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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奥地利南部山区开了一家中国饭店，饭店坐落在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店里的每个客人都是我的衣食父母，特别是那些经常来饭店酒吧的老客人，他们的光顾给我单调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老板娘的手除了端盘子算账特能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生活也就不再那么枯燥难熬了。
1；春卷夫人
2；直脖老头
3；怕斯先生
4；老白毛
5；音乐家
6；小胡子
7；鲍比一家
8；咖喱
9；瓦尔特
1；春卷夫人
“姑妈；春卷夫人今天不吃春卷；点了一个虾片。”阿月是我的侄女；也是店里的跑堂，她高兴时叫我姑妈，不高兴时叫我老板娘，听称呼我知道她的心情不错。
春卷夫人坐在花园的长桌前，当我把虾片送去时；她象平时一样含笑打量我说。：“这衣服真漂亮，是从中国买的吗？”在奥地利这个小村里，许多人认为来自中国那块神秘国地的东西都是美好的。
春卷夫人经常夸奖我的身段苗条，这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她本人有九十公斤，穿什麽都和套在缸上似的。她看我轻松地在饭店里跑来跑去；那羡慕的眼神是发自内心的。春卷夫人是我的近邻，每周总要来几次，每次只喝一杯矿泉水。本着客人都是衣食富父母的原则，我总是热情的招待她。
一天中午，春卷夫人（那时她还没有这个名子）点了一杯矿泉水，破例要来菜牌，她把菜牌从头到尾研究一遍后说，从来没吃过中国菜，来个春卷尝尝味道。在春卷上加了许多辣椒酱和酱油很快就吃光了；她把刀叉放在象调色板一样的盘子上连声说：“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从此以后她每次再来，除了喝一杯矿泉水，还点一个春卷，于是就称她春卷妇人。
春卷夫人总是换着样地穿，染烫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脸上有着微红的健康色。有一天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棉毛杉，喝着矿泉水和我聊天。她问我：“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我看不出她到低有多大，一些奥国女人过了四五十岁；胖得分不出模样来。我估计她不会小于六十岁；就说：“五十多岁吧。”
“不对！”她反驳我。是猜多了，还是猜少了？我没有主意问阿月。这孩子看着花红柳绿的一片；马上说：“四十五岁。”
“什么？！四十五！”春卷夫人哈哈大笑；然后轻声告诉我们；她已经六十七岁了。我相信，那一天是春卷妇人最快乐的一天。
“奥地利的男人很坏；”春卷夫人吃过春卷又要了一个咖啡；她看着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客人说；“我的丈夫也总是喝许多酒；还在外面乱找女人；我们已经分开许多年了；现在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孩子也有几个了。”
“你有孩子吗？”我忍不住好奇心。
“有一个女儿已经死了；三岁时得病死的。”
女儿早夭；丈夫离异；她的遭遇很不幸。可她看起来过得满愉快；不知她是天生乐观还是时间治好了她的伤痛。
一年一度的城市节也算是小镇上的大事；我在街上逛来逛去。路两边摆满了货架；一些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乐队在演奏；人们坐在台前的桌子旁喝酒聊天。
“老板娘！”我听到有人喊我。寻声望去；春卷夫人坐在那里。我走过去坐在她的对面；她向坐在旁边的先生介绍说：“这是咱这儿中国饭店的老板娘。”那位先生问我喝点什么；我点了个矿泉水。他有六十五岁左右；不胖不瘦；保养不错的样子。我端起矿泉水，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
