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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穆德来到中国，协助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这是九年後（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他也在印度、日本、刚果等地，协助设立续行委办会，发展为日後的基督教协进会。
1921年，国际宣教协会在纽约成立，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高会员单位。协会旨在探讨全球的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异象，以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除承担出版《国际宣教评论》外，又刊行其他宣教研究的成果。
2．生活与事工运动。
从宣教运动和国际性的宣教组织，我们转而谈另一个重要的普世合一运动：＇生活与事工运动＇。
踏入二十世纪，教会遭受愈来愈多的外在压力和挑战，包括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後，面对国际间紧张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少基督徒都问：基督教信仰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如何在这个世代中，维持基督教的声音？教会可以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迈向和平及公义的力量吗？这样，一群教会领袖在1914年组成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并在德国的康士坦斯召开会议，成立教会和平联盟。
1920年，十五个国家代表集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另一次会议，议决推动一个普世基督教运动，讨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可以及应该有的作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结束，不少与会者的祖国都受无情的战火蹂躏。他们深信教会必须正视现代化对人类可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督教可以成为抑止军事对立的因素吗？。
在这样的关怀推动下，1925年，三十七个国家五百名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普世基督徒生活与事工会议。会议一方面讨论宗派间的合作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基督教的时代责任。他们将会议定名为＇ 生活与事工＇ 显示他们关心基督徒是否能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会後，1930年成立＇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将这个关怀订立为一个长期进行的普世运动。
生活与事工运动的发起，与当时神学界对社会关注的转向有相当的关系。神学家如汤普（William Temple， 1881…1944）及尼布尔等，非常关注教会如何面对集体和普世的罪恶问题。尼布尔有一句名言：＇对教会而言，世界实在太强了」（The world is toostrong for me cnurch）。基督徒今天面对的不再是个人的罪恶问题（诸如个人受引诱和试探等），而是集体的罪恶，故这不能单靠个人悔改，便将问题解决。面对著全球性的不公义，各样危害人类的和平与友爱、破坏社会公义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教会需要探问福音的社会意义，就如：信仰如何改造或协助改进社会？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性的群体，如何解决整体社会问题？
1934年，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在德国开始崛起。国家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流播，愈演愈烈。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会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题目是＇今日的政教关系＇ （TheChurch and the State State Today），关注信仰的时代意义及社会实践的问题，後筹划在1937年於牛津召开第二届生活与事工的普世会议，议题为＇教会、社群与国家＇。除了召开会议外。他们还出版一些关於信仰、教义的小册子，讨论信仰的时代意义。
其後，大会决定与当时另一个国际性教会运动：＇信仰与教制＇。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合并。 1938年，这个运动再并入刚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
3。信仰与教制运动。
信仰与教制运动跟生命与事工运动取向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探问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形式。後者关注事工问题，包括信仰的时代意义、社会问题；前者则集中於教会内部事务，特别是不同宗派的教义与礼仪的调和工作。他们努力寻找宗派间的最大公因数，藉以破除教义和礼仪的藩篱，制定一套能为各更正教派共同恪守的信仰规范。这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最棘手的部分。
