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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预定论
有关预定论的课题，我们在第三课讨论奥古斯丁时曾提及，加尔文只不过是将奥古斯丁的理论说得更清楚（更极端化？）而已；当然，日後的加尔文主义者又进一步将他的观点说得更清楚和更极端化一点。
在此必须指出，加尔文是出於牧养上的关怀，才提出预定论的。他在施塔斯堡牧养一个来自法国的难民信徒群体时，面对他们作出的信仰申诉：为何信主的人要受到离乡背井、家破人亡、生命遇险等苦楚？上帝的旨意何在？凭甚麽保证他们不会在世遭受患难之馀，来世却发现参与宗教改革是一场空，他们押错筹码，结果落在灭亡者的行列里？对此加尔文向他们作出保证：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於上帝的拣选和他至终的保守，他们既然（被）选择走上正确的道路，上帝便一定会保守他们至终与他在一起，享受永恒的救恩。他将这样的想法加入第一次修订版的《基督教要义》里。如此，预定论是论了向基督徒提出得救的保证，而非为嘲弄某些在上帝的预定中往走灭亡的人。这是一个饶有人情味的教义，而非无情的理论论断。
不过，即或如此，我们亦不能因著加尔文的牧养动机的缘故，而抹煞他的理论本身是蕴含了双重预定论的观念在内的。日後的加尔文主义也许过分突显了某个原本不那么重要的观念，但却肯定没有弄扭了他的想法。我认为加尔文主义基本上能正确解释加尔文的预定论。
加尔文主义有所谓五大要点：第一，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甚至不能作出为善的选择，不能主动接受救恩。人只有犯罪的自由，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若有人批评加尔文的预定论千犯人的自由意志，加尔文或许会反诘：人真的有自由意志吗？
第二，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由於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人的得救与否便与其在世的行为无关，纯粹是上帝自由的拣选。当中没有任何人间的客观标准，原因端在上帝那里。
第三，有限度的救赎。倘若上帝有能力救赎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能力足以遮盖所有人的罪，但事实上却又不是每个人都至终得救：那唯一的解释是，上帝不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日後有改革宗的神学家修正加尔文的这个说法，如巴特（Karl Barth， 1866－1968）便认为上帝确实愿意万人得救，但每个人得救的形式都不相同，有些形式是我们知道的（成为基督徒），有些则不为我们所知；他相信最後人人都可以得救。这是所谓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的主张。
第四，不可拒绝的恩惠。人在救恩的事情上完全无能为力，上帝如拣选他，他便可以得救：上帝要他相信，他亦不能拒绝。人的信心不是自由的抉择，不是一个决定人是否得救的条件（是得救决定信心，而非信心决定得救），更不构成一个＇行为＇或＇功德＇。
第五，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救恩既然完全是上帝的主动结。
果，而上帝的主权是不会落空的，那上帝所预定得救的，便永不会灭亡了。今天教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人在拒绝预定论之馀，却宣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就是说，人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救恩，但上帝却要为人所作的这次偶然的选择负上毕生的责任。如此怪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廉价神学如何任意剪裁，各取所需。我们不可抽空地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绝不是将上帝的救恩廉价化的教义，这是与上帝的绝对主权有密切关系的。
无论如何，加尔文之所以强调预定论，原意不是要咒诅那些在拣选以外的人，反倒是安慰那些在主里的人。好些人担心他们的救恩会失落，但加尔文却强调上帝扶持的大能和恩典；倘若出於上帝的拣选，救恩是不会失落的。
1．教会论
与路德一样，加尔文认为教会的功能是宣讲上帝的道及执行圣礼；不过，他却同时强调教会有第三重的功能，就是教育信徒（正面），执行纪律（负面），协助他们过圣洁生活。
传统大公教会的教会论是神秘主义或本质主义式的，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外显形式、真理权威所寄寓处，及基督救恩的总代理。他们从圣统及教会体制来定义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交付使徒彼得的属灵权柄，代代相传直到今天的罗马教皇。凡是教皇及其神圣体制所覆盖的范围，便是教会的辖境。宗教改革却将教会看为功能性的。路德和加尔文相信，教会就是上帝的道被宣讲、上帝的圣礼被执行的地方。从积极的角度说，上帝的道在哪里被传讲，圣礼在哪里被执行，那里就是教会了，如此，按照加尔文的说法，在天主教里也有真正的教会存在；而从消极的角度说，设若教会没有负责任地宣讲上帝的道，那它亦立即失去作为教会的资格。一个真正的教会是让上帝的道被传讲且被遵行的地方。
由於强调教会的功能性，所以加尔文将教会的重点由建制转移到使命。教会的本质是践行耶稣基督所交付的使命，特别是话语的职事。提到使命，自然离不闻事奉岗位的问题。加尔文主张圣灵把不同的恩赐分配各人，让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职事包括教导的、传福音的、医治的、关怀的等。对加尔文而言，只有一种说方言的恩赐，就是说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用来从事专业的圣经研究。
加尔文认定圣礼是教会性的，而并非个人性的。他反对在堂会以外举行圣餐礼，因为圣餐礼是属於堂会的。无论在神学院中有多少合资格的牧师，也不可以行圣餐礼。
J．社会观
