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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预先搭建一套周密的宗教改革的神学，订定一个整全的改革方略，然後按部就班地付诸实践；却是因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不断调整自己的想法，不断扩大与传统对抗的幅度，甚至可以说他每个行动均是回应性和事件性的。路德的神学思想如同其行动一样，也是片断性和回应性的，针对著当时大公教会的某些错误观点而提出答辩，故在许多地方，必须连同当时大公教会的教导起参看，方能明白个中的所以然。无疑，路德有不少上佳的神学洞见，但却缺乏一套完整的神学思想系统，为更正教神学奠基。同是宗教改革家，比路德年轻二十六岁的加尔文所走的路则迥然不同。他在年轻时便认同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张，过去亦未受经院神学的薰陶（甚至未曾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跟大公教会的神学传统渊源不深，不会如路德般有太多感情或习惯上的纠缠（路德起初连告解礼也不愿放弃），为传统的存废延辍问题而斤斤计较。另方面，他又是一个思想清晰、受法律学严格训练的学者，故可以通盘地思考建立一套理路周密、首尾通贯的更正教神学。除了1539年为公开反驳沙杜里多枢机主教（Cardinal Sadoleto）而写的《答沙杜里多书》（ Reply to Sadoleto）外，加尔文没有跟大公教会的神学家作过甚麽直接论辩，却是自成体系从事神学建构，故他的神学思想远较路德清晰和有系统。加尔文神学虽容易惹人反感，却不会教人产生误解。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为更正教赋予独特的身分性格。要是没有他在神学思想上的贡献，宗教改革也许只停留在一连串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地步，而不能发展成一个活泼而有生命的信仰传统，将不同地方偶发的行动贯串起来。特别是在十七世纪，面对著天主教强烈的攻击，只有加尔文主义能旗帜鲜明地高举更正教的神学立场，确定其独特的信仰身分。无疑更正教存在著路德宗、圣公宗、重洗派等不同传统；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神学传统就其系统性和全面性而言，可以与加尔文的改革宗传统相比拟。这也解释了为何改革宗传统传播的幅员最辽阔，影响也最广大。
加尔文是本课的主角，我们首先从其生平入手，了解他如何与宗教改革结下不解之缘，最後以介绍他的神学重点作结。
II．加尔文的生平。
A．出身与成长。
1．生於宗教改革的时代。
加尔文在1509年7月10日生於法国比卡地的诺安（Noyon，Ricardy），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的领袖。当他略为懂事时，改教运动已在欧洲风起云涌。
宗教改革不是某个中央统筹、有计划部署的运动，却是在一个思想风潮的蔓延影响下，由各地的神职人员或信徒自发兴起的。路德在德国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後，他不少学生及追随者，亦在各地相继发动改教行动。因此，每个地方的宗教改革都是由一位或数位领袖带领完成的。德国的宗教改革由马丁路德和墨兰顿推动，苏黎世（Zurich）的领袖是慈运理（Huldrcich Zwingli，1484－1531），在施塔斯堡（Strasbourg）是布塞琅（MartinBuccr，1491－1551），在巴塞尔（Basle）是厄科兰巴丢（J．Oecolampadius，1482－1531），在日内瓦则是法惹勒（GuillaumeFarel，1489－1565）和本课要说的加尔文。这些改教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他们个人的神学取向，塑造了当地更正教的发展面貌。不过在同一个时代思潮下，他们的思想仍有甚多相类似的地方。正如改教运动史家杭宁咸（William Cunningham）所言，因著改教者思想上有许多雷同处，改教运动神学（Theologyof the Rclormation）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谈论。在当时，推动宗教改革说来也不是太复杂的事，只要作出以下基本行动便算完成任务：首先，宣布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包括拒绝让人民向罗马教廷缴税：其次，自选主教，或建立一个领导宗教事务的教会议会，不再接受由罗马教廷委任的主教； 接著便是一连串典型的改教行动，如推倒修院、充公教产、强迫教土与修士还俗（其中一种表态方法是结婚）、改革崇拜程序及仪式、容许信徒颉饼及杯等。