运动的首倡者为美国菲律宾圣公会主教布兰特（CharlesBrent，1862－1929）。他与穆德是亲密的朋友，早自1905年便彼此相识。在出席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後，他受到会议的启发，希望召开一次全球关於信仰与教制的会议；在得到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维逊（Randall Davidson）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董其事。会议原拟在1917年举行，但因欧战爆发，故被迫延迟。在1927年瑞士洛桑召开一次＇普世信仰与教制会议＇（World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讨论教会、信约、圣礼、职事及崇拜等问题，期望能挪开宗派间合一的障碍。穆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37年，信仰与教制运动於爱丁堡举行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并入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但并入後，他们仍继续工作，召开会议，并协助推动不同宗派间的对话，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对话。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主持下，信仰与教制分别在伦德（Lund，1952）和满地可（Montreal，1963）等地召开会议。1982年，他们通过出版一份名为《水礼、圣餐与圣职》（Baptism； Eucharistand Ministry，简称BEM ）的文件，制定一套为不同宗派共同信守的水礼及圣餐礼仪。不过，据知采纳这套礼仪的教会非常少，这可是一个不易成功的运动。
事实上，事工合作远较在教义及礼仪上谋求统一来得容易，因为教义与礼仪涉及教会的属灵传统，这是生死攸关的身分与角色认同等问题。要是我们无视传统的复杂因素，仅仅追求在教义和礼仪上求同存异，最可能的後果是将教义与礼仪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还原为一套纯粹的形式，并且在形式上谋求统一。宗教通常是社会中最古老的组织，其强烈的保守性是众所周知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每个宗派的传统都变成牢不可破的积淀。每个礼仪与教义亦都是互相紧扣而非孤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变谈何容易！。
譬如说，改革宗传统的讲台是置於礼堂中央的，因为他们强调崇拜最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道。他们相信崇拜的真正意义是事奉，而最重要的事奉是生活上的事奉，最美好的献祭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此，恭谨地践行上帝的话，就是最美、最合宜的崇拜。要践行上帝的话，便得首先聆听上帝的话，而主日正是宣讲上奇说话的日子，信徒在恭聆後，便在其馀日子里践行出来。将讲台放於礼堂中央，绝对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布署，而是有复杂的神学观及圣礼观在其中的。教义与礼仪的整合是极其艰巨的工作。要是我们为求速见成效，将一切形式背後复杂的神学因素予以剔除，将之看成是纯粹的礼堂布贾，然後主张讲台有三种摆放的形式：或署中或偏左或偏右，任君选择，那我们便正是把礼堂设计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了。
今日的所谓崇拜更新运动，基本上只是集中在仪式编排的讨论。参与者宣称主日崇拜应有认罪、敬拜、代求等功能及环节，然後在每个环节下援引—、两节金句，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样的讨论有圣经及神学的根据；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是崇拜神学，而只不过是综合晚会的节目编排罢了。我们将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仪单元化（视这个程序与那个程序毫无关连），一视同仁，故可以在这个星期尝试信义宗的三代经题，而下个星期则试用圣公会的唱颂方式。总之务使教会崇拜活动多元化，避免信徒感到沉闷。
普世合一运动很容易有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为了求同存异，必须将所有的传统及其背後的神学意义掏空，甚至连教义也被简约为若干口号。譬如某些基督教机构所草拟的所谓信约，多倾向回避复杂的神学论争，只列举几条简单的条文。这样的信约是非神学化的，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确定信仰的具体内容，无法厘清信（正统）与不信（异端）的分别。
4．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
在牛津举行第二次生活与事工的会议时，与会代表已同意成立一个普世教会的联合组织；及後信仰与教制运动在1937年的会议中也通过此协定。於是在1938年，他们在荷兰乌特勒次（Utrecht）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草拟宪章。同时期，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两个工作会议宣告并入临时组织中，穆德成为这个临时组织的副主席。不幸地，因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世基督教协会无法随即成立，直至大战结束後，才重新组织临时委员会。1948年，普世基督教协会终於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共有四十四个国家一百四十七间教会派出代表参加。
普世基督教协会致力推动全球教会的合一运动，强调凡宣认耶稣基督为上帝及救主的教会，便可加入成为会员。他们接纳东正教为友谊会员，也积极推动不同宗派的对话和合作。
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正式加入普世基督教协会，成为会员组织。自此，国际宣教协会、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三个在二十世纪初重要的合一运动，都汇集在普世基督教协会之内。它成了今日普世合一运动的代表组织。八十年代以後，中国基督教协会亦是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会员。
C．普世台一运动的成与败。
必须指出，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运动，一班拥有时代敏锐触觉的基督徒，包括穆德在内，努力使基督教迎向一个全球化的新纪元。他们关怀信仰在现世的有效性，实践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与此同时，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将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简化，还原至与不信几乎毫无差异的地步。这种回避传统、回避教义的态度，无可避免地将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类梦想。
