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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赂缍Γ⊿tockholm）举行的成立会议，1929年的大会也没有参与。而在信仰与教制运动中，他虽然有出席 1927年的洛桑会议，但因病提前离开，大概也没有发挥甚麽特殊的作用。
不过，穆德却积极参与 1937年於牛津举行的生活与事工运动计划会议，并共同议决成立一个普世基督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生活与事工运动在牛津召开一个「教会、社群与国家」（Church，munity and State）的大会。不久，信仰与教制运动亦在爱丁堡召开一次大会。两个运动议决组成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商讨彼此合作，并筹组普世基督教协会，穆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12月，穆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1948年8月23日，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正式成立，穆德以八十二岁高龄出席该会议，受到举世注目及尊重，被推选为荣誉主席。会上，他回顾过去所参与的普世合一运动，包括曾差出二万名学生到宣教工场的学生志愿运动，曾联系全球三千间院校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培育出大批今天的基督教领袖的青年会，联系已发展教会与发展中教会的国际宣教联盟。这次会议，标志他毕生致力从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想，至终获得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穆德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教会和平联盟＇ （Church Peace Union）於194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Constance ）成立，主要推动者为卡内基（AndrewCarneige）。後来因欧战关系，在英国伦敦重组，易名为「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穆德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负责人。不过，基於政治的考虑，穆德退出了由霍坚（Henry T．Hodgkin）所成立的＇英国唯爱社＇ （British Fellowship ofReconciliation）及＇和平主义运动＇ ［或译唯爱主义（pacifism）。我们知道，唯爱主义思想对二十世纪不少中国基督教人士如吴耀宗等，都有不少的影响。
穆德的太太莉拉（Leila）於1952年逝世，终年八十六岁。穆德於不久後再婚，并继续他的环球旅程。他在1955年1月31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Ill．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
在叙述了穆德丰富多姿的一生後，我们转移以整体角度检视这时期的普世合一运动。
A．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
1．合一的困难。
不管我们持守怎样的神学立场，总不能否认合一是基督教的重要理想，亦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项要求。尼西亚信经强调教会有四重特质（参页48），独一与大公（catholicity ）是其中的两项。奥古斯丁在对付多纳徒主义时便曾提出：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圣洁而是爱，教会分裂正破坏了教会这个最基本的特质（参页78，119），所以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可见在初期教会中，追求教会合一占了关键性的位署。任何从大公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都被判定为异端。大公教会甚至宣称它是真理和救恩的总代理，教皇是使徒在世的代表，教会的门就是救恩唯一的门。任何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檐下，必然走往灭亡的道路。
可是，教会的合一却是不易维系的。尽管大公教会宣称拥有独占的真理，并且将圣经的诠释权牢牢握在手里，也无法阻止人因着各样的理由，从这个普世的信徒群体中分裂出去。早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已曾分裂过许多次。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欧长时期维持合一，真正的关键也不在信仰本身，而在教会所拥有或所能援引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单凭认可同一个真理，是不可能使不同的教会成员黏合在一起的。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色对之作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虽然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 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
在大公教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第七世纪回教势力入侵近东後，东方教会纷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割断关系。
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地都在回教势力的管治下，政府和人民既然再不受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辖制，教会便跟大公教会再无相通，它们沦为名副其实的小教派。这些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却与其他教会甚少联系。
