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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
6、辅导太子
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