无可否认，信仰可以是非常简单的，最基本的教义可以约化为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为何日後教会要把教义说得愈来愈复杂（韦斯敏斯特信条的篇幅便与使徒信经相差甚大）？原因可不是後人合著无事画蛇添足，而是他们将这个简单教义尝试在教会实践，并在社会兑现时，却面对着众说纷纭、真假混淆的情况，故不得不就其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诠释。所有的教义订定都是被迫而为的，教会往往是先有异端後有正统。若非教会受著亚流主义及亚波里拿流主义的夹击，迦克教信经便不用花这样大的篇幅来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了。教会面对著各样的异端邪说的冲击，无法不逐渐将＇基督是主＇ 这个简单的认信，建构成一套复杂的神论和基督论。
要是有人无视在历史上出现过复杂的神学争论，将一切教义历史化（偶然化），主张把信仰还原为＇基督是主＇ 时，那我们得问：这句话到底是甚麽意思？耶稣基督是上帝吗？抑或他仅是上帝显现的一个形式？＇上帝＇ 是甚麽？他是宇宙真理的一个代名词、人类历史的总和、历史的规律，抑或是有位格的创造主？这些绝不是无谓的讨论。倘若没有厘清以上的问题，即使有人声称他相信「基督是主＇ ，我们也不要胡乱跟他拥抱，因为他的信仰可能与我们的不一样，甚至可能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宗教。回避众多的神学争论，将信仰遗原为一、两个认信句子的做法，很容易便将信仰非神学化与空洞化，将基督教沦为统一教，这是合一运动最大的危机。
我们承认求同存异是寻求合一所必备的态度，过分强调双方的分殊，只会使对话或合一成为不可能。不过，合与分之间如何划线，如何在宽容中有所坚持，如何在与人结盟时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简单地作定夺的。普世基督教协会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它的容纳性过强。在信仰问题上，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只是一线之隔。多元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关系必须具备的一种态度，我们接纳社会群体成员的彼此不同，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强迫对方接纳自己的观点。可是，在信仰立场上，一元与绝对却又是必须的，朝秦暮楚不是信徒应有的态度。无所执著、无所谓的态度本身是反信仰的，这只会使信仰变得私有化或情感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无所谓客观的真假——故不能以甚麽客观理论来论证。一旦如此，就再没有任何客观的信仰基础，没有客观的信仰了。
讨论问题：
1．哪几个运动促成二十世纪基督教的普世合一运动？试简述之。
2．试述宣教运动与青年事工对普世合一运动的作用。
3．穆德是二十世纪合一运动最重要人物，请简述其贡献。
4．试述普世教会协会成立的经过，特别是其与＇生活与事工＇和＇信仰与教别＇两个运动的关系。
5．你如何评价普世合一运动？
第十课 司徒德与福音派教会的发展
I．引言：在历史中发现自己。
学习与研究教会历史，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其中寻回自我的信仰（神学）身分。在最後一课中，我会以较长的引言重申这宗旨，然後以追溯福音派传统作为我们身分的寻索，并以二十世纪的司徒德（ John R．Stott，1921）为这传统的代表人名，介绍他的生平与贡献。
必须强调，这课程讲论的不是基督教历史（History ofChristianity），而是教会历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Church）。两者的分别在於：我不是置身事外，从事纯粹的宗教学研究；我所研究的也不是人间某个与我无关痛痒的宗教盛衰存废，而是我所归属的教会。教会是与我息息相关的信仰传统和体制（它不仅是现存的一个信徒群体），我是属於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这是我的历史，与我的今天紧密相连。没有过去的它便没有现在的我；并且因著这个过去仍然在今天起作用，它便不仅仅是过去，不止是历史，而是传统（传统就是活著的历史）。我们能在教会历史里寻回自己的信仰根源和後继的发展脉胳，以及今天所站的历史位署。
A．历史中的所属传统。
二千年来的教会传统，委实是太复杂太丰富了，我不可能把这个庞大的传统全都继承过来，包揽在身上。我所要做的是进一步在这个大传统中寻觅我所属的小传统，或小传统中的小小传统。就像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更准确地是中国广东省新会县小岗东河里衙前乡人一样。当我说自己是宣道会的会友（这是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宗派，当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派），我不能把自己的身分溯源便停驻在这里，彷佛宣道会是个由天掉下来的异物，也彷拂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与我们全无关系。首先，我得进一步确认，宣道会根源自苏格兰长老宗（它尚存有许多长老宗的成分），在神学上是属於改革宗传统的。另外，我也是一位更正教徒，继承宗教改革的传统。宗教改革发生在十六世纪，在此之前，我们的根源更可追溯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方大公教会：而在十一世纪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前，我们属於主流的大公教会，与亚洲与非洲的许多小教派有别。最後，当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信奉基督为上帝、为主的人。
信仰（神学）身分的系谱的搭建，一方面使我深刻体会到如今持守的信仰的源远流长，根深枝繁；但另方面也能使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致迷失方向，单单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传统的不同主张，而看不到它们各自的延继与断裂的关系。我不会无视历史，狂妄自大，以为信仰不过是上帝与我两造间的事，是上帝直接将真理启示给我，故我是基督教的元祖；我也不会以历史来反对历史，宣称历史中既然存在著如斯多不同版本的基督教，那一切不外是历史的产物，根本没有某种具客观内容的基督教，於是，我也不必受历史形式的基督教所制约，可以自行创造咱家的＇基督教＇ 了。从历史中我确认，基督教纵然在历史中存在著许多不同的理论诠释和实践形式，但它们之间并非是那样随机和任意的：并且，除了被判甚异端的教派外，正统中的不同传统间，大都是同多於异，绝非是外观上那麽南辕北辙的。还有，因著我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谱系，纵然我对不同的传统仍表欣赏和尊重，它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却不是完全一致的；对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