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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分不开。坎坎坷坷，喜喜悲悲，进进退退，正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
光明的”。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什么是持续最久的东西，想了想，是和平。
对于国家来说，仗还是打过的，边界上东西南北、大大小小地打过几仗，但对老百
姓而言，自打这个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常说兵荒马乱这个成语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对于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得之不易的最大的实惠。
不知为什么，小男孩儿都喜欢玩儿枪。在这个和平的国家里，最畅销的玩具是
枪。大概这是一种英雄主义传统，男儿上前线建功立业。在我小时候，整个国家都
穷，小孩儿的玩具多是极简单的手工制作品。我学会用旧报纸折枪，像电影上游击
队用的二十响。还会用竹子做弹枪：竹管上安一根当“弹匣”的竹管，装上一种树
上结的小果，枪筒的构造如自行车打气筒，树子儿从弹匣落进枪膛，利用枪管中密
封的气体产生的力量，将前一颗树子儿发射出去。这种竹枪，会发出响声，将子弹
打出一二丈远，还能连续射击，大家都爱玩儿。只是这种竹枪要在结这种树子儿的
时候才能玩儿，所以一支枪玩儿破了，树子儿也摘光了，只好待明年。
我第一次摸到真的武器是在1960年。这一年我随下放的母亲，从成都到了大凉
山里的西昌，这一年是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在离县城十多里的一所小
学读书，同学多是农家子弟，我在和他们打过几次架后，被他们接受了。记得当时
学校要勤工俭学，叫大家捡废铁，拾粪肥，打土坯。抬粪太臭，打坯太累，而废铁
经过大炼钢铁早就见不到了。有个同学说，他知道哪儿有废铁。在距学校不远的地
方有条小河，从县城去云南方向的公路横过小河，在上面架了座木桥。河不宽，乡
里的放牛娃常在这儿洗澡戏水，那同学就是个放牛娃。他带着我和另一个姓李的同
学来到河边。我在三十多年后还记得他姓李，是因为他父亲与唐太宗一样，也叫李
世民。那放牛娃在水里狗刨了几下，一个猛子扎进河心，不一会儿两手从水里举出
一个像藕节似的东西。“接着！”沉甸甸地，是炮弹！这同学告诉我俩，当地人都
知道国民党军队从西昌匆匆撤逃时，向河里丢了不少弹药，没有人来打捞，也没人
敢动。山里人老实，就让这些炸弹安安静静地在这里躺了十年。我一知道这是炮弹，
腿都软了，又怕又惊，蹲在河边望着这铁疙瘩。十年的和平，让河水和淤泥把它变
成一块锈铁，挂满泥水，让人想起在泥水中打滚的水牛。后来我也下河了，在淤泥
里踩到那一窝窝的炸弹，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恐龙蛋。
我也在枪林弹雨中过了三个月，不是在军队，也不是边境战争，至今也没有人
说那是一场战争，而叫它“十年动乱”。那是1968年夏，我就读的中学的右侧是军
分区，左侧大院进驻了某部队的师部机关，正面是对立面封锁学校的工事。我们这
些中学生被困在一座教学楼里，楼顶上架着同一派的工人造反派“支援”的十挺机
关枪。夹在两支军队中间，十挺机关枪守着正面那条不足一丈宽的小马路，就这样
我们在一座楼上被围了三个月。我那时在广播站，广播站取了个很长很悲壮的名字：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西昌1018战斗兵团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名字很长，
不知可否进入吉尼斯纪录。在播音时要一口气念完这个“呼号”，肺活量小了还不
成。名字短了也不行，因为广播站每次开播，对方的机关枪就响成一片。名字长点，
在对方一梭子弹打完后，“革命群众”还能听见个尾巴“……完蛋广播站开始播音！”
前面的革命定语都被枪声删去了，城里人都只说是“完蛋站”。广播站有二十个高
音喇叭，后来一个个被对方的机枪打哑了，在还有三个没有完蛋时，在两支部队共
同努力下，我们的广播和对方的枪声都停了，全城响起大联合的鞭炮声。
说到和平，让我想起这些互不相关的往事，我想今日的安定实在是百姓之福。
第二章
大桥
这是一个区和一个公社的名字，在滇川两省接壤处，金沙江北岸。如果要回忆
一下过去的岁月，我是不能省略掉这个点的，虽然它只是短短四个月的一个点。一
个点，在我的生活中，不可能有更多的东西留下，连可供回忆的事情也不会多，甚
至在人事档案中连一行字也没有。关于大桥最清晰的表达是：三十年前，我在高中
毕业前夕，在这里的生产队当过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的工作队员。当
然，这一句交代，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不会产生“情感背景”来引导他们进入
阅读。但在三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不会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诉说这一
段历史，我只想告诉你，这四个月的影响，为我此后的人牛，打上了一种说不清的
底色。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我所在的大桥区，就是艾
芜先生那《南行记》中的一段。看过《南行记》的小说和电影了吧？好了，你可以
进入阅读了。
这个底色是从火塘冒起的青烟，早上的阳光穿过烟雾，让它生动起来。烟雾有
一层七彩虹霓，使它呛人的气味柔和了许多。这是我房东家，一间干打垒的房子，
房了中间是一个火塘，从房梁吊下一根用牛皮编成的绳子，悬在火塘上，火塘里还
有一只铁支架，可以放上锅，此时锅里正煮着早饭，弥漫着一屋的洋芋味儿。我这
样细致地说这火塘，不为别的，只想说这就是我房东的全部家产。如果要全面一些，
还要加上火塘边上的竹笆，竹笆上一块羊毛毡和一床曾经是被子的东西。我是外人，
我不能和这家人一起睡在火塘边，于是我就在木板搭成的半边阁楼上住。我在这户
人家只住了半个月，再住下去，我就会变成熏肉了。我已忘了主人的姓名，但那早
晨燎醒我的炊烟，却越来越生动了……
这个底色是一盏马灯发出的光，那马灯是我最有用的朋友，在大桥四个月里，
我就是一个背包和一盏马灯。这是工作队的装束，只要见到一个背包上挂着一盏马
灯的人，老乡们就知道那是“工作同志”。（就如今天手上提个大哥大的，人们就