“你们店里有空房间吗？”他突然问我。
“您要租房间住？”我好奇地问，店里有几间客房，平时只有游客来住。
“我要在您那儿租个房间；和这位漂亮的妇人在那里过夜。”他搂着春卷夫人的脖子笑着说。在这里爱开这种玩笑的人不少，我也笑着者说：“请来住吧；我成全二位。“
“他就是我原来的丈夫。”春卷妇人笑着对我说。
2；直脖老头
直脖老头是饭店最老的客人之一，他坐在酒巴固定的位置上，身子挺得直直的，脖子也挺得直直的，因此就有了这个浑号。
直脖老头是那种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先喝一杯大啤酒付二十三先令，再喝两杯大啤酒买两盒烟付一百先令，余下的两个先令是小费。我有时把剩下的零钱找给他，他总是抱怨我忘了规矩，这两个先令的小费，无论谁收钱都是照给的。
饭店有一块菜园，已经快夏天了，还不知种点什么好。直脖老头走过来，他指着地头野生的小葱说：“我的园子里有好多这种菜，你可以去挖。”他的菜地紧埃着饭店的停车场，当阿月拿着纸盒跟我过去时，他已经等在那里。很大的一片园子，有蔬菜有果树，还有一口洋井。
客人不多的时候，听直脖老头讲自己的故事：“你们可能没注意，我转身时脖子不能动，这是工伤。你问我作什么工作？说起来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以前在精神病医院作护理。麻烦？不，我很喜欢自己的职业，在同一个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精神病患者都是生活中的弱者，应该得到好的照顾……”
“太太？我的太太已经死了，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真是个好女人。她先是病了，后来瘫了。我自己在家护理照顾她……伤心？开始有一些，人老了总是要死的，我现在不伤心，只是不快活，你看我那房子有多大，空荡荡的总是我一个人，太寂寞，太寂寞了……”
“你问我有没有孩子，一个儿子，孙子也有两个了，儿子对老子不感兴趣，只对老子的钱感兴趣，圣诞节一张贺卡打发我，一年到头不着面。”直脖老头不愿意回到空荡荡的家，每天都在酒巴里消磨许多时间。
在饭店对面的山坡上住着一个老太婆，每次来饭店都牵着两只卷毛小狗，我们都叫她双狗老太婆。双狗老太婆曾在下奥州开过饭店，是个见过市面的女人。现在老了，满头白发，一口假牙。
我有事到维也纳几天，刚回到店里，阿月就有新闻告诉我，原来直脖老头和双狗老太婆交朋友了，他们每天在我们饭店碰面。
傍晚直脖老头来了，他坐在花园里主动向我打招呼，然后指着从远处走过来的双狗老太婆问我：“你看她有多大年纪？”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她总说自己五十七，我看她少说也有七十五，这样的女人到那里都离不开狗，晚上睡觉可能也是在两个狗中间。”一边说一边笑。双狗老太婆到店里后，坐在远处要了一杯咖啡慢慢独酌。
我回到餐厅问阿月：“他们俩真的交朋友了吗，怎么没有一点热乎劲？”
“老头喝几杯了？”
“刚点的一杯。”
“别着急，等一会才有戏看。”阿月满有经验似的说。
直脖老头喝到第三杯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忙过店里的生意，无意间向花园望去，只见两个老人坐在同一条长椅上紧紧地靠在一起。
经常看到双狗老太婆从山坡上下来，身边已经没有那两只曾是形影不离的小狗。她走过菜园，穿过停车场，我们知道她是到直脖老头那里去了。
直脖老头照旧来喝酒，先点一杯大啤酒付款，再喝两杯大啤酒买两盒香烟再付款。我再没有忘过剩下的零钱是小费，也再没有听到过他抱怨生活的寂寞。
3；怕斯先生
算帐时客人说，“pass so（怕斯 收）”意思是，“这样好了；零钱不用找了。”
他，一头蓬乱的头发，象是几个月没有理过，一脸胡茬子，象是几个星期没有刮过，瞪着眼睛看着酒台上找回的零钱，口中念念有词：“啤酒二十三，香烟二十六，四十九，找回五十一。”然后收起全部零钱抬起头，指着阿月收去的一百先令票子连声说：“怕斯，收。怕斯，收。”阿月瞪他一眼转身对我说：“小气鬼，又是一分钱小费没有。”这出戏每周都演几次，这位客人因此有个怪名－－怕斯先生。
