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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理性主义的危机。
1．缘起。
更正教在十六、十七世纪面对最迫切的需求，是建立自身的神学教义及教会体制的规模。一方面，更正教得确立自己的信仰身分。无疑它是因著要纠正天主教的错谬才出现，但它不能永远担任反对派的角色，却须把各条争拗串连起来，正面地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另方面，十六、十七世纪亦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互相攻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基於护教的原因，将自己的信仰立场辩证清楚，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事实上，当时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主要冲突，都不是在上帝论、基督论的大课题上，此时为著要突显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不同处，故争论点便尽往细微处走。因此，十七世纪是更正教的所谓＇经院神学＇ 时期，教会充斥著既为数众多又繁琐复杂、枯燥乏味的教义讨论。
2．危机。
研究教义者所追求的，主要是理论的和谐一致、首尾相贯，因而往往无视了现实的复杂与多元性。神学家若要将原本充斥著矛盾冲突的现实压平，好能套进他们所刻意营建的精致理论系统，无可避免地会践踏了现实，亦冒犯了信徒的信仰感受和经验。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十七世纪有关上帝的拣选是在人的堕落前抑或堕落後的争论。
信徒在生活层次上，甚少涉及繁琐复杂的教义问题。对一般信徒而言，他们既无法明了这些技术上的神学争论，亦看不出这些讨论在教会生活层面上的价值。此时教会领袖及神学家若专门讨论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连的课题，那整个教义讨论及教会发展方向，便与一般信徒脱节了；理性主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教会却变得枯燥乏味；教会空有一堆礼仪及教义，却欠缺生命与激情。这样的情况在英国的圣公会里最为显著。
理性主义之所以轻易在英国圣公会里取得优势，与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极有关系。
因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交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圣公会产生的经过。简单地说，英国宗教改革有别於德国由平民发动的情况，它是从上而下的，由英国国王的一桩离婚案件，触发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可以说，这宗教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它不是从神学立场出发，否定天主教的各样教义与礼仪建制，从而开展一系列的更新改造，而只是在组织上脱离罗马教廷，自立门户。所以，无论在教会、礼仪、组织等各方面，圣公会仍维持与天主教非常相似的形式；除了由英国国王控制教会，取代昔日罗马教皇的地位外，一切都无大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英国教会存在著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举例说，它一方面拒绝罗马教皇的绝对领导，另方面却主张接受国王为其至高元首。它的理据何在？英国教会一方面要破除传递了千多年的教统，另起炉灶，但却又坚持使徒统绪的观念，确立从传统获得合法性与权威的主教制度，这又如何说得过去？根据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看法，所有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传统都要废去，教会必须奠立在圣经基础上；但英国圣公会从罗马天主教会所承继下来的传统，很多是难寻圣经根据的，那如何为它们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呢？在十七世纪，不少圣公宗的神学家为要合理化他们圣经以外的传统，都指出真理有两个根源，首先是圣经，其次是人的理性；後者是上帝设署在世界上的自然规律，虽未为圣经提及，但教会可以按著上帝给人的智慧，籍以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传统。理性成了建构教会传统的合法基础。
B．民族主义的国局。
更正教另一危机，源自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宪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动、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获得成功的。为了抵抗来自罗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国家的压力，改教领袖不惜容让政府领导层介入、控制及干预教会事务，他们更以「信徒皆祭司＇ 的教义来合理化这种政治对宗教的干预。宗教改革受到当时鼓吹绝对王权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会，即使不是国家；化的，亦至少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因着受到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英国教会不大热衷於跨种族与跨地域的传福音工作。
及至工业革命以後，英国国力迅速抬头。为了开拓独占市场与寻求生产原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勃兴。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区由欧美国家所占据，其中尤以英语国家具压倒性的优势；英国是十九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在二十世纪取代了其位置。
帝国主义的扩张开阔了欧洲人的眼光，让他们注意到那个辽阔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逐渐被＇扩张型＇ 的超民族主义（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义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会自然亦受此时代观念所影响，从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海外宣教运动（参第八课）。
C．社会与文化的激变。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1780－1830）是继六千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後，人类另一场重要的革命，对政治、社会及文化每个层面，皆造成深远的影响。随着生产形式的改变，生产力大增自然不在话下，生产关系亦有重要的变化，它促成两种新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出现。