知道这是位响应号召的“先富”同志。）马灯的灯光让我感到温暖和亲近。在这个
没有电灯的大山深处，夜的确太长了。至今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明显的标志就
是他有“恋灯情结”。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说吃的苦不少了，也不太怕吃苦，最怕
的是在一个没灯的环境中生活。马灯最好，走到哪儿，哪儿就亮。山上只有小路和
田坎路，没有马灯不行。手电筒费电池，也娇气，一进水，就坏。我在大桥时正值
雨季，每天记不得要摔多少跤，当我每次掉进泥水里的时候，马灯都用它全部的光，
鼓励我爬起来。记忆中，好像老乡们也喜欢这种灯光，山里来了“工作同志”，生
产队就要开会。会议主题总是很严肃，不是“以粮为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开会前半个多小时是快乐的。山里缺少交际的年轻人，在会场能开心一阵子，唱
革命歌，打情骂俏，与相好聚一聚，这众多的内容让我感到这里同样渴望生活……
这个底色是秋雨滴进心里的苍凉，远离城市远离亲人，距离把一切变成可以承
受的情绪。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秋季，我的双亲都受到批判斗争，我远离他们。那种
疾风暴雨，到这儿就成了萧瑟秋雨。同样，那场运动到了这远山边地，也就成了一
个中学生领导的“学习”。秋雨中，许多叶子都落了，让心流泪。我不愿我的父母
在这场风雨中离去。每天，我都翻看从公社送来的一个星期前的报纸，然后剪下上
面的文章，装进信封里，准备当做给他们寄去的信。我很怯懦，我不知人们把父母
怎么样了，但又希望父母知道我在想他们。就这样，每天一个信封装一篇剪下的文
章，没写一个字，但他们会知道我在说：我想你们，我一切都好……
那些信一个星期去区上寄一次，邮局在河对面，要蹚水过河。我腿上长了个疮，
因为总下河蹚水，一直溃烂不愈，至今留下个疤。这个疮疤常让我想，这个地名真
怪，大桥，怎么就没个过河的桥呢？
头一次见到死神
题目写出来，像个侦探片，没办法，现在人们是在电影院这种地方才会感受到
一个半小时的恐惧。声明一下这不是侦探故事，现在一提到“健全法制”，一说到
“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我就想起这件事。这是我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那是文
化大革命刚刚开始……
我那时在四川的大凉山地区首府所在的西昌读高中，那时全西昌地区十来个县
就这么一所高中，算是最高学府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城市已经抄
家、破四旧、戴高帽、游街批斗了，我们这里还是学习、读报纸、写大字报，没有
出现武装冲突的迹象，只是校园里一条条的绳子横拉坚扯，上面挂满了白纸黑字的
大字报。别说写了些什么，就是这白花花的一片黑字白幡，就让人心里发紧。我记
得那个时期全中国人和我自己的脑袋里出现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忽然传出消息，实验室的实验员自杀身亡了。
他怎么会死呢？他是比我高两届的本校毕业生，学习不错，只是家庭出身不好，
没有考上大学，于是留校做了实验员。这样的留校生还有几个，他们因为没有正式
的中专学历，只好按校工对待，工资待遇都低，每月二三十元，只能鍸口，不能养
家，所以都是单身汉。文比大革命斗的是“大人物”，他怕什么？听说在他死的前
两天，有人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要求学校当局把他送
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就这样他喝了硫酸。
一个人能被“伟大革命运动”吓死，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理解，什么叫“文化
大革命”，“运动”，又是什么阵势，就这么个阵势，真能把人吓死！
不知为什么通知我和三个男生去收尸埋人。我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
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自动下台了，学校里一切都由红卫兵说了算，而我因为父亲
在省城大学当头头儿，已被报纸点了名，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为什么找到我去干
这事情？学生会学习部该管实验员之死？至今不明白。当然也有人说是考验，说是
信任，说是什么都不像个理由，于是没有理由地，我们进了实验室。
他躺在地上，一张白桌布盖住他。掀开白布，只见他大睁着眼，嘴半张着，不
觉得恐怖，只觉得他可怜而无助的神色，让一张二十来岁的脸上布满了痛苦。不知
是谁想打破这个沉默，他说：“他的最后一次试验，硫酸倒入喉咙，结论是死亡。”
没有人笑。我在想，这是个奇怪的事件：题目——文化大革命；实验课——硫酸与
血；结局——实验员之死。今天的先锋派小说家们会说这是一个寓言、一个荒诞场
景、一个象征。其实这倒是“革命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
现实中的我们都以沉默来表达对小实验员“对抗运动”的愤慨。校方为他准备
了一口薄木棺材，我们要把他装入棺中，然后拉到后山上埋掉。我们四个人，两人
拉着他两只胳膊，两人抬着他两只脚，让他离开了实验室。当我握住他的胳膊时，
胳膊还是软的，皮肤上有一层又冷又黏的体液。我想吐，我觉得死亡正粘在我的手
心里。这个感觉陪着我，走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觉在我一生中，一说到文化大
革命，就会回到手心里来！
我们在后山一条山沟里埋了他，把棺木丢在沟里，然后把两边坡上的土刨下来
掩住棺木，没有任何标记，连个坟堆也没有。埋了。回想起来，倒像现在警匪片里
的场面，掩盖证据。我们是为谁在掩盖罪证呢？
我们匆匆地逃回学校，带队的红卫兵向上面报告完成了任务，从此再没有人提
起这个人，提起这件事，在那场“大革命”中，这是太小太小的小人物的小事情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打照面。我总觉得他死得太不值了。在此后恶风险浪的日
子里，我知道了“挺过来”三个字，对于生命是何等光彩，哪怕是个小人物。人有
胆怯的一面，我知道在那场风暴中，有的人只是因为胆怯也加入了打击别人的队列
中，如果这个实验员不死，也许会在今后的日子成为另一种人。但我想，他因胆怯
