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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圣人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也来装模作样地反省一下。那些使我激动过的小说、使我佩服过的小说，它们的长度所到之处，也正是它们无比精美和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正像针一样扎入我体内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小女孩涅莉临死前说的话、以及当时的环境、以及万尼亚的心理，这些描写不由人不落泪。虽然使人落泪，未必是衡量小说优秀与否的绝对指标。
七、小说的叙述者
小说的文字是由作者写出来的，而小说的内容，则是通过小说中一个“叙述者”之口传达给读者。用以说明这一点的最方便的例子，是那些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小说。在第一人称小说中，那个“我”便是“叙述者”。
当一篇文字中“我”是指作者本人时，那样的文字是纪实性散文，而不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也不例外。“我”也是作者虚构出的一个小说人物，只不过，这个“我”除了是小说人物，它还起到叙述小说故事情节的作用，它还是“叙述者”。所以，问题的关键之处，仍在于“虚构”。对于小说的虚构认识不清的人，必然也就对小说中的“我”认识不清。
在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我”叫尼克。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我”叫史涓生。还有些小说，里面不是只有一个“我”，而是有好几个“我”，由众多小说人物，逐个以“我”的口吻来讲述故事，比如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也有很多小说，并不交代“我”叫什么，比如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对于最后这一类不交代“我”的姓名的小说，某些意志不坚定的读者很容易把其中的“我”误认为是作者本人。可事实上，如果它们是小说，这个“我”就不可能是作者本人。
第一人称小说中，别的人物的命运、故事的来龙去脉，都是由“我”这个小说人物来介绍的。“我”的所听、所见、所思，贯穿全篇，是小说的主要黏合剂。但“我”却并不一定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要人物自然是盖茨比，而不是叫尼克的“我”。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作为“叙述者”的“我”，那么读者就永远无法了解盖茨比那令人同情、引人深思的一生。因为是“我”与盖茨比相识，而非《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和作者）与盖茨比相识。
以上谈的是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者”。想必聪明的人们早已明白个中奥秘，无须我赘言。那么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采用的那种第三人称小说的情形又是如何？谁是“叙述者”？
如前所述，在小说虚构的空间里，只有虚构的人物在活动，只有虚构的人物才可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成为“叙述者”的首要条件，是它必须是小说中的人物。第一人称小说如此，第三人称小说亦然。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者”是“我”，而第三人称小说的“叙述者”，则是小说作者创造出的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能”人物。
这个“全能”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洞悉小说中所有其他人物的内心、历史和前途。它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事实上，它什么都知道，只要它愿意）娓娓道来，告诉给读者。而全能人物本身，却不参与到小说的任何事件、任何进程中去，它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隐身人，一个告密者。它了解小说中所有别的人物，而小说中所有别的人物却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于是读者通过这个隐身的全能人物（也就是“叙述者”），了解到小说的虚构空间里所发生的那些形形色色、或喜或悲的故事。
本来，这篇有关“叙述者”的文章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巧的是，某些不安分守己的小说作者，比如法国的米歇尔·布托之流，非要弄出《变》这样的第二人称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叙述者”是一个被称作“你”的人物。“你”这个人物，说穿了就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只是它像个孩子，喜欢哗众取宠，它知道有很多读者此时此刻正在阅读它，便故意不以“我”来称呼自己，而是借助读者阅读它时的视角，称呼自己为“你”。
八、小说的时间
时间，反映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连续性。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其所叙述之事，也必然要符合某种时间的逻辑。否则整篇小说就成了一个毫无头绪的大杂烩。
现在问题是，在小说中，“时间”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是通过一个叫“小说的叙述者”之口讲述的。小说的叙述者，在面对它所叙述的事件时，所处的时间位置，决定了它（小说的叙述者）采用何种时间视角来叙述事件。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以回忆为主的小说中，小说的叙述者，处在它所叙述事件的时间的后方。这时，小说的叙述者，对于所叙述事件有个时间上的总体认识。也就是说，它了解事件的全貌。因而它可以从容不迫地一边喝咖啡，一边向读者描摹在它说故事的时间之前发生的所有事件，并作详细的心理、生理和人物关系的剖析。