1054年，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因著政治上的长久割断，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东正教与罗马大公教会。1517年，随著民族主义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会再分裂为天主教及更正教两大阵营。并且，宗教改革一开始，更正教便不是一个团结的教派，却是由多个不同种族、派系与运动所组成的。由於宗教改革，更正教主动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为了合理化其分裂的行论，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这是更正教在合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在十七世纪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更正教神学家大都高举这个先真理、後合一的主张。
不过，若得先在真理的看法上谋求一致，才能讨论合一问题的话，那合一便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们在意见不合时，往往会夸大双方的分歧，将分裂行动合理化，但事实上分歧却不一定如此悬殊。宗教改革迄今已近五百年，我们看到更正教的宗派数目有增无减，基督教机构如雨後春笋般不断成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正朝著合一的方向前进。那些新兴的宗派与机构，为了合理化它们另起炉灶的行动，乃在教义及真理诠释上突出某个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特点，扩大它们与传统宗派和组织的迥异处，甚或刻意制造悬殊的差距（譬如灵恩派总爱指摘传统教会只重基督不重圣灵，或要求别的宗派在灵恩与组织中间作抑此或彼的选择）。它们建造教义和礼仪的屏障藩篱，而非拆毁中间间断的墙。
先谈真理後讲台一，往往是拒绝合一的最佳藉口。教会所谈的真理，主要集中在礼仪及教义的层面，但正正在这两个层面寻求合一，却在过去二千年间几乎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初期教会连对圣诞节和复活节的节期计算这般基本的争议，都无法取得共识呢：更正教几个主要传统对圣餐的看法，从十六世纪至今，还是言人人殊，不同宗派各自表述，并无趋向统一的徵兆。
2．学生与青年事工。
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由平信徒主催的运动，是首先谋求在属灵经验（圣洁运动、神医运动、千禧年运动）和福音事工（奋兴布道）等层面上分享合作，而非纠缠於教义与礼仪的趋同。这是一个跨宗派甚或超宗派的运动，由一些宗派与堂会以外的新兴机构（如青年会、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所推动，并鼓励信徒以个别身分加盟参与，从而绕过复杂建制组织的重构问题。
真正在合一诉求上产生突破的，是在十九世纪因第三次大奋兴运动而掀起的平信徒运动，特别是由平信徒所推动的青年及宣教事工。此两者乃是更正教合一运动的突破点。由此可见，教会不是在真理层面上达成合一乃是藉著事工的合作来达致合一的；并且。这主要还不是宗派与宗派间筹办联合事工，而是在宗派外另立新机构，从事新的工作。一切从头做起便是最简单容易的。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欧美社会带来急剧转变，许多从前不曾存在的社会问题孳生，对一直依存著农业社会型态的教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青少年是社会风向的指标，他们位处社会的前沿（或说边缘），故受社会风潮影响的幅度一般较成年人为大。青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最佳写照，而青少年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的缩影。由於宗派与堂会向来较为保守，对时代风潮的趋向敏感度较低，反应也相应不够灵活，故回应时代的责任往往便落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信徒身上，他们针对客观需要，成立教会建制外的组织，推动各种实验性的新事工。例如，为解决青少年失学的问题，主日学运动应运而生；为挽救青少年道德与灵性的疲惫，青年会与女青年会亦相继成立。传统教会不易承担这些新兴的社会工作，基督徒和社会大众对满足青少年需要的呼吁。反应一般又较为积极；因此，以青年事工作为跨宗派或超宗派运动的切入点，是较易取得教会和信徒的一认同和支持的。
青年事工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其本身却又是酝酿和发扬超宗派合一精神的温床。一般平信徒大多只认识所属的教会，很少知道自己的宗派或堂会以外的其他教会，他们甚少与别的宗派传统信徒接触往来，遑论有所认识。很多人在进入大专院校就读以後，在校园团契里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基督徒相交，才发现原来存在著许多不同的宗派，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属灵传统。不过，由於对教会认识未深，青年人大多对自己的宗派传统亦不大了了，甚麽宣道会、信义会，对他们而言，都不过是任意冠上的名称吧！他们不大理会宗派间的任何不同处，反正都是基督教便足够了。他们乐於在生活和事奉层面上，跟不同传统的信徒交往，一起读圣经，一起传福音，所有教义与礼仪的分野，都是他们既不关心又无从谈论的。
因此，学生运动是最容易达致跨宗派甚至超宗派合作的。事实上，年轻人总有反建制的倾向，不喜欢依循传统、教义现条行事，背叛师们也是司空见惯的。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基督徒，合一意识一般均较强烈，眼界、胸襟及包容接纳度也相对较大。我们看到，十八与十九世纪好些重要的属灵运动，其异象都是在大学校园里酝酿，其原初的班底亦是在校园里纠集的，最佳的例子有卫斯里约翰所带动的复兴、学生志愿运动等。
学生与青年事工大都带有鲜明的平信徒运动的性质。反教权主义色彩强烈。如前所述，因著真理层面达致合一并不容易，而教职人员基於身分和专业上的拘限，甚难完全无视真理的分歧；如此，合一运动由平信徒推动带领，便是较为简易的安排。慕迪与穆德这两位分别代表十九及二十世纪基督教合一运动的领袖，也是学生运动和青年事工的领袖，他们的共通点便是平信徒的身分。他们之所以广为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人所接受，除了因著人缘极佳，人际关系技巧高明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道信息都没有来雒复杂的神学内容、没有鲜明的宗派色彩，虽倾向保守却又平易近人。他们不需要对任何宗派和神学传统效忠，可以随意将庞杂的信仰大幅还原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之类的信条，成为不同背景的人彼此合一的共同基础。
