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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路德的困扰是：愈想成为谦卑的人，便愈触碰到心里彷佛是扎了根的骄傲；愈要敬虔，心里愈有反叛的意念：愈要圣洁，便愈发现灵魂深处的罪恶，愈觉得自己离圣洁的标准甚远，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下）。他落入极深的困境中，无法自拔。
他的神学思想是促成这个属灵困境的其中一个原因。路德受唯名论的神学家奥坎（ William of Occam，约 1300－ 1349）的影响甚大。奥坎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神是绝对神圣、自由及自主的；既不受人之理性掌握，也不为人的工作与圣礼左右。人不能凭任何法事、功德、行为（包括圣礼在内），操纵上帝来达到某个预期的宗教性後果。上帝是绝对自主的，人不能控制上帝分毫。这种思想今马丁路德无法藉某些宗教行篇来为自己的困境寻觅出路。他清楚知道不能透过长期祷告、禁食，使自己变得较为属灵；也不能藉任何义行改变上帝对他的诊断。路德愈认识上帝的圣洁与光明，及其与人的差异，便愈照见自我内心的污秽与黑暗。这是信仰的（paradox）：对信仰愈是认真的，便愈自觉不足；在信仰上马虎了事的，反倒自觉在水准之上（甚至每每以「谁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来作自我开脱）。
马丁路德受困极深，遂求助於修会副会长史道柏兹（JohnStaupitz，1524逝世）。史道柏兹很关怀路德，他在了解路德的困境後，便介绍他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路德藉此接触到奥氏所诠释的保罗神学，确认救恩是上帝主动来拯救人，与人的作为无关。
1513至1518年，路德在威登堡大学教授诗篇及罗马书。诗篇所反映的神学思想，让他坚定地反对神秘主义的属灵观；他不相信人可以搭建一道天梯，逐步逼近上帝，最终与他契合。他却认定人无法接近上帝，只能是上帝来接近人。路德这种观点，进一步否定人有成为属灵人的可能。
路德曾经在 1510至1511年间前赴罗马朝圣，一心寻求启迪，以解决他的属灵危机。但他在那里发现的却仅是混乱与腐败，因此对教廷深深失望。
2．出路：因信称义。
直到某年（马丁路德的「重生」日期不能确定，大概是1512至1519年之间，多数估计为1516年），当路德读到罗马书一章17节：惟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的眼睛突然豁开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属灵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在这节经文里，路德看到惟有藉著信心而得生命的人，才被上帝看为义人（其实他刚好将经文的意思反转过来），这节经文便成了他的属灵突破。路德确信人不能靠己力达到敬虔境地，得蒙上帝的悦纳，因为人本身就是不敬不虔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限制，并且甘於接纳这样的限制，从而放弃藉自力来成为义人的妄想。事实上，上帝之所以接纳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圣洁，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因著信心的缘故，上帝把我们当作义人（称义）。为甚麽信心有这样的果效呢？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藉著信，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与基督连结起来，我们躲在基督的身後；上帝的审判眼目不再看到我们及我们的不济，而只看到基督和他的义，他更把原为基督的义，转拨到我们的账户上来。如此，上帝因著耶稣基督的缘故，称我们为义人。
这里路德所理解的义，不是人的义，而是基督的义、上帝的义。他相信罗马书一章17节提到的义人，不是指人藉努力行善而得的义（active Justice），而是他获得上帝的义这份白白的礼物（passive justice）。
