一下子头发，点上灯，拿镜子照了照脸上。当她看到自己美丽的脸型，又摇摇头，心里想：我还这么年轻！想着，把镜子一扔，吹灭了灯，趴在炕上抽泣起来，她实在舍不得运涛。她哭了一会，抬起泪眼，在黑暗里蹑手蹑脚走到堂屋里案板旁，伸手扯起切菜的刀。在夜暗里，她看得见刀锋在闪亮。不提防一点响动惊动了母亲，她从枕上抬起头来问：“春兰！案板上什么东西响哩！”这时，她镇静了一下心情，装出远远的语音，说：“嗯，娘！你还没有睡着？是一只老鼠碰的吧。”
娘翻了个身，自言自语：“你还没有睡？咳！闺女！你的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哩！我能叫你老在家里一辈子吗！咳！天哪！运涛忙回来救救我闺女吧！”
一句话打动春兰的心，她想：“他还会回来的！我不能带着不明不白的伤痕死去。这样，将永远无法洗净身上的脏污。”她想到这里，又放下刀走回来，坐在炕上。隔着窗棂，看得见天上的云彩散去，月亮出来了，天色蓝蓝的。她重又躺在炕上，盖上夹被，泪眼对着窗外的天空。月光透过窗格子，照在她的身上，照看她惨白的脸庞。
２２
江涛接到这封信，合紧嘴不说什么。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捉摸着事情的根源和发展：１９２７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保属特委的负责同志，到第二师范来，在党、团组织中正式宣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暴露了本来面目，叛变了革命，反回头来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大众。从今以后，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但是，我们并不悲观，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广阔的，是远大的。同志们！我们要擦干了眼泪，拿起刺刀，开始战斗了……”从此以后，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里。
江涛到教务处请了假，走到严知孝家去，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严知孝住在槐茂胡同，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江涛走上高台阶，拉了一下门铃。随着叮叮的铃声，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问：“是谁？”
江涛说：“我，江涛。”
听得说，门吱地一声开了。严萍立在门口。她说：“噢，稀客，请进来！”说着，看着江涛，不经意地笑了。
江涛问：“严先生在家吗？”
严萍见他神情急迫，睁起大眼睛瞅着他，说：“星期嘛，不在家？”
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子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夹竹桃，正开着花。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畦十样锦，畦畔围着芦苇扎成的小篱笆。茑萝爬到篱笆上，开着杂色的小花。葫芦蔓爬到花架上，爬上墙头。严萍登着门板爬到墙上，把麻绳钉在屋檐上。
江涛说：“留心，掉下来！你想干什么？”
严萍说：“我吗？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你没看见这房顶上，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
江涛说：“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才能，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
严萍说：“我学师范，不象你学师范一样？”当时，她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
北房三间小屋，挺干净。里屋是严知孝的卧室，外屋是他的书房。有几架书，几件木器家具。桌上有一小碟黄瓜菜，严知孝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在吃着。见江涛走进来，他问：“才说叫萍儿去叫你和登龙来吃螃蟹，你来了正好。”
严萍在屋顶上说了话：“白洋淀的朋友送了螃蟹来，在水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哪！”说着，嗤嗤地笑起来。
他们说的登龙，就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锡的第二个儿子。现在育德中学读书，是严知孝他母亲的侄子。自从来到保定，常和江涛、严萍在一决玩。日子长了，就成了青年朋友。
江涛走出来，对着严萍说：“可惜，吃不上了，我要回家。”
严知孝从窗口里探出身子，他吃完了饭，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
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
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事？”
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就见不到面了！”
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
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
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
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
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