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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听取我对某一案件的一些专门意见，从不让我在在证人席上作证，担心法官会质疑我的资格而无法通过专家资格审核这一关，纵使我符合专家证人的资格，他们也担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不会相信我这位黄脸孔的专家的证词。在美国法庭，专家证人的资格十分重要。在学位及专业研究方面我无懈可击，而一般来说许多专家都会加入专业协会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鉴识这门学科里，全美刑事鉴识学会是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协会。有一次我参加了该会主办的活动，看到会员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当我这个东方人出现在这次活动中时，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来看我。但毕竟这是一个能增强自己资格的协会，我仔细阅读了会员资格后，认为自己有博士学位，又是教授，入会资格应该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当我向该协会的职员递交申请表时，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看我的申请表，就毫不客气地将申请表退给我说道：“你不够资格！”我心里明白，我所不具备的资格是肤色资格，而不是专业资格。此时我明白到，要打入这个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业，要跨过这道门槛并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领向他们证明自己，我不想低声下气地求他们让我入会。我没有说什么，就大步走出了会场。没想到十多年后这个起先不让我入会的学会竟聘请我为他们的理事，并请我担任其专业期刊的编辑。
我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国的主流刑事鉴识界外，我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绩来，让别人对我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另眼向看。我抱着友善的态度与公设辩护律师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计较路程远近和时间长短而前往现场勘查，每一项证据都仔细化验。经过多次合作，公设辩护律师处的多位律师也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离纽海文不远的利奇菲尔德发生了一起强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没有受过如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队指认时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后来也向警方自白。检方的专家证人化验过被害者体内留下的精液，也确定强暴者的血型与被告相同。检察官认为证据确凿，陪审员一定会判被告有罪。公设辩护律师查理。吉尔负责替被告辩护，经过仔细查问，被告改口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认罪的证词是被警察诱骗而作成的。虽然，吉尔审查了检方手上的证据后也觉得无懈可击，不过被告坚称无辜，吉尔觉得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专程到我的办公室向介绍基本案情后，我分析说有三成的被害者都会指任认错误，但是要证明被害者任错了人，必须有证据证实，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决于精液的化验结果是否准确。
他赶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请求法院将精液证据分出少许来让我化验。法院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拿到证据后马上进行化验。结果显示，被告的血型虽然与被害人体内残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们的酵素型与其他遗传因子却不同。
传统的血型分类是以ABO区分，按照这种模式，血液可分为A、B、AB以及O型。由于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别占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拥有相同血型的几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与现场留下血迹的血型不一样，这可以为嫌犯脱罪，但是如果两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据而确定嫌犯为罪犯，因为还可能有其他人拥有同类血型。
但是，采用电泳法等方式对血液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别出血液内的酵素及蛋白质，一些常见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独特，这些酵素型与血清型加起来往往能更准确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设嫌犯的血型分析结果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2型，拥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为四三％，拥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为三六。一％，拥有第2型PGM的比例为五。四％，同时拥有这三类型血型的可能性将是O。八四％，从而使鉴识的准确度大大地提高。