＇因信称义＇ 是路德在信仰上的重大突破，它也成了更正教一个关键的教义，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义人，才能讨得上帝喜悦； 他在最根本的结构上，完全没有成为义人的条件与可能性。人之所以能讨上帝喜悦，全因耶稣基督之故；所以我们是被称为义人。对路德而言，他不相信基督徒有成圣的可能（必须紧记，他不是在信主前经历欲为善却不能的属灵危机，而是在信主之後；所以人在道德上的无能不单是在信主前，而是终身的，与人的本质及结构有关）。加尔文认为人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称义的结果，但在称义後却仍须学习成圣，故基督徒的一生有两个阶段：称义与成圣；但路德却认为人永远不能离开称义的地步，永远不可能在事实上成为义人，他能讨上帝喜悦的凭籍，只有信心一项而已。
路德的见解最有相当见地的。任凭我们如何热心，为主作了多少工作，也不能在上帝面前邀功；而只能对主说：我本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作本是应该作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因著耶稣基督的缘故，才接纳我们手所作的工；藉著称义，上帝接纳我们所奉上的祭，就是那总是残缺不全的祭。人不能离开称义而活，称义不仅限於初信主一刻，乃是一生之久，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路德强调在基督理的自由，他甚至鼓励我们『勇敢犯罪」（意思是冒犯罪的危险去作抉择）。因为人不能永远只做对的抉择，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做所谓＇对了＇ 的抉择，上帝也不会因他偶尔抉择对了而决定接纳他，他只因基督的缘故，而把人看为对的（称义）。这样，我们便在基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免於恐惧犯错的自由。
现今我们为很多＇坏神学＇ （bad theology）所影响，常常讨论如何准确地猜度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断求问上帝在自己生命中每一步的旨意，彷佛他严格监管著我们每个抉择，并为每个抉择预先布置了他的标准答案，然後要求我们猜想出这个标准答案；要是我们猜不中的话，则它便会因著我们的脑筋不灵，而治我们的罪。若事实真是如此的话，我们便得惶恐度日，免得有所差池，祸从天降了。但上帝果真这样子要求我们寻找他的旨意吗？倘若他对人有指示要求，为甚麽不明明说出来，好让人知所遵行，却要放作神秘，东藏西匿，扭扭捏捏？他究竟要考验人对它的顺服，抑或在锻炼人猜度的智慧？当然我们都同意，上帝若清楚显出他的旨意，人便得不折不扣地顺眼遵行；但人若每一步都要推敲猜度上帝隐藏的心意，他便没有甚么自由可自了。我们不是要放意犯罪，但我们不用惧怕自己会因偶然犯错而遭受天谴；人只能藉信靠耶稣基督，才讨得上帝的赦免和喜悦。这是路德有关基督徒的自由的思想。
V．反对赎罪券的行动。
A。 赎罪券的售卖。
在中世纪後期，教廷财政收入非常拮指。一方面，原来每个地区的教会与人民均须向教廷缴税，称为＇彼得便士＇（Peter'sPenny）；但随著世俗君王权力日益壮大，他们从中剥削并禁止其辖地的教会将金钱运至罗马教廷，教廷财政便自然陷入困境了。另一方面，教廷与教会上层人士生活日益奢华，亦是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教廷面对经济困扰，必须广开财源，赎罪券的发售是其中一个徵集资金的方法。
这里我们谈一谈赎罪券的缘起。首先，中世纪的大公教会，不仅相信它拥有定罪与赦罪的权柄，更认为它有权豁免所有活人或死人在上帝面前得偿付的刑责。根据教会传统的教导，基督与历代圣徒的善行所积存的功德，就是他们自用不完的，累积了一个「善功宝库＇。这是教会所拥有的庞大的属灵资产，教会有权自由分配此等善功。自十二世纪起，教皇宣称凡参与十字军行动的，都可免却人世间一切罪过；他们又宣称在禧年时候朝圣，便可得到特殊的赦罪。这些律法上的无条件豁免刑责，正是因教会自以为拥有善功宝库才有的。
其次，正如上一课提及＇圣徒相通＇的观念，中世纪的人（今天的天主教徒亦然）都相信善功是可以转让的； 富有的家族将子女送入修道院，目的是透过他们的「白色殉道」，积下用不完的善功，可以转让给家族其他成员。他们也相信可以为死人祈祷，甚至有所谓「通功＇的观念，将善功通予已逝世的人。
赎罪券原本不是作售费用途的。赎罪券是一份证明文件，证明某人已为他所犯的罪做足了补赎，罪债已完全偿清。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遭教会判以重罚，如三年长时间的祷告，另加到圣地朝圣一次；在处分期满後，教会便签发一张证明文件给他，这就是赎罪券。这种处理方法在後世逐渐被人误用，变成只要有人付出一定款项（为教会捐献），教会便签发赎罪券；後来更加离谱，信徒可以事先购买一定数量之赎罪券，作预防万一之用，即预先为日後所犯的罪做补赎；他们更可代已逝世或仍在生的亲友购买。只要有钱，鸡犬也可升天了。