只要完成以上的行动，宗教改革便算大致竟功了。要是能将圣经翻译为当地的语言，订定信约，又或者建立起培育更正教传道人的训练基地； 那改教的成果自然更为牢固；不过对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些都是第二个阶段才渐次完成的任务。除了少数由下而上所发动的较激烈的改革外，大多数宗教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推动，或至少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惟有政府始有力量切断当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拒绝由罗马教廷委任主教，并且与支持天主教的政治势力相抗衡。2．良好的背景与学习。
加尔文出身於一个颇富裕的家庭，有颇不错的成长环境。他的父亲在教会工作，於主教手下担任法务要职。父亲一心要培育他为教士，在他十二岁那年，便利用教会的资助学额把他送到巴黎读书。他先後在马其学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读，修习哲学和辩证学等人文学科，作为读神学的预备。在此期间，加尔文读了不少奥古斯丁和伯纳多（ Bernard ot Claivaux，1090－1153 ）的著作，对他日後的思想有显著的影响。不过，由於宗教改革运动对教会的负面影响，加上法律专业更易赚钱，父亲改变心意，要求他不读神学而转攻法律；加尔文并非一个执著己见的人，对父亲更是顺服和敬畏有加，乃转到奥尔良（Orlean）学院和部日（Bourges ）学院念法律。由始至终，加尔文未曾进入神学教育的殿堂，没有接受正式的神学训练。
1531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他得以摆脱父亲的期望，转回巴黎，在霍地学院（College fortet）修读人文学科，特别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是他最喜爱的科目。他在153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辛尼加论仁篇注解》（Seneca’s De Clementia）。此时期他意欲在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的研究上——占一席位置；所以，若非他偶然闯入了宗教改革的运动中，他可能便专心致意地成为一位学者。
B．从皈依到涉足改教运动。
1．突然的皈依。
当时，巴黎是大公教会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政府与教会对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尔文却是在那里念书时，认同宗教改革运动，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没有明言在甚麽时候作出这样的转变，学者至今仍无法达致一个公论，一般估计为1527至1534年。
据加尔文在其《诗篇注释》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经历一次突然的皈依（sudden conversion），从而发现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质，并且否定大公教会的神职人员制度、对传统的过分高举，和对弥撒及圣礼等看法。不过，我却相信这样宗教思想的转变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个特殊的宗教经验，而应是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化，逐渐形成的；因为加尔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信仰态度保守而执著，对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来的。在加尔文读书的时候，路德思想已经在各地流播，他应曾片断地接触路德著作；也肯定听闻路德和慈运理在1529年召开的马堡（Marburg）会议中，企图协调双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终无法在圣餐问题上取得共识的故事。因此，加尔文在此时期受路德思想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促成他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自行阅读圣经，从而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他多次提到圣经的这种改造生命的能力）。我相信加尔文是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确定更正教思想，这个突然的转变大概只是长期的量变跳跃到质变的某个阶段吧！。