在这宗案件中，虽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并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这是我第一次以专家证人的身分出庭作证，心里总是有些紧张，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学方法替无辜的人士洗刷罪名，还他清白，紧张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立即准备资料，思考如何将这些科学证据向陪审员解释。为了让我以专家证人身分作证，检辩双方在法官面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检方指称我从来没有以专家身分作过证，辩方则以我的生化学博士学位与血清学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间对刑事鉴识的贡献，来证明我有足够的资格来对检方的证据提供意见。
双方都般出一大堆案例来攻防我的专家证人资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没想到要成为专家证人是这么不容易。由于美国的法律规定证人必须是与案件相关人士，但允许无关案件的专家证人如法医，刑事鉴识专家等提供专家建议。但是，要成为专家证人，法官必须确定专家证人的资历，并确定专家证人是采用大部分学术界人士公认的方法来得到结论。
经过一番辩论，法官裁决，由于我在生化与血清方面颇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学专家的身分来作证。
在证人席上，我详细解释了不同血型的检验方法及几率，由于这些检验方法都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检方的专家证人也同意我的结论。
结果，陪审员判定被告无罪这项判决一宣布，那位女检察官就向属下刑警说：“下一次一定要请那位中国人协助我们侦查。”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无辜人士作证之后，各地的公设辩护律师处都主动请我协助办案，或重新检验检方的证据，原来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厅也请我们帮忙进行物证鉴识，就这样，以往冷清的化验室，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我对支援刑事鉴识往往有求必应，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将课堂上讲授的原理应用到实际上案件中，以确实这些方法是否可行获可靠。因而在授课之余，我四处奔走，有时出外勘查案件现场，检验收集到的各类物证，随后又为出庭作准备。每次作证中，我都实事求是，如实地将科学根据及结果深入浅出地向陪审员解释。在多次出庭作证后，许多法官都觉得我的办案态度严谨，检验的科学方法可靠，而认可我的权威，法律界也开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纽海文大学的刑事鉴识化验室。渐渐地，校方对我们这个新设的系也越来越重视，开始提供更多的经费，化验室的设备也开始陆续增添。
经过多次交手，检方的许多案件因为刑事鉴识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对证据进行科学分析而败阵。康州警政厅开始意识到刑事鉴识的重要，自从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始，州警政厅就请我担任他们的首席刑事鉴识专家，到现场协助警方。原本我只是义务帮忙，后来案件越来越多，警方也过意不去，为了我四处赶场而配备了一辆警务车，发给我一枚警徽。有时白天授课，晚上赶去现场，开着挂着警政厅车牌的公务车，难免会有些感慨，没想到绕了地球大半个圈子，最后还是离不开警察这个圈子。
就这样，我这位刑事鉴识义工在四处奔波下转眼就过了三年。在许多案件中我利用指纹，血清分析等方法为刑警们提供十分有用的线索，越来越多的警察都意识到成立刑事鉴识化验室的必要。
就在这时期，康州爆发了一宗警方侵权的重大案件，这宗名叫彼德。莱利案受到全国的关注，后来还被拍成多部电影。此案缘于一名妇女被杀，警方到现场调查后马上认定是她儿子彼德。莱利动的手，但是警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逮捕彼德，为了收集证据，便将他带到警察局侦讯，彼德的律师试图要求警方停止侦讯，但是警方推说彼德不在警察局内，并每隔三十分钟就将彼德转移到别的分局，就这样不断更换地方，疲劳讯问，彼德最后受不起警方的折磨，签署了一份认罪书，承认他是杀害母亲的凶手，而被法院定罪。
但是，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决，震惊整个警政司法系统，市民纷纷要求州长改革警政。素来以改善社会的治安为诉求的州长，意识到州警政系统必须采用新式的刑事鉴识技术来取代传统的侦查方法。
有一天，州长亲自登门拜访，请求我出任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一职。我考虑到纽海文大学对我十分器重，在三年内就授予我终身教授，我倡议设立化验室时，学校马上提供经费，学校还给我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教学之外，我还有许多时间写文章，协助处理案件：相比之下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该职位等若警察，社会地位远不如教授。一日为警察，终身为警察，想到自己可以归队利用科学专长协助破案，还无辜人士的清白，我终于下定决心出任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一职。校方对我的辞职表示惋惜，一直想挽留我，我也十分感激纽海文大学，便答应仍在学校担任客座教授，每周前往讲课。
一九七九年初，我走马上任出掌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化验室的编制很小，只有二十七位巡警，两位巡官，一位警长，大部分的职员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有些是因为在执勤时受伤，不能执行巡逻任务而被安排到化验室来工作，因而化验室的水准较差。化验室由一间男厕改建而成，照明及通风系统很差，全部的设备包括一具中古显微镜和一些例行检验工具。
我知道，要提升化验室的水平，必须要扩充化验室的设备，但在争取经费前，得先拿出些成绩来，也才能向州长有个交代。乔安娜一案是我出任化验室主任后的首宗重大案件。
第8节 奏科学获胜
乔安娜案是康州首宗没有人证而完全依赖科学物证的案件，经过媒体宣传，大家都在关注大陪审团是否会正式起诉罗纳。