梅因思有位大主教，名叫阿伯勒（Archbishop Albert ofMainz ，1490…1545）。他生於意大利一个望族，才二十三岁便登上主教的位置；但是他还不满足，一心要兼任马得堡大主教（ ArchbishoP of Magdeburg）的职位。这样，他犯了两条教会禁令：首先，根据教会法规，要满二十五岁才可以当大主教；其次，一个人不能一身兼任两个教区的大主教职位。阿伯勒要成功得到教皇的破例批准； 必须花上大量金钱疏通。适时教皇利奥十世（LeoX， 1513－1521在位）提出在罗马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四出筹款；阿伯勒乃承诺藉发售赎罪券来徵集资金，并委派一个道明会土帖次勒（Dominican Johann； 1407－1519）负责推销。帖次勒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推销员，口才出众，成功说服大量信徒购买赎罪券；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只要一个银元＇叮＇ 一声投入教会的奉献箱去，一个在炼狱受苦的灵魂便立时＇叮＇ 一声得到释放。。中世纪的人非常害怕地狱及炼狱之火的煎熬，既然有这样便宜及方便的赎罪方法，当然不可错失，赎罪券因之非常畅销。撒松尼的选侯弗得烈为要维护自己教区的利益，拒绝让帖次勒在其辖地售卖赎罪券。帕次勒於是在边境发售，撒松尼的信徒闻风而至，踊跃购买。
马丁路德知有赎罪券出售，内心非常不安，他认为赎罪券的观念是不能接受的。他并非怪责教会藉发售赎罪券剥削信徒（捐献给教会并无不妥），亦非认为要花钱买赎罪券才能赎罪是太昂贵的事；恰好相反的是，他指出能用几个小钱便能得到赎罪是过分廉价了，救赎真的可以这样廉价出售吗？虽然路德也相信补赎的观念，但他却不同意人能藉著任何宗教的功德（包括奉献在内），为自己赚取救恩或救恩确据；真是这样，上帝的主权便给人褫夺了，上帝对罪的震怒何在？。
B。《九十五条》。
1517年1O月31日，路德在看到大主教给帖次勒的指示後，大为震惊，乃将反对的意见逐点列明，共胪列出九十五条之多，并以当时最普遍的思想交流方法，将他的《九十五条》张贴於威登堡教堂门外。他这样做，并非有心掀起革命，因为《九十五条》是以拉丁文书写的，证明他不想引起民众注意（该教区的人以说德语为主）。
可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里，早已存在著强烈的反教皇气氛。出乎路德意料之外，不少有反教皇心态的教士自告奋勇，将《九十五条》口译为德语，俾使民众知晓其意；又将之辗转传抄，寄发其他地区。
路德反对赎罪券，是基於神学上的理由，但却引起社会强烈的回响。许多人如同弗得烈一样，反对教廷在各地抽税的做法；他们也对教会的众多错谬罪行深表不满，於是便将《九十五条》这份原不过是为学术讨论用的小字报，转化成一桩轰轰烈烈的社会行动的导火线。
VI．路德宗教改革的发展。
A．早期的发展：争论与冲突。
1．逼上梁山。
其实，《九十五条》并无任何反教室的意味，路德所反对的仅是发售赎罪券而已。他甚至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赎罪券只是帖次勒等少数人在作怪，教皇本人并不知情。不过，路德的做法，无疑向阿伯勒大主教的权威作出挑战；阿伯勒不愿与路德就赎罪券问题作讨论，却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教皇权威之上。阿伯勒认为路德的做法，是对教皇权威的冒犯，挑战教皇的绝对权力，这便迹近异端的行径了。
在整个世界因路德的《九十五条》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撒松尼的选侯弗得烈坚决站在路德一边，要保护他。弗得烈本人当然没有甚麽宗教改革的理想，也不一定明白路德反对赎罪券的神学理由是怎麽一回事。他支持路德，一方面是出於财政上的考虑，他不赞成别的教区主教在他的辖地贩卖赎罪券，侵犯其利益；另一方面是出於护短，无论如何，他要保护他所管辖的威登堡大学及教授。他对路德的保护，对路德的性命安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间接影响了宗教改革的发展。
与此同时，路德所属的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举行集会，布塞琪（Martin Bucer 1491…1551）等宣告支持路德。他们也成了路德的一个重要道德声援。