不少人以为加尔文主张建立一个神权统治（theocray）或至少是教权统治（Clerocracy） 的社会，这是不对的。一方面，他绝对无意使教会的地位凌驾於君权或人间组织之上，像昔日天主教会一样；另方面，他亦不期望在人间建造天国。加尔文却认定社会每个层面均要服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强调基督凌驾一切文化。他要以基督教信仰的伦理原则来为社会建立秩序，也建立新的文化。
华人教会深受奋兴主义的属灵观影响，这种属灵观源於十八世纪德国的敬虔主义（Pietism，参页266－267）。它是一种割裂了的、二元论式的属灵观，强调神圣与世俗的分野。它认为基督徒参与世俗事务没有甚麽属灵价值，故在从事世俗工作的同时，必须同时承担某些属灵的任务。举例而言，基督徒每天努力工作八小时，不算参与圣职，惟有他们在公余抽空派单张传福音，或在教会内事奉，才算承担圣职；把面包分送给穷人不是属灵工作，惟有在面包中附来了一份福音军张，才等於作上帝的工。这样的属灵观主张政教彻底分离，信仰与公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基督徒只须从信仰角度责备世界的罪恶，牧者在讲坛上也不厌其烦地力数世上的罪恶此外别无其他可作的事。
很多华人信徒以为圣俗二分、政教分离，是基督教唯一的、或。唯一保守与正确的属灵观。但事实上，这只是众多属灵观的其中一个而已。敬虔主义受路德宗——特别是路德的两个国度观——的影响，但加尔文所开创的改革宗传统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在加尔文看来，这个世界是信徒兑现信仰的唯一场景，离开世界，将不会另有兑现信仰的空间。基督徒不要放弃办公室的战线，这是他最大的福音战场，惟有在此活出一个与别不同的基督徒样式，才算做盐做光，作主门徒。不要离开世界去修道，反倒是将世界变成修道场所；修道毋须局限在某些神圣的场景里从事某些神圣的活动，不管我们是医生、律师、家庭主妇，抑或是小贩，每天所作的便是修道了。基督徒要将信仰在生活中兑现。
这种属灵观鼓励信徒积极参与世界，虽然他们没有在地上建造天国的野心，但基督教信仰却务必要在生活中成为其实。受加尔文影响的北美清教徒主义，便力图在俗世中建立修院，他们曾强调严谨而有纪律的生活，积极参与公众事务，以信仰原则建设和改造社会。今天美国有一群名为道德的大多数（Moral Majority）的基督徒，便主张藉宣传、游说、社会动员，从事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不要误会他们是信仰前卫的人，他们可是一群基要信仰者呢！华人教会受敬虔主义的属灵观影响，以为凡参政的都是信仰前卫的、走新派的人。加尔文反对将信仰内在化与私人化，信仰不仅於私人生活中有效，也是关乎公共生活的。
社会要被上帝的工作所更新。教会要与社会合作，建立福利事业，保障公义，照顾贫穷人。
K．经济观
在经济思想方面，许多人也许都听过＇韦伯与唐尼理论＇（Weber…Tawney Thesis）。他们认为加尔文对勤劳的强调，受托精神（stewardship）的提倡，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精神动力。加尔文相信预定论，但人却又无从知道他们自己是否上帝所拣选的，於是恒常落在一个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他们如何获得救恩的确据呢？唯一途径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七18）他得藉著各方面的努力，多结好果子，以显示自己蒙上帝赐福，位列在得救者的行列中。加尔文将职业视为上帝对人的呼召与委托（vocation），故他们得竭尽管家的职分，努力工作，处事认真，做出优越的成绩，证明自己是与葡萄树相连接的枝子。基督徒商人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谋取私利，乃是藉做生意来荣耀上帝，并证明上帝对自己的赐福及保守。加尔文在强调努力工作的同时，又主张人得适度禁欲。信徒应该过一个简单俭朴的生活，戒绝铺张奢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本不属於自己，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管家而已，滥用物资乃属罪恶。
资本就是藉生产而创造的财富，经扣除必要的开支和消耗後，剩下的可以用作累积及再投资。人们努力工作，却又不甚消费，那他们必然可以累积再投资的资本，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韦伯和唐尼认为，更正教的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韦伯等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学术界长久以来都存在著很大的争论，在此不拟多说。我们要知道的是，加尔文的经济思想其实是相当保守的，他遵从圣经的均平主义思想，认为有钱人得将财富与穷乏人分享，反对贪得无厌地追求利益，反对争竞而主张合作，他也要求限制利率、控制价格，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很不同。
不过，加尔文的经济思想也有较前卫的一面，譬如说，他不认为圣经禁止放债取利的规定可以适用於十六世纪，因为那只是为了禁止有钱人剥削穷人而作的保障条款，对他而言，以借贷的形式集资来作生产是可行的。不过，他仍反对有人专门以放债取利作为其职业，反对向为生存而非为生意的穷人放债赚息，而贷款的利息也不应太高。他容许借贷的做法，为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L．政治观。
加尔文相信政府的权力来自上帝，为要订定法律，建立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的福祉，并且对犯罪者执行公众的报复（publicvengeance）。
他相信人的理性和意志，强调人有自理能力，可以参与社会和教会的工作，许多人认为这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可能性。不过，加尔文本人并不完全赞同民主的政治形态，他相信这很容易沦为暴民统治，使社会失去正确的目标和秩序。与当代许多民主论者不同的是，加尔文不是一个知识或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他不认为主权在民的意思是人民有权做任何的选择，社会的目标和秩序不是由人订定的，而是源自上帝的律法：因此，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确保社会能朝向其神圣目标进发，而不会被庸俗的、错谬的个人选择（尽管最大多数的个人）所左右。他的理想政治形态是一种民主政治和专家政治的混合体。