2．卷入改教运动。
1533年，加尔文首次被卷进宗教改革运动的旋涡中。该年11月，他的一位好友确克（Nicolas Cop）被委任为大学的院长。在就职礼的讲道中，确克引述宗教改革先驱伊拉斯姆对登山宝训的解释的若干观点，将新宗教与旧宗教作一对照，被认为是鼓吹路德主义的思想。确克低估了这篇讲章所煽起的反对浪潮，他的讲道触怒了反对宗教改革的政府和教会人士； 为了逃避被逮捕的命运，他与加尔文被迫逃亡到国外。为甚麽此事会牵连到加尔文的头上来呢？除了因著他是确克的好朋友外，有说这篇讲章事实上是由他代笔的，故他逃不掉这个责任。不过，我们未必需要相信代笔这个传奇性的说法，只须确定加尔文在此时已接纳更正教的观点，他的思想与确克不会有很大不同。既然确克因其宗教改革思想而在安危上受威胁，加尔文乃自觉必须作出信仰立场上的抉择，并且在行动上表达这样的抉择。他与确克一起逃亡，并且放弃领取多年的教会资助，中断与天主教会的关系。
加尔文首先逃回家乡，然後才辗转在1535年前往瑞士巴塞尔（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瑞士不少城市纷纷响应，巴塞尔是其中一个，此地日後成了加尔文的避难所）。由於那时加尔文已皈依及涉足改革运动，他决定不再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转而认真探究宗教改革的思想，特别是改教的神学理据。他开始广泛的圣经和神学研究，并著手撰写他的名著《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the Christian Religion）。
C．成为改教领袖。
1．《基督教要义》问世。
1536年3月，也就是加尔文二十六岁那年，《基督教要义》的初稿面世。它是一本篇幅不长的教义总纲，加尔文刻意以简单的手法，向信徒陈述更正教的教义，这书的出版及风行奠定他对更正教神学的贡献。
加尔文撰写这书的首要目的是护教。因为他目睹法国的更正教思想极其混乱，人们无法分别出甚麽是改教者的正确信仰，甚麽是重洗派（在加尔文眼中）过激的反政府与反社会的观点，故对宗教改革有许多偏差的传言。加尔文亟欲厘订一套更正教的教义，为其赋予正确的神学身分，藉以扫除社会上的误解和恐慌。他将这本书连同一封信呈献给法国国王，期望法王能以较仁慈和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更正教。不过，除了护教以外，教导信徒也是加尔文撰写本书的另一个关怀，他希望为那些饥渴寻求真道的信徒提供一本简易的信仰手册。
正如上一课所言，对那群所谓宪制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双重的战线：一方面，他们要抵御来自天主教的攻击，必须力证宗教改革乃是不可避免的；另方面，他们要限制宗教改革及与之牵连的社会改革的幅度，拒绝教义上（如重洗派）或社会上（如农民暴动）的激进主义。任何改革运动一旦启动了，便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例如我们可以合法地问：要是路德可以拒绝教皇及天主教会的权威，为甚么其他运动的参与者不能进一步拒绝所有传统订定的信约、教义、教父，甚至是圣经正典的权威？要是路德可以拒绝天主教会在宗教士对信徒的约制能力，那为甚么一般民众不可以进而拒绝一切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契约，诸如不再效忠君王和地主？甚麽是＇惟独圣经＇ ，那是指＇一人有一本圣经＇ ，每个人都有权自行且任意地诠释圣经，完全不受任何外在（包括教义在内）的规范制约吗？。
宗教改革者在破坏大公教会建基於传统和教会体制之上的权威之馀，必须重建教会的权威与秩序，否则便会让改革被带引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去。事实上，要是宗教改革演变为道德或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稳定性，那反对宗教改革的就不仅是天主教会，而是世俗君王，包括德皇（神圣罗马皇帝）与各地的选侯了；设若教皇、皇帝和各地的选侯结盟，则宗教改革必无生路，其被扑灭是指日可待的。
