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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
六部九师都到了，明珠在内阁主持会议，王熙的态度很蛮横，“市儿妄语！”他说，“把他杀掉就完了。”
正在这时，汤斌到了，余国柱表面上很尊重这位老同年的，赶紧起身迎接，同时将王熙的话，告诉了他。
这是不怀好心，知道汤斌的性情，有意要让他跟王熙发生冲突。果然，汤斌大摇其头。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汉臣没有死罪，而且说实话，我亦愧对董汉臣。”
汤斌的所谓“愧对董汉臣”，是承认董汉臣在“谕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责有理。在他是实话，在余国柱却认为是莫大的讽刺，越发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为明珠和余国柱所豢养指使的言官，上奏参劾董汉臣，说他“越职言事，妄希富贵”。又说：“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其疏者。”这一枝暗箭，箭头自然是指向汤斌。
余国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动的，根据言官的这一道奏疏，拟议由刑部逮捕董汉臣问罪。皇帝自己下诏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则更无人敢于奏谏；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吓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内阁重新拟议。
“董汉臣应诏陈言，不应该有罪。”汤斌指着胸对余国柱说：“倘或治董汉臣的罪，如此中何？”
这是问他良心何安？余国柱既惭且恨，而实在无可如何。只有在董汉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汉臣去说：“这一案很严重。如果有一天要对簿公堂，你只要把汤斌尚书牵出来，说是他的指使，就可以无罪了！”
董汉臣是个硬汉，这样答道：“我哪里识得汤尚书？我的奏疏已写好了几年，三次请求代呈，都被拒绝。怎么好诬赖汤尚书。”他又说道：“如果上面要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认识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国柱的至亲，董汉臣是有意如此作答，来人无奈而去。过了几天，皇帝遣礼部官员讯问董汉臣，他果然这样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这表示抨击明珠，不致招祸。对明珠的权威来说，自是一大打击。
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这一次便有徐乾学参与了。
事起于江苏要增设一处海关，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廷议时，徐乾学以江苏京官的身分，拜托汤斌说道。“今日之事，江苏数百生灵，悬于老公祖之手，总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能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苏来，一言九鼎。合郡生灵，敬以相托。”
及至廷议，徐乾学闭口不言，太学生梁清标受了指使，便即说道：“汤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设之议。”
汤斌为了百姓，也就说道：“海关与民争利，这样的事，岂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还好，不得其人，四处骚扰，害民无穷。”
这段话由徐乾学传到皇帝那里，深为不悦，传旨命明珠去法问汤斌。余国柱却又附着他的耳朵说：“有人要害年兄，到内阁只这样说：得其人便无害。”
到了内阁，明珠说道：“皇帝面谕：‘汤斌是道学，如何一件事两样说法’，他进京时，我拿海关的事问过他，他说无害。今日九卿会议，如何又说害民？命我传问。”
看起来余国柱像是一番好意，但无论好还是歹，对汤斌都毫无影响，在九卿会议中他是怎么说，此刻在奉旨诘问时，依然是怎么说。
“是了。”明珠一向有礼贤下士的名声，其实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剑；他视汤斌为最大的政敌，但见面时总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争议，脸上亦总是带着笑容。所以听汤斌照实陈述，奉旨交办事项已毕，随即殷勤问讯，而且带着他到设在内阁的办事的书斋，取出他的诗稿，向汤斌请教。
“此调不弹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议论。”汤斌很谦虚地说。
“我与汤公少亲近，曾听小儿说起，汤公不仅理学；词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最佩服汤斌的人；在史馆的那些日子中，纳兰性德当御前侍卫，常常奉旨有事跟汤斌接触，虽然年龄相差甚多，学问路数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两人却极其投契。不幸纳兰性德青年早逝，现在明珠提了起来，汤斌不免伤感，欷觑不止，反倒是明珠劝他不必伤心。
经此一番相叙，谁都以为明珠跟汤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帮汤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
见了皇帝，明珠据实将汤斌的话回奏；皇帝对汤斌不满之意消失了。
这一来自然要对徐乾学不满。皇帝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他也是念兹在兹不忘记老百姓的；但因库用也是大事，为了江苏的海关，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今徐乾学却造作谣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对之实，其心可诛！认为非加以训斥不可。
“都是你们苏州的乡绅，自己要做买卖，恐怕添个海关，于己不利。你们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巧取豪夺，我都知道。”皇帝沉着脸说：“你们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是这意思？他说：‘得其人便无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条计，凡此皇帝发怒责备，都在意中；徐乾学自然不会着慌，磕着头，从容答道：“汤斌如何赖得？，廷议时九卿俱在，众耳共闻，皇帝如以为巨言不实，可问梁清标。如果这话是臣捏造，诬赖汤斌，他在苏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抚关防，难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