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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郭琇就无法再往下谈了，但心迹不能不表明，“大人，”他说，“若非与大人有关，我何苦管闲事？”
“盛情可感！”汤斌说道：“但望与我一样坚持，就是爱我了。”
“谨遵台命！”
郭琇果然言而有信，等吴江的绅士，得到风声，与苏州方面联络，有了成议，来见郭琇，请他代为禀达巡抚时，郭琇婉言拒绝，与朝中贪官，绝不妥协。
郭琇那里碰了钉子，苏州知县刘滋才那里亦碰了钉子，大家还不死心，居乡的绅士以曾任大学士的宋德宜为首，聚会商议，决定请藩司章钦文出面，七府一州共凑四十万银子交给他转送余国柱。
兹事体大，章钦文不敢擅自作主，特地去见汤斌，用江苏绅民，只为求得汤斌无事，可以为民造福，所以送这笔钱是为自己打算，与汤斌无干之类的话，希望打动他。哪知汤斌一点水都泼不进去。
“此事有三不可，蠲赋出于天恩，如今变成江苏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实不至，一不可。我生平自矢，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等于买官来做，良心何安？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给了他了，将来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因此，不但我不能理他，你们亦不能理他，否则造成陋规，害苦了百姓，我必指名严参。”
这一来，没有一个人敢再管这件事。余国柱派来的人的失望，自然可想而知。
三年大计，汤斌认为该当举荐的，除了郭琇、刘滋才以外，还有松江知府鲁超、上海知县史彩、通州知州边声扬、高淳知县张象翀、六合知县洪炜，但或者钱粮催科，尚有未清，或者因为盗案未破，不符部文规定，结果只能举荐一个松江府儒学教授陆在新。他是苏州人，举人出身。府、道、按、布各长官，都有优异的考语；汤斌亲考，列举事实，共有四条，除了勤于训诂，每月在明伦堂集合生徒讲学课艺，寒暑不更以外，还有三项卓异的行谊。
陆在新也是讲理学的，但绝不是腐儒，除了淡泊自甘，敦品励行以外，又留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世务，农田水利，如何应兴应革，都能讲出一篇很深刻的道理来。至于约束松江府的秀才，最使得地方官感激的，就是不准秀才出入衙门、干预公事——江苏的劣绅最多，相沿成习，最喜欢干预公事；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言语冲撞，亦不能打他的屁股，利用这些优于一般老百姓的地位，包揽讼事，关说人情，包缴漕粮，生财之道多得很，地方官当然头痛，如今有陆在新管着，可以省了许多麻烦。
陆在新为人极其热心，口才又好，所以经常接受府、县的邀请，城里城外，讲解上谕，宣扬政令，对地方立推行政务的帮助极大。在义学讲书，每日有课，极其辛苦，照例是有贽可收的，而陆在新一概不受。所以汤斌在叙明事实以后，下了这样的考语：
此一官者，为学力追先贤，司教克端士习，更能阐明孝经小学之旨，使共识明伦敦本之修，有许风化，不愧儒林，所当特举，以备拔抉擢。
以江苏地方之大，好官之多，三年计典，唯一能登荐牍的，只有陆在新一个人；而又是出于汤斌的保举，所以皇帝格外重视，特旨召见，亲加考间，果然是品学俱优的人才，御赐蟒袍，放到江西文风最盛的庐陵去当卸县，颇有政绩。
汤斌在江苏没有一天不想到的一件大事，就是各地的灾情；这年——康熙二十四年，淮安、扬州、徐州府所属二十多州县，自五月到八月中，飘风露雨，接踵而至；此处古称天下的泽国，黄河、淮河、洪泽湖、高邮湖一齐涨大水，同时山洪暴发，水连天，天连水，一片汪洋，百姓几乎无路可逃。伤心惨目，汤斌还是第一次看到，站在城头上淌着眼泪，竟像傻了似地。
回到驻节的一条小渔船上，汤斌吩咐连夜回苏州。天黑灯昏，风骤雨急，秋天竟如严冬，汤斌冻得瑟瑟发抖，风湿病大作，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船家看不过，说找个避风的地方油一夜，明天一早再走，汤斌不肯，非要加紧赶回苏州不可。
一回巡抚衙门，连湿衣服都顾不得换，立即找了藩司章钦文、按察使丁永誉、苏松督粮道来商议放赈。
“如今第一大事是办米。今年湖广、江西大熟，米价甚低，我们派人买米来办平粜。”他问章钦文：“你看哪里有公款可以动用？”