怕斯先生来酒店的时间不固定，但离开的时间总是在酒店停止营业之后。酒台和跑堂见到他就皱眉头，他一杯酒喝半天，赶上运气好，有蹭酒喝更是没完没了。有一次，阿强下决心和他号上了：“今天你们都回去，咱就看看，没人摧他，他能在店里呆多久。”
第二天我问阿强，怕斯先生什么时候走的，他说：“今早三点，最后还是我把他赶走的。”
怕斯先生有时中午来，守着个空酒杯，悃了就在桌上打盹，或索性趴在那里呼呼大睡。有一次他呼噜声实在太大，老扳叫醒他，他抬起头愣愣地看着，又指指他前面的空酒杯说：“我已经付过账了。”“酒钱付过了，现在收宿费。”我和他开玩笑。
整个冬天，他总是穿一双又厚又重的大头鞋，拿一个又脏又破的皮包。他端着酒，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如果旁边有人，就和邻座搭话。如果没人，喝过酒后，就对桌子，椅子，酒杯……无论是什么东西讲话。有一次出于好奇，我在一旁听他对一盆花讲什么，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这就是生活……人们应该对生活满意了……不这样又能干什么呢……”声音乎高乎低，时尔点头时尔摇头。那盆花耐心地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
一天中午，怕斯先生破例要吃饭，给菜牌又不看，我替他点了一个炒面，他盘子吃得光光的，似乎很满意。第二天中午，他又来了：“昨天那样的炒面再来一份。”“今天是星期六，不供快餐，吃正菜价钱要贵一些。”我知道他小气，事先说明。“好说，好说。”他大声叫，“饿了，快上菜。”吃过炒面，算帐时麻烦来了，“我少喝了一个汤，怎么还要多付十个先令？”坐在那儿一整天看到我就说：“中国饭店收费不合理。”
一天中午，他戴一个遮阳帽，满脸通红走进饭店。一边喝酒，一边说：“太阳太毒，干活时间长受不了。”
“你干什么活，要在太阳底下晒？”
“我割草，地太多，割也割不完。”过一回，他突然又对我说：”老板娘，你们后山的草那么高，让我替你割吧，也算帮我的忙。”
我不明白，他替我割草，怎么算我帮他的忙？想了想说：“你尽管来割，割下的青草你全拿走，我不要。”
“青草我不要，按时间收费，你不会吃亏的。”
这位先生原来是想挣外快。我比他还小气，决定保留自己的荒原。
春卷妇人丢了她的大黑猫，逢人就问：“见到我的猫了吗？”整天不见自己的宠物，她一定是急疯了，竟问到怕斯先生的头上。
“你不用着急。”怕斯先生说。
“你见了？”春卷妇人赶快凑到他跟前。
“没有，可我知道，猫肯定自己会回来。”
“废话。”春卷妇人瞪了他一眼扫兴地走了。
“她不信我的话，我的猫就从来也不用找。”
“你也养猫？”我惊奇地问，只知道他养猪，因为他常来店里拿厨房下脚料当饲料。
“是呀。”
“你养几只猫？”
“那怎么说得清，有时两只，有时四只，有时多出一窝小的，总能有十来只。 ”
“这么多猫你照顾过来吗？”
“照顾？！”
“是呀，要喂它们吃的，还要清理它们的窝。”
“我的猫只吃我吃剩下丢给它们的东西，它们总换地方，窝也不用我清理。”
“怎么会这样！？”
阿月和阿菊听我们对话，笑得前仰后合：“姑妈，我们不懂几句德文都明白了，在他家的全是些野猫。”
还有一位常来的客人，我们都叫他“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有一个特点，他和无论什么人，年轻的，年老的，清醒的，喝醉的，都能亲切交谈。有时我看着他那么平静地听怕斯先生对他发表演说，都感到奇怪，又不是一盆花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耐心？
这天中午怕斯先生匆匆进来，买了盒香烟马上转身走了。年轻人无意中对我说：“这位先生是我的邻居，他有大面积土地，是我们这一带曲指可数的富翁。”我惊得张开嘴半天说不出话。只听他接着说：“他一个人住在祖传下的大房子里，没有太太，没孩子，他没有家庭。”