1．中产阶级兴起。
中产阶级是指一群藉工业生产或贸易而致富的社会新贵，他们对原来的社会权力分配深感不满，既要求在社会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发言空间，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从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此时期，有组织的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无论是天主教抑或国教性质的更正教）由於与以君权为首的传统政治权力紧密挂钩，自然被视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碍民主、人权发展的保守力量。中产阶级对教会强烈不满。这种情况首先在天主教国家里发生，法国大革命其中一个攻击的目标便是教会，当时天主教被视为支持法国王室的反动力量，反教权主义非常盛行。而在更正教世界，教会亦被视为保守势力，如英国圣公会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又称Anglo－Catholics，参真260），便是保皇势力的中坚，中产阶级对其不满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摆脱外在的社会建制与内在的组织体制，建立一个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产阶级参与的教会，诚为更正教当务之急。
2．工人阶级的需求。
工业革命除了导致资产阶级兴起外，亦促成工人阶级的产生。工人阶级包括了产业劳工，以及靠工资维生的贫苦大众。这大批城市贫民，多聚居在环境恶劣的贫民窟里，过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会及政府任何保障，他们被资本家严重剥削，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收入仅供糊口。更悲惨的是那群童工，他们被迫承担过於其体力、心智所能负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岁的小童，整日垂首弯腰，在暗无天日的煤矿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车匍匐前行。
工业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当时工人阶级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亦同时是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伦敦为例， 1700年的人口为六十五万，到 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万，但在 1890年却暴增至五百万。城市急速膨胀，许多问题如住屋、卫生、医药保健等，遂变得非常迫切：而在这些问题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无自保能力的工人阶级了。这些劳工原本住在农村中，因著农业生产迅速商品化，小农庄瓦解，生计无着，适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机会，他们遂离开农村，转到城市干活。他们从前在农村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也许不比城市为佳，但家族与左邻右里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统，在遇上困难时尽可互相照应；但如今当上无地无产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过活，万一有任何危机变故，生活便顿无保障。教会如何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变，适应劳工阶层的需要——这是它的另一个挑战。
如此，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兴起了资本阶级及劳工阶级，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资本阶级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参与：劳工阶级则希望有更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及关怀事工。更正教可以满足两者的需要吗？它可以摆脱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泛滥，经院＿神学的框框，并注入新的属灵精神吗？。
III．福音主义产生的背景：启蒙运动后的英国。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及美国，合共有四次大奋兴运动。卫斯理约翰所带动＇福音主义运动＇ 〔或称＇卫斯理复兴＇ （WesleyanRevival）］，乃是首次掀起的复兴浪潮，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the First Awakening）。这次大觉醒首先出现於英国，且看此运动发生的远近因素。
前文已略偏交代英国一般的政治、社会情况，这里且多谈当时教会的境况。
A．社会问题迭起，教会无力回应。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对基督教造成极大的冲击。自然神论是此时期颇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学知识跃进下的产物、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反对过分狂热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论者把上帝从这个世界中逐出，主张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们相信上帝存在（至少不反对这个假设），只是认为他在创造世界、为世界制定自然规律以後，便已撤下他的工，不再干预世界的发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规律所引导，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发条的机器，启动後便自行运作，毋须借助外力推动。自然规律是上帝设署在人间的内在理性，人只须探求自然规律，毋须直接探索上帝。启蒙运动对宗教各样言说与行为，皆抱排斥、怀疑的态度。
此时的英国教会，特别是圣公会高教派，所走的是相当形式主义的路线，往重礼仪，轻忽生命造就。政府由於遭受来自贫民阶层及中产阶级的冲击，对民间力量相当怀疑，他们害怕宗教或会沦为民间颠覆政治的力量，故牢牢控制著教会组织，要使它继续充当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所以教会甚少对建制作出批评，亦无视社会上存在著的种种问题。