加尔文没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不认为每个人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个体不是自足的，却是与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互相依存的。他有一个＇约＇ （covenant）的观念，这最初是指上帝与人的关系，但套用在政治层面，便强调统治者要与人民立约，决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彼此向对方负责。任何一方的权力都不是绝对的、无限的，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这成了日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民约论＇ （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基础。
M．文化观。
加尔文非常注重教育工作。前文已提过，他在 1541年重回日内瓦以後，除大力改善现存的学校外，便著手筹建一所大学，训练政府和教会所需要的人才。同样重要的是，他即时著手编撰一本为儿童而写的学道集，这本书的初稿於 1545年问世。
加尔文抗拒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但对人文科学却抱正面的态度，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学问。他虽然确认人的犯罪堕落，却相信人性中仍存有特殊的美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上帝形象，而这是他们与其他动物分别的所在，他们可以创造各种文化。这也是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这个恩典使人能够运用理性，发现上帝在创造宇宙时所布署的秩序，就是所谓自然定律。加尔文相信，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由天赐下的知识。
加尔文强调教育和研究工作。影响所及，苏格兰是欧洲第一个；推行普及教育的地方。而北美的新英格兰一由清教徒所开拓的城市，教育也甚为普及，有名的长春藤大学便是在那里建立的。
加尔文的神学是更正教阵营中最有系统、最旗帜鲜明的传统，它也是更正教神学的主干，影响及於德国、北欧、英国、法国、苏格兰、瑞士、荷兰、匈牙利、波兰、南非、美国，及许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的加尔文派自称篇＇改革宗＇ （Reformed），但其广泛的代表性却几近乎宗教改革（Reformation ）本身。这是为何我们要花以上的篇幅来说明加尔文的神学大纲的原因。
讨论问题：
1．试述加尔文神学思想的要旨，其主要特色何在？
2．＇惟独上帝得荣耀＇ 的重要性在哪里，对更正教的神学思想有何重要之处？
3．在对成圣的看法上，加尔文和路德的分歧在甚麽地方？试略述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要点。
4．试简述加尔文的经济观、政治观和文化观。
5．更正教（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对教会的看法与天主教有何不同？
第七课 卫斯理与福音主义
I．引言：宗教改革仍须改革。
＇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是一个绵延了百多年的基督教运动。先说福音主义一词，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基础信仰而言；在德文的用法，福音主义教会便是更正教教会，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要求教会重新恢复原初的福音精神。所以， Evangelical Lutherans不应译作「福音派信义宗＇ ，而是「更正教信义宗＇。第二，它是指在十八世纪末，由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 1703－1791）所开始，在英、美教会绵延个多世纪的福音主义运动。顾名思义，这运动是以传讲基要福音为主的。第三，它是指二十世纪中叶以後，脱胎自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参页 377－384 ）的福音派，就是坚守传统基要教义、尊重圣经权威的信徒，这是今天最多人明白的意思。在第十课讨论到司徒德（John R．Stott）时，我会详加讨论二十世纪的福音派。这里且专注福音主义一词的第二个含义——卫斯里约翰的福音主义运动。
过去我们曾讨论更正教的崛兴与缔造。在第五课，我们特别关注更正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是由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的德国所推动的圣经神学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原初的福音精神，重建早经失落的属灵传统，以及最基本的教义——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第六课有关加尔文的讨论中，我们探讨更正教的教义如何被搭建起来；这运动不单为了纠正天主教的错谬、回应天主教的攻击，更是要重新建造合乎圣经直接真理的教义。但三百年後，另一运动——福音主义运动却又兴起来纠正更正教会的错误。历史总是如此。
本课会先检示三百多年後更正教会的危机，从而了解福音主义运动产生的因素，接著探讨卫氏的生平及循道主义的发展，最後以福音主义运动对今天基督教的影响作结。
II．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更正教世界。
更正教经过三百年（由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历史发展後，教会本身亦开始出现各种危机，其中最严重的是信仰体系渐呈僵化，再难以有效地回应时代的转变，且看看这三百年来英国圣公会因著社会的转变而面对的危机。
A。理性主义的危机。
1．缘起。
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