晚上怕斯先生又来了，我呆呆的望着这个正在自言自语的怪人，百感交集。这样一个穷酸相十足的老头，竞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六万八千平方米的土地，还有两栋大房子，按奥地利的房地产价算算！如果你有那么多不动产会怎样生活？把其中一半变成现款，好好修整祖传的老屋，在院子里种满鲜花，出入豪华饭店，带着年轻女友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客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今天他交谈的对象就是他面前的酒杯。在断断续续的句子里，我听他不断重复：“生活是艰难的，不是吗？……”
已经两点多了，他抬起头来看看空荡荡的酒巴，对那个酒杯点点头终于离开了。我看着他摇摇摆摆地走向自己的旧摩托车，对说了声“再见”，他转过头来向我微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
望着怕斯先生在月光下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可悲了。试问那些经常出入五星级旅店的亿万富翁们，就真的会比怕斯先生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吗？我想，当它们为股票的行情大伤脑筋时，也难免发出同样的感慨：生活是艰难的，不是吗？
4；老白毛
老白毛几乎每天光顾敝店，顶着一头雪白的浓发，可他并不老。“我今年四十九岁，世界大战结束后爸爸由前线回家，第二年我和许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一边说一边挤开酒台前的“大啤酒”，让我给他也算算属象。他和“大啤酒”几乎每天在酒巴碰面，除非不搭话，一搭话就生气，老白毛半个眼珠也看不上他。“大啤酒”壮得象条牛，才四十几岁就不工作，靠社会保险过日子，老白毛说他太懒。
经常来酒店的客人有两种，一些孤独的老人把酒店当成半个家，在这里喝酒，谈天，玩纸牌，一呆就是半天。那些还在工作的客人，工余时间喝上几杯轻松一下，不在酒巴长逗留。老白毛特殊，他上班工作又总在酒巴泡很长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酒喝得很多，一杯接一杯的白酒冲，喝得越迷乎，笑得越天真。他从不多嘴，总是很有理貌。有时来我们这里之前，不知他在何处已经喝了个半醉，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喝一阵白酒冲，再以更大的振幅摇出去。老白毛是货车司机，他工作很勤劳，一般要早晨五点钟起来。他总是喝得醉熏熏的，我真担心他开车出事故。“没事，”厨师阿强说，“他走路象表演醉拳，开起车来还满稳当的。”我们都认识他的车，一辆白色的三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白毛很清醒地踏进饭店。他一米八十的个头，不胖不瘦，穿一身深色的西装，打扮起来还真是一表人才。
“我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年记大了，我们是亲戚也是邻居。”他主动对我说。
“你就住在这附近吗？”从没听老白毛讲自己的私事，我坐到他旁边问。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我现在已经不住在那里了，我搬出来了，房子留给了太太和孩子。二十年的夫妻就这样分手了，这会不是一场梦？”他摊开双手，眼睛湿湿地望着我，又显然不是问我。
接着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车子出了毛病没按计划出发，回家正看到妻子和别人在一起。“没人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他的眼神是那样的绝望，“双人床上太太全身赤裸，在我应该睡的位置；躺着另一个男人……我冲出房间，头整个都炸了，想哭，想喊，想一头撞死在墙上……为什么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意，太阳怎么是绿的，树怎么是红的，天怎么是黑的？……这样一个混蛋的世界！”
他不骂他那个混蛋太太而说这个世界浑蛋！“……为了这个家，为了她和孩子，我拼命挣钱，一砖一瓦地盖房子，累得塌了腮……”
我看着老白毛