就在大陪审团要宣布正式起诉罗纳的前几天，我接到辩护律师的电话，他询问能否带他的专家证人来参观警政厅化验室并和我讨论一下化验的结果。
以往警政厅将化验室视为禁地，从来不对外开放参观，更何况是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在出任化验室主任后，我将化验室对外开放，包括辩护律师都可来参观，这样有利于建立化验室的公信力。现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化验室都开放给民众参观。
我带辩护律师和他们的专家证人参观了化验室，向他们解说了化验过程及检验程序，同时还与他们的专家讨论所有指向罗纳的化验结果。
几天后，大陪审团认为罗纳犯案的证据信而有征，而宣布正式以强奸谋杀罪起诉罗纳。不久，辩方也认为证据无懈可击而认罪。罗纳因为强奸并杀害乔安娜而被判三十年的徒刑。负责这宗案件的法官在结案时请求将本案的凶刀保留展示，他说：“这把刀有历史意义，它是康州首件用科学方法来破案及定罪的重要证据。”
此后，我们化验室的士气大振，在随后几年里，我们用科学方法侦破了无数案件。
目前康州等候执行死刑的八名罪犯，全都是由我们化验室侦查及出庭作证而定罪的。
神探李昌钰
李昌钰 口述
邓 洪 整理
第二章 神秘血手印
在我到达德比市收集证据的第一天当地的社区报纸称我为“全球最具权威的知名刑事鉴识专家”；一个月后案情没有任何进展，报纸就改称我为“知名刑事鉴识专家”；过了三个星期，报纸在报导这宗胶着的命案时仅称我为“刑事鉴识专家”假如再过一个月仍不破案，我恐怕就要被改称为“刑事鉴识人员”。
第1节 一件外套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侦探小说，有时全家人都关灯睡觉了，我仍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书偷看福尔摩斯探案及包公案。从事刑事侦查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福尔摩斯探与包公破案完全依靠逻辑推理，也就是说从蛛丝马迹的线索及物证中寻找理论，而现实生活中的刑事侦查，还需要演绎推理，也就是说从众多的线索及物证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来定案。
从一九七六年起，国家广播公司（NBC）播出一个名为“法医昆西”（QuincyM。E。）的单元连续剧，该节目叙述洛杉矶郡法医办公室的昆西，利用先进的鉴识侦查技术侦破了无数疑案，“法医昆西”在黄金时段播出，颇受观众的喜爱，一连播了一百五十多集，共播了七年之久。就在其巅峰时期，制作单位为了让这个有关刑事鉴识的节目更契合现实，便邀请全美一些知名的刑事鉴识专家到好莱坞一个星期，给节目提供一些建议，我也是受邀前往的专家之一。在第一天的聚会中，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就向制作人大吐苦水，因为该节目对刑事鉴识和法医采样的技术过于夸张，将刑事鉴识人员描述成无所不能的福尔摩斯，因而许多刑警在拿到一些物证来化验，偏偏化验室无法检验出他们需要的结果时，就开始抱怨，“你们这些化验室的人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法医昆西做得到，你们却做不到？”
这个节目的确提升了刑事鉴识人员的形像及地位，但是其中所描述的情节过于神化，不过，电视毕竟与现实生活有大段落差，制作人原来是希望借助刑事界专家来宣传他们的节目，没想到我们不但不肯定其真实性及可信度，反而提出一大堆批评。结果，原来计划是一个星期的活动，临时缩水到三天就草草结束。
电视，电影和小说很多都是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刑事鉴识的辛劳只有自己和家人知道。处理现场，有时要熬夜，有时要昼夜不停化验。幸好我在求学时就养成早起晚睡的习惯，每天睡三个小时就起来工作，平时白天可能有行政事务要处理，又要赶到收集证据，往往无法仔细研究案情及线索，但是在上班及下班途中单独开车时，头脑就开始运作，夜深人静时，思路就更为活跃，在审阅案件物证后，许多疑点和线索就一一涌现。
优秀的鉴识人员除了要懂得物证的处理外，还要用科学的头脑来思考。物证虽然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与证据，但是要能解开整个迷局，就需要用头脑串连所有的物证。在我处理过的六千多个案件中，就遇到单凭一件物证破案的案件。
有两个专门抢劫日常生活用品零售店的惯犯，由于他们经常作案，所以知道不能留下任何证据，每次都只抢走商家的现金就马上逃跑。有一次，这两个抢劫犯行抢一家服装店，抓了现金正准备逃走时，其中一个觉得自己身上穿的西装外套太破旧，便问同伙可不可以拿一件新的来穿。另外一个比较精明的抢匪觉得到手的现金不多，而店内的西装都是昂贵的名牌货，既然都冒险来抢劫了，再多拿一件也没有大碍，便故作大方地表示：“随便拿吧，挑一件最好的，就算大哥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于是，这个抢匪就挑了一件质地最好的外套，脱下旧的外套丢在地上，穿上新的就匆匆离去。警察赶到后，将抢犯的外套收集起来，摸一摸外套的口袋，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放入证物袋内作为物证，送到化验室来。
这类小案件的物证在化验室都是由刚入门的新手来化验。一位名叫珍妮佛的女化验员刚进入化验室工作不久，便被派来化验本案的物证。我虽是主任，除参与重大案件的物证检验外，每天都会到化验室巡查一下各小组的工作。那天我刚好遇到珍妮佛拿着一件西装外套来化验，便关心地查问了一下这是哪一个案件的物证，她说：“这是一个抢劫案，外套是嫌犯留下来的，我已经在衣服上找到几根毛发，还有一些唾液。”
我便问道：“你有没有在口袋里找过？”
她回答说：“找过，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顺手将外套拿起来，发觉这件外套有点沉甸甸的，比一般西装外套要重些，我伸手往外套口袋里摸一摸，结果发现里头有个破洞，手再往洞里探去，抓出一个小皮夹子。
皮夹子里有汽车驾照，社会安全卡以及一些保险和其他个人资料，其中除了有嫌犯的姓名，地址外，还有他的照片。
我便打电话给负责这个案件的刑警，告诉他嫌犯的姓名，地址，叫他循线逮捕嫌犯。
这位刑警半信半疑地回答说：“李博士，我们知道您很厉害，但是根本没有想到你这样神通广大，能将嫌犯的姓名地址都化验出来！”
神探李昌钰
李昌钰 口述
邓 洪 整理
第2节 桌脚破案论
我经常受邀培训联邦调查局，美国各地警察局以及各国的执法人员，我经常告诉他们，侦查刑事案件就如建造一张桌子一样，四个桌脚都非常重要，不管桌面怎么漂亮，如果桌脚不稳，再好的材料也无法造就一张好的桌子。
在刑事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