1518年，路德被召往奥斯堡议会（ Diet of Augsburg ）听审，由枢机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us；1468－1534）主持。迦耶坦要求路德收回《九十五条》，路德不肯就范。迦耶坦清楚指出，路德的行动乃是直接冒犯了教皇的权威，因为赎罪券的发售是得到教皇御准的。路德万料不到，他本来只是反对一项明显不合圣经的错误行径，却竟然被无限上纲成为向教皇的宣战。
路德对这个争论焦点的转移感到非常不安，他於是集中精神往书堆里去寻找理据，以支持其论点。经过努力的钻研後，1519年，路德研究教皇历史时，发现教皇原来没有本然的神圣权力，教会的真正权力来自大公会议，而圣经则是教会的唯一权威。
同年，路德与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厄克（John Eck ofIngolstadt，1486－1543）在莱比锡辩论，路德提出他的研究成果，但无法避免再度失败的命运（以路德的学术水平，根本无法与当时教廷的御用神学巨擘匹敌）。厄克向他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教会的所有思想制度都不是孤立，而是互相紧扣、起连锁作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反对某个单项，就等於反对全体。就算果如路德所说，教皇的权威附属於大公会议之下，但至少前者的权力仍是为後者所授予及认可的，故要否定教皇无谬误的权威，就连大公会议的无谬误权威也一并推翻了。路德发现他正处於势成骑虎的境地，他若不接受当时大公教会的所有现状，便得要挑战从教皇到大公会议的一切教会建制；结果他被逼巳梁山，投身於宗教改革的行列。
2．冲突加剧。
面对路德对教会建制的挑战，教皇利奥十世欲革除路德出教，但因政治力量的抵制（如弗得烈的干预〕，路德始终没有接受异端裁判所的聆讯。1520年，教皇曾去信警告，呼吁焚烧所有路德的著作，并下令要路德在两个月内悔改，但此信却被路德焚烧了。1521年1月2日，路德终於被教皇开除教籍。同年的4月，路德被传到沃木斯国会（Thc Diet of Worms）听审，由德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亲自主持。结果，路德被命令回到威登堡，而且不准再讲道。弗得烈知道德国皇帝及教皇将会对路德不利，（约在一个月後，国会发出禁令，通缉路德，而教廷也计划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後，将路德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於是连夜将路德送到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
当路德起初逃难到瓦特堡时，撒松尼的宗教改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修士离开修院，宣扬改教思想，推动改教事业。事实上，宗教改革并非由路德所发动的，而是由路德的支持者所领导；大部分宗教改革的主张与行动，包括关闭修院、迫令修士还俗、平信徒於圣餐中兼领饼杯等，也不是由路德倡议的。这些主张早已存在多年，民间也早酝酿著强烈反对大公教会的气氛，只欠缺一条导火线而已。路德反对赎罪券的行动，正好为这潜存多时的反教动力提供了引爆的导火线。另外。一些人文主义者如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也加入改教行列；他在1521年9月与一群平信徒开始兼领饼与酒。
B。确定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纲。
1．三著作。
在改革运动的初期，除了教士与平民百姓外，德国不少诸侯贵族，也纷纷发表言论，表态支持路德的改教主张。路德在 1520年写了三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致德国基督徒贵族公开信》（To the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他要求贵族起来为真理辩证，寻求他们支持宗教改革； 第二篇是《教会被掳於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他认为大公教会在真理上已经失陷；第三篇是《论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of a chr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