而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嫉妒》里，小说的叙述者，与它所叙述事件，处在同一时间。它所叙述的事件，只是它“此时此刻”所了解的。它相对于它所叙述的事件，时间视角相当狭窄。它只知道正在发生的事，而对下一个时间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样的时间视角，会带给读者一种阅读时的紧张感，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惊心动魄的程度。
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在讲述一个预言性质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叙述者处在故事发生时间之前。这种时间视角，在整本小说中运用的情况，似乎比较少见。但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会常常出现。比如小说的叙述者，会采用这种时间视角对人物将来的命运作些推断、猜想，以造成悬念。
小说的作者也时常根据需要，将小说叙述者的时间视角加以调整。比如一本整体上是回忆录式的小说中，叙述者也时常（像幽灵一样）附着到小说某一个人物的身上，通过当前的时间视角，叙述这个小说人物正在观察到的一切。
综上所述，小说的时间，是小说叙述者运用特定的时间视角，虚构出的时间。时间视角的存在，使得小说的时间变得可信和合乎逻辑。
同时，由于它（小说的时间）的虚构特性，它便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面对物质化的时间，我们相当的虚弱。而在小说里，时间是一种虚构，也是作者的一种创造。
小说的时间，可以相当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小说的叙述者，可以深入某个很短的时间段，进行无休无止的探索，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所做的那样。小说的时间，也可以不再像日常时间那样对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博尔赫斯在小说《永生》里，谈到一种永生的人。永生的人对时间的流逝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死。从这点来说，小说中的时间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可以直接用来探究人生的问题。
九、小说的幻想
当虚构的故事，以貌似现实生活的模样向人们展示时，这样的故事，往往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这样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其中蕴含的情感，也是在一般人的日常经验范围之内的。比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作家，他们创作的大量小说都是这种“现实主义”小说。莫泊桑的《项链》中，一根丢失的假项链害苦了女主人公；我们在感叹女主人公的身世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们所处的日常世界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这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在小说的描写中，力图逼真地再现日常现实。
可是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自由的，小说的描写也并非只有“现实主义”一种方式。同时，具体作家的带有个性色彩的癖好，也拓宽了小说可能的疆域。人类对美的期盼，作家在写作中对美的效果的追求，这些都导致小说中幻想成分的增加。小说的幻想，类似于海市蜃楼一类的景致，尽管它的来源仍是日常的世界，可它却是日常世界经过折射之后的产物。
以“幻想”为其内核的小说，营造的是非现实的气氛，它试图以非现实来震撼现实的基础；与“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幻想小说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打动人心。这样的例子普遍存在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比如《梁祝》这样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双双化蝶，这原本是不现实的，但这种不现实恰恰又是人们所渴望发生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聊斋志异》中的善良的鬼狐，人们在心理上之所以认同它们，是因为它们那么可爱，它们的行为体现了那么真实的人性。
我觉得，幻想小说并非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拨。幻想小说古已有之，自成一体。我深爱的幻想小说家，有爱伦·坡、卡萨雷斯、霍桑等人。当然，单说他们是幻想小说家，有点不太确切，他们的小说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相当的杰出，只不过他们小说中的幻想多一些。阿根廷作家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幻想出一种能使人活生生的影像永久保存的机器，爱伦·坡则以幻想的笔触描写超自然的恐怖。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情感、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知识、高度的哲理，使得小说艺术远远超出对现实生活照相式的描写，而进入了永恒或近乎永恒的境界。
小说的幻想，在小说中引进幻想的因素，是小说艺术的生命之一。它奇妙、芳香，像佛在人心中的驻留。
十、小说的结构
小说的结构，是指小说中人物、情节的编织方式。短篇小说一般其结构都很简单，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情节也基本是单线发展。