“公款是有，但未经奏准，不能动用。”
“转眼严冬，等奏准了再去采办，米运到已经是明年的事，灾民早已不能活命。”汤斌又说：“反正办平粜是本钱可以收回的；到时候归垫，有何不可？这件事，我完全负责，将来上头有处分，我一个人承担。”
“为救百姓，没有让大人一个人担处分的道理。”章钦文说，“我拨五万银子出来，请大人指派采办人员。”
“你们公举！肯实心办事，清廉能干的才合格。”
即席推定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经政、苏州府海防同知刘三杰，委任为采办委员；米款亦议定在前任巡抚疏浚茆河，特开捐例，溢收的款项内，动支五万两，随后平粜归垫。
于是连夜办公文，下委札、扫点起程；汤斌派了一名戈什哈通藩司，说李、刘三人动身以前，他要找他们谈一次话。李经政、刘三杰便约齐了一起去禀见。
“你们是司道公举的，操守才干，我都相信得过。”汤斌问道：“你们是一起采办，还是一个到湖广，一个到江西？”
“卑职两个已经商量过了，两个人一起办事，一则，遇事有个商量；再则彼此监督，务必仰体大人嘉惠灾黎的仁心，每一文钱的米。都到得了灾民嘴里。”
“有此存心，我听了很高兴。不过灾情紧急，你们要多多辛苦。还有，买米怎么买法，你们想过没有？”
李经政和刘三杰相顾愕然，拿钱买米，还有个买法，怎么买？李经政想了想答道：“湖广、江西两省的公文，已经办好了。到了那里自然是先投文，请两省帮忙，召集米商议价。”
“不是，不是！”汤斌摇着手说：“这一来就慢了。饱汉不知饿汉饥，讨价还价，大费工夫；说不定还有不法恶吏，从中操纵把持。所以投文可以，不必期望那两省帮忙。”
听这一说，果然有些道理；看来买米确是有个买法，刘三杰便看一看李经政，老实说道：“我看请汤大人指示吧！”
“对！”李经政对汤斌说：“请大人示下。”
汤斌点点头，屈着手指，从容说道：“第一，你们一到先打听市价；第二，打听好了，找米商自己打交道，能便宜就便宜，不能便宜照市价买；第三，随买随运；第四，买到一半不要买了，你们等在那里听消息。”
“是！”
“还有件事，学程、朱讲究不欺的人，不肯做的；只是阳明之学，讲究推求本心，本心可质天日，做也不妨户
无端发这么一段议论，所为何来？李、刘二人只好顺着长官的语气，同声称是。
“你们到那里要说一半真话。说一半假话。真话是说淮扬灾情之重，百姓之惨；假话是说此地米贵如珠，一斗一金。”汤斌问道：“你们懂我的用意不懂！”
说破了怎么不懂？假报行情、迹近欺人无怪乎说学程朱的人不肯做！
因为其中别有妙用，李经政和刘三杰改变了计划，一个到江西，一个到湖北，一面买米，一面照汤斌的指示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这一半假话，打动了米商的心，一两银子一斗米，那就何必在本地卖米？到灾区去卖！
于是运河、长江中风帆相望，触目尽是米商；到了淮扬，才知大上其当。有些米商不服气，扳高不售；无奈“货到地头死”，你不卖有人卖，米多得是。汤斌一看这情形，通知章钦文，转告李、刘二人，江苏的米甚多，价钱亦不贵，不必再在产地买米。
接到章钦文的通知，李经政与刘三杰哈哈大笑，都觉得精明的商人，也会中了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的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由此悟出了阳明之学的体与用，如果说汤斌所设的一计是诡道，则王阳明平宸濠，为了先声夺人，让叛逆惊疑迟徊，有所瞻顾起见，假造公文，说起兵多少万，分途围剿宸濠，岂非更不可取？
“持正体第一！”李经政这样对刘三杰说，“欲行诡道时，尽不妨行。只是诡道亦须无碍于善类。”
“是啊！”刘三杰深深点头，“其实湖广、江西的米商，闻风而集，钱还是有得赚的，只不是求取暴利而已。”
“灾民头上取暴利，于心何忍？汤大人亦绝不会客商人求取暴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能用这样的手段，令人无从求取暴利，这才是为政的上乘功夫。”
汤斌就是在这样实实在在，时时刻刻不忘记百姓的施政中，获得了属员的敬仰。平粜的米款，连运费只花了两万六千两银子，很快地归还了公库。当然，光是这些米是不够的；只是先动公款买米的奏疏一上，足以看出灾情紧急，皇帝特派一名侍郎专程到江苏勘查，灾情果然严重，特准动用凤阳、徐州、淮安三府公仓的余粮，及历年的积谷，普施赈济。秋冬水退，灾民重理田园，但河患始终存在，皇帝决心，加紧整顿黄河下游。
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