3．宣教运动。
除了青年事工外，宣教运动是另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的切入点。
宣教运动是十九世纪属灵觉醒运动的重要产物，无数基督徒在运动中醒觉起来，积极投身海外布道工作，期望在这世代中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从十九至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位来自英语国家的宣教士被差到世界各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更正教在宣教事工上停滞不前的面貌，影响非常深远。
与青年事工一样，宣教运动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它同时又是超宗派合作精神的培育所。
近代更正教的宣教运动首先以超宗派的面貌出现。一些立志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中间的先觉者，纠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迳自在宗派外成立组织，便开始海外宣教工作。十九世纪最早期的差会，无论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抑或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或是美国的美部会，都是信徒自行组织的差会。虽然它们的组成分子都有强烈的宗派一致性，譬如伦敦会与美部会的负责人有公理宗的背景，而教会传道会则有圣公会背景；但是，它们却是宗派建制外的组织，不是所谓官方的差传机构。宗派差会要在这些＇非宗派＇ 差会初见成效以後，才相继成立。所以，宣教运动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
与此同时，宣教运动对合一运动精神的发扬，却也有极大的帮助。在宣教工场里，基督徒容易缔造宗派间的合作。一方面，特别在开拓一个新工场的初期，同一宗派差来的人员有限，宣教士多数须忍受一段孤军作战的日子，放在工场内，同样来自欧美但隶属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往往乐於走在一起，互相合作和支持，他们中间不存在宗派藩篱。二方面，在传教工作开始时，宣教士大多只宣讲简单的福音，主持简单的崇拜聚会，不可能突显其宗派的教义和礼仪传统；在宣教工场上，基督教大都以较原始朴素的形态存在，宗派主义并不显著。三方面，工场上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所面对的跨文化和社会的冲击，往往较宗派间的歧异来得迫切：浸信会与宣道会间的差异，远比浸信会与儒家思想的分别为少吧！宣教士面对相同困难，必须携手合作协力解决，这个实际需要盖过了他们对自身礼仪、教义的坚持。
甚少有一个宗派的差会可以独力承担差传工作，将基督教全盘移植到工场，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所需的庞大开支，这间接促使他们将信仰还原为几个简单元素，作为信仰的最大公因数，与别的宗派传统合作，分享资源。事实上，宣教工场上人力与资源缺乏，令一切的斤斤计较都变得过分奢侈。举例言，在二十世纪初，广西南宁只有三个宗派在进行传教活动，就是安息日会、圣公会及宣道会。其时在华传教士达成协议，划定地盘，南宁以南地方归安息日会照管，宣道会则负责南宁以北的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基要派岂不是一贯视安息日会为＇异端＇吗（我可不同意这个看法）？怎么会在福音工作上达成协议呢？不过，要是我们了解宣教力量的薄弱，客观需要的无边无际，便知道在今天看为不可能的东西，在资源匮乏的宣教工场里都是可能的。
在宣教工场中，宗派间的纷争是最少的，跨宗派的合作非常普遍。没有一个宗派可以独立承担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神学院的教育建设，成立自给自足的系统，而不须考虑跟别的宗派所主办的学校相嫁接。他们在各自兴办学校的同时，总要在学制的衔接、教学材料的翻译，及译名的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便意味著他们不能与他人分享资源。以中国为例，来华宣教士很早便成立教科书翻译和出版的统筹组织，入虎藉以支援教育事业的推展。在圣经翻译、属灵书刊与传教工具的刊行，乃至所有宣教事工上，跨宗派的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B．普世合一运动的促成。
1．国际宣教协会。
宣教士在工场上的跨宗派合作，在时间上比在他们的差出国（母国）类似的合作还要早。再举中国为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後，在华宣教士便多次召开地区性的宣教会议，而全国性的宣教会议亦先後举行了三次，分别是1877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1890 年的第二次来华宣教士大会，和1907年的纪念基督教来华百周年大会。各地宣教士聚首一堂，共同制定神学立场与宣教策略，诸如对祭祖的看法、如何推动妇女教育等。宣教士多数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些事工会议； 故在性质上，这些会议和事工是非宗派性的，宗派色彩非常淡薄，倘若与会代表存在著分歧，分歧也主要在神学上（自由主义抑或基要主义）和传教策略上（如是否先从事教育与医疗等间接布道事工等），而非在宗派传统上。
在宣教工场累积了多年合作经验後，1910年，才有第一次超宗派的普世宣教会议在爱丁堡召开，即前文已提及的爱丁堡宣教会议。这次会议对普世合一运动意义深远。会议议决加强宗派间在宣教及其他事工的合作，集中资源，践行宣教使命，而与会者皆认同藉宣教来促进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切入点。会後成立续行委办会，旨在继续推动普世宣教合作及教会合一运动，由穆德充任主席。
毋庸署疑，宣教士处身於异民族及异文化的环境中，面对著多元化的世界，他们的胸襟和眼界多数较为广阔，对与自身殊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接纳程度较大，他们亦较能从一个普世观点来理解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发展。这个会议的其中一个洞见，是协助基督教的後进国家尽快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并实现自治、自传、自养。惟有当後进国家都有独立自主的教会和教会领袖，成立具代表性的教会组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