长篇小说的结构则复杂得多。在长篇小说中，人物数目的增多，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与人物相关的情节，也呈现出双线或更多条线索一起进展的局面。比如人们常提及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其中有两条平行的线索――安娜的线索和列文的线索，这两者相互映衬，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从主要内容上看，也有两条线索：娜塔莎和涅莉。只不过这两条线索在小说中，通过男主人公万尼亚发生了联系。
中国的古典小说，比如《水浒传》，则是多线索结构的典范，对每个好汉的描写都有一条独立的线索，多个人物多条线索最后汇集于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另外，《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在结构上，有一条贯穿全篇的贾宝玉个人命运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又派生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之间的亲情、爱情、矛盾、聚会、游玩、迎来送往等等无数条次要的线索。
20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新的艺术观念的产生，人们对小说结构的理解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比如绘画中的拼贴技巧被引进小说，使得某些小说的结构不再是线性发展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不同片断的组合。片断与片断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跳跃性。比较著名的例子有美国的唐·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俄国的安·别雷的《彼得堡》、法国的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阿根廷的科塔萨尔的《跳房子》等。
通常衡量小说结构是否完整的指标――情节上的“引子、高潮和尾声”，也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安娜·卡列尼娜》的高潮，应该是安娜的自杀。可是，某些现代小说，只有引子，而根本就没有高潮和尾声；或者即使有高潮，那也是叙述效果上的高潮，而非人物命运和小说情节的高潮。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到灯塔去》，其中高潮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书中的每一段话、每一个场景的设置又无处不带有高潮的痕迹。
当然，对于某些小说家来说，他们对小说结构的理解，永远都与高潮有关，像三岛由纪夫说过：“我爱戏剧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渐渐产生瓜葛，然后达到高潮，这种结构，大体上是同我的小说共通的。”（三岛《我的创作方法》）。
十一、小说的未来
在影视产品很发达的今天，影视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小说读者。另外，通俗小说（含假情感小说、假女性小说、假反贪小说、假先锋小说、假科幻小说、假童话、假边疆小说、假历史小说以及无论真假的武侠小说），在持续摧毁着青少年读者的鉴赏力，使得能够耐心阅读严肃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中国整个的文学氛围，就是一种不向上、不学好的氛围，在小说这个艺术领域里，出版社唯利是图、编辑责任心淡薄、批评家信誉不足、作家协会仅仅是部分平庸作家的捞钱机关，所有这一切外部的不利因素，都严重削弱了以小说为艺术的小说家对小说创作的积极性。如果这样下去，小说的未来，至少中国小说的未来，的确很成问题。也许一百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对小说艺术孜孜以求的小说家和严肃小说的读者。
当然，小说是不会灭亡的。小说创作的基本材料是语言和文字，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下去，语言和文字就不会消亡。小说也就会有一直存在的可能。只是为小说这个艺术形式传递香火的，将是那些毫无理想和追求的、欺骗和蒙蔽读者的、艺术性像临死人心脏的跳动一样微弱的通俗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今天尚存的愿意为小说艺术而奋斗的人，真的要感谢那些蝇营狗苟的通俗小说作者呢。也许正是那些通俗小说作者们勾结在一起共同缔造的小说的未来，使得未来的中国人还保存着对小说艺术的隐隐约约的记忆。
尽管我很尊重的李陀先生，在他一篇忧虑文学未来的文章中，警戒我们不要过于受亨利·詹姆斯文体的影响，但我还是要在此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因为亨利·詹姆斯说的太好了：“小说的未来是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醉心于思考并且喜欢思想的社会群体，人们会试着用‘故事’作为试验，而在另一个人们主要地只是热衷于旅行、射击、大搞交易和玩足球的社会群体，对于这样的试验却不会尝试。”（詹姆斯《小说的未来》）。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试验”，即是指小说家在心灵自由的前提下，对小说艺术本身所作的创新和探索。
小说的描写对象与人性有关，而小说的未来，其实就是人的未来。我们社会的整体艺术鉴赏能力和文学批评的敏锐程度，是我们社会中那些与文学贴近的人士（比如学者、出版者、大学的文学研究者）需要深切关注的。如果今后的文学状况仍像现在这样毫无向上的动力，那么中国小说的未来要诞生出与世界一流小说相媲美的小说作品，大概只有等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天才的出现了。
200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