加尔文面对的正是这双重战线。他一方面要驳斥天主教的信仰与圣经不相合的地方，另方面也得将宗教改革与激进的重洗派划清界线，藉以消弭世俗君王的疑惧。这是《基督教要义》所以成书的原因。因是之故，加尔文并没有追求标奇立异，阐发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个人独特见解。创新性（novelities ）绝不是他的考虑：相反地，他沿袭了许多奥古斯丁与路德的观点，在主要教义（诸如上帝论、基督论）方面亦几乎完全跟随初期教父和大公教会的定夺，他做的只是尽量将这些教义奠立在厚实的圣经神学的基础之上。加尔文认定上帝的话是基督教信仰唯一的基石，所以系统神学（systematic）与圣经神学（exegetical）是不能分割的。
加尔文在日後不断将《基督教要义》扩充修订。1541年首个修正版面世。1559年三度修订，这是第五版的《基督教要义》。从他先後撰述并增补达二十三年之久，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不过，他至终没有对他在年轻时所拟定的教义作过任何重大的更改；换言之，加尔文的神学框架和基本观点在二十六岁那年便已确定了。此书不仅是他个人成名及传世之作，更是更正教信仰一本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要是我们只能挑选一本更正教的代表著述，则除此书外别无选择。
2．在日内瓦投身改教运动。
1536年，此书出版的那一年，加尔文开始他的欧洲之旅，他先到意大利，折返法国，然後打算重回施塔斯堡或巴塞尔，但因战争的爆发，最後他去了日内瓦。因著《基督教要义》的出版，他在改教阵营中略有名气，而他亦决志投身参与宗教改革运动，在其中扮演教师的角色。加尔文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设立了两个永恒的职事：牧师和教师，後者主要负责维护教会正确的信仰。
日内瓦位於瑞士西南，人口约有三万人，主要语言为法语，是一个坚固的城邦［（city state）城邦是以单一的城市作为小型国家，有独立的自治政府及市议会，由市议会管理整个城市。〕在加尔文踏足这个小城邦那年的5月21日，市议会刚通过接纳宗教改革，废止天主教的弥撒，以圣经来作为崇拜的基础。
宗教改革不纯粹是个宗教行动，其中牵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例如：当时信奉天主教的邻国如费堡（Fribourg），对日内瓦改教这个决定便非常不满。而事实上，即使在国内。全面推行宗教改革的动机也不很强烈。市议会之所以通过支持改教，主要原因是保护城市的经济利益； 不用向教皇缴税；而在人民中间，不少人文主义者是基於追求自由、摆脱传统宗教势力的羁缠的理由，才加人宗教改革行列的，他们对顺服上帝话语的兴趣早就不大了。改教後，由於旧有的宗教与道德规范解体，而新的制度又未曾建立，社会变得失衡混乱，问题重重。
那时在日内瓦市议会担任领导官员（leading minister）的法惹勒（比加尔文年长二十岁），早於1532年便到日内瓦，以客卿身分推动当地的宗教改革。他自知无法控制日内瓦的局面，得知加尔文路过後，乃亲往拜访，要求他留下协助宗教改革。
加尔文最初只打算在日内瓦停留一晚，他也没有在某个地方实际推动宗教改革的抱负，故拒绝法惹勒所请。法惹勒严词责备他，声言他若拒绝顺服上帝此时的呼召及他全备的安排，必定招来上帝的咒诅。在这样的压力下，加尔文终於接受了法惹勒的邀请，成为日内瓦教会的领衔牧者和学者。
在法惹勒的鼓励下，加尔文著手草拟教会典章，制定日内瓦教会的组织及法规。他是念法律出身的，起草这些条文并无任何困难处；不过，因著他的思想较为清晰严谨，不愿意对复杂多元的现实作出妥协调适，或以模糊字句含混过去，故他所起草的条文要获得公众认同接受，并不容易。那些出於追求个人自由而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者，对他要求执行教会纪律以保持教会纯洁的做法深恶痛绝，他们特别不接受加尔文禁止道德有亏者领圣餐的明文规定，乃鼓动群众反对他。年轻的加尔文不懂圆融之道，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坚持不让，且威胁要禁止举行复活节的圣餐。最後，市议会迫令加尔文和法惹勒在三天之内离开日内瓦。1538年复活节，加尔文被迫逃往施塔斯堡。
3．在施塔斯堡的日子。
在离开日内瓦四个月後，加尔文书写信给法惹勒。信中他提到他们在日内瓦的继任者推翻了他们所有的建树，全面与市议会妥协，但他确信除了得到上帝容许外，没有人员能污损他们。加尔文对他的改教想法充满信心。
施塔斯堡的改教领袖是布塞琪，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既秉持路德的主要思想，亦兼容慈运理派与重洗派的某些看法。加尔文受布塞琅的影响甚大，有说他是在此时期才随从布塞琅正式且有系统地修习神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