不过，随著社会的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困扰，已如前述；而少数藉工业革命致富的既得利益者，谋取巨额财富，过穷奢极侈的生活，道德败坏，宗教热诚日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许多社会罪恶，诸如奴隶贸易、鸦片贸易、贫富悬殊、各样的不公义，都是与圣经的教训明显地相抵触的。教会若不敢直接按圣经真理来谴责世界的不义，便等於间接否认圣经的权威与适切性；基督教信仰若无法回应公众生活的问题，便与世界愈来愈脱节，自行放逐出世界之外。
B．自由传道者出现，福音主义运动兴起。
在十八世纪，英国兴起了若干自由传道者（evangelists）。他们并非受雇於主流的英国圣公会的体制之内，甚至未曾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
自由传道者由於不在圣公会的体制中，便不受任何牧区的约束。在这以前，英国教会有严格的牧区观念，每个牧者都有其隶属的教堂及牧区，他们的工作范围亦由牧区所规限，不能任意输越。
自由传道者既没有所属的牧区，就不受牧区的范围约束，可以自由地到各地传道。由於他们不欲与教会及社会高层人士打交道，亦没有教堂作讲坛，便选择面对普罗大众作牧养的对象，在街头、社区里，百接面对群众，从事各项布道、训练及栽培工作。
这批传道者并未接受严谨的神学训练，加上听众又不曾接受过高深教育，故只能以最基本的福音要道，作为讲道的重心，例如基础信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属灵追求及成长等。这个以传福音为行动、及以基要福音为传讲内容的运动，我们称之希「福音主义运动＇ 。由於当时教会的讲坛信息多数既重复又贫瘠，普罗信众得不到喂养，无法满足属灵需要，他们自然转向那些自由传道者，听从教训，接受牧养，这个新的属灵运动遂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
C．自由传道耆——威特菲德。
英国有两位重要的自由传道者，其一是威特菲德（GeorgeWhitefield，1714…1770），其二是卫斯理约翰，他们对教会的影响同样深远。卫氏在英国较受推崇，而威特菲德的盛名在美国则无出其右，这里先介绍後者。
威特菲德生於英国的格罗斯特（Gloucester），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受教育，与卫氏一同为圣会（Holy Club，下详）会员，在那里得著特别的重生经历。不久，他被按立为英国教会会吏，毕生皆在英国教会内事奉。
威特菲德是十八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布道者。他很早便发现自己具公开宣讲的恩赐，到处游行讲道，包括露天宣讲；由於讲道活泼生动，吸引大量听众。据说他每星期平均讲道二十多场，终身不辍。1737至1741年，他在北美洲乔治亚州（Georgia）传道，非常成功；其後共有七次赴美，对美国教会的影响，比卫氏还大。
威特菲德最初与卫氏合作传道，旋因在救赎论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他持加尔又派的立场，主张有限代赎论；卫氏则是亚米纽斯派），故终致分裂。他虽然没有离开圣公会，但却自行开设了好些聚会点，亦创办神学院。
他的性格内向，道德操守严谨，主张节制欲望、广泛阅读。他的讲道道较其为人生动活泼。
IV．卫斯理约翰。
A．家世与教育：清教徒与高教派的结合。
卫斯理约翰生於大家庭，有十九位兄弟姊妹。母亲苏桑那（Susanna）对子女管教严格，要求他们严守规矩，这对卫氏影响极大；父亲撒母耳（Samuel）为圣公会高教派的牧师，但家庭却有强烈的清教徒＇不奉国教者＇（Putitan Non…conformist）的气氛。
这里略提一下圣公会当时的情况。十八世纪初，教会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派别：一个是所谓＇高教派＇ ，效忠王室，拱卫圣公会的礼仪传统；另一个则是＇低教派＇ ，他们受改革宗神学思想影响，在一场争论後称为不奉国教者。
我在第六课曾提及，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修道主义，却主张把世界变成一个修道院。清教徒主义秉承了这样近乎律法主义的属灵气质。清教徒家庭非常注重宗教教育，家长得肩负教导子女圣经与属灵知识的责任，每天带领他们灵修祷告；他们亦重视道德纪律，要求严守基督徒的律法，追求个人的自制自律，有中有节，举手投足皆有标准范式，合乎基督徒的体统。卫氏非常注重生活操守，自小已有禁欲的倾向。
卫氏虽然关怀穷苦人，爱护後辈，但却不擅交际，性格内敛；尤其难以与人以平辈相交。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和导师，但无法做别人的知己好友。卫氏的婚姻关系恶劣，妻子下堂求去，大抵亦与他这种性格有关。
有心理分析者认为，卫氏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有清教徒的气质，道德操守严谨；另方面则受圣公会高教派的遗存，无法与人建立深契的关系。
在卫氏的成长期间，有两本书对他的属灵生命塑造有很大帮助。其一是金碧土的《效法基督》。金碧土生於十六世纪，与马丁路德差不多同期。他关注到教会广泛存在的属灵枯乾问题，不过却采取了与路德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他主张复兴传统修道主义的属灵精神，强调自我否定、治死欲望、追求贫穷俭朴等。金碧土的属灵观对卫氏有相当的影响。其二是罗威廉（William Law， 1686－1761）的《呼召过圣洁生活》（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Holy Life，1728）。罗威廉是剑桥的教授及牧师，在1714年，因拒绝效忠乔治一世（George I），成为拒誓派（Nanjuror）。在《呼召过圣洁生活》一书内，他强调信徒必须进行道德改造，学习自我否定、谦卑与自制，生活旨在荣耀上帝。此书亦对卫氏及威特菲德等福音主义者产生很大的启蒙作用。
卫氏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已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预备接受圣职。他受到古教父的启迪，努力要过简朴生活，强调对穷人的关怀、服务与牺牲，并对当时刚崛起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认为资本主义倡导私有制，肯定人的贪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原则相违，故是人性堕落的产物。卫氏相信克己、清苦的生活，才是圣经揭示的基督徒理想。这与今天我们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鱼得水般的感受，相距不止道里计；今天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只是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兼容，与资本主义却和谐无间，甚至相信资本主义是唯一合乎圣经的制度呢！。
由於卫氏有这样的社会与经济信念，所以他认为对人关怀不仅是慈惠的要求，也是公义的要求。按照新约圣经营家的观念，没有人真正拥有甚麽，他不能宣称自己是某样财富的合法主人，他所拥有的只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