所做的一切，与那些呼风唤雨的野心家不会一样的。那些家伙的心，放在硫酸里也
不会冒个泡。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说：生活在一个健全的法制
国家多好啊……
在曹坪的阳坡上有一孔窑洞
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
在那儿插过队，也为那儿写过诗，如1980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也写过
散文，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魂牵梦绕》；写过小说，如在《飞天》上发表
的《故人三记》；还有随笔，如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衣食住行》。
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前，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
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下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
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
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找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写了
那么一些文章，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
在曹坪，我曾和北京知青住在一起，那是三孔羊圈改成的知青点。知青点的生
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
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快三十年了，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
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
……还有一男一女，想不起名字了，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看来，这是时间
在发出信号，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但经历过的却永远成为一种记忆。我们这
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
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
我再回曹坪，知青住过的羊圈窑，砌上石头窑面，变成了小学校。这倒好，让知青
点变成了这个山村的一个话题、一个标记，或许还会是一个传说。
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儿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
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
年时间。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个老人给我的一
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但我
后来确又主动搬出了这老两口儿的家，重要的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
在那个家，我能做到每天吃糠菜，至少有一餐是以糠菜为主。在那个家我成了
全劳力，能于男人干的所有农活，我当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在这孔窑洞住的时候。在
那个家，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
男主人是饲养员，名叫栗树昌，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叫过这官名，直呼其“老实
人”。我在另一篇散文《魂牵梦绕》里面专门写过他，我说：“他活在你面前的时
候，你几乎可以忘掉他的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你感受不到他活着对你
有什么妨碍。”人们喊他老实人是因为他不与任何人作对，也接受任何现实，不说
话，不发牢骚，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逆来顺受，最让我无法接受而且恐惧，因为我怕
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的老实人。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和两位老人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说今后怎么样，从
没有想过改变一下，一切都这么熬着，过一天算一天地过着。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过
去，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曾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了外孙。但他们不爱回忆，
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希望的日子他们是怎样过下去的？
这是一种没有精神内容的生活，如果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读书，那
么，我也许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一辈子。但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我忘
不了做梦。同甘共苦易，同床异梦难。有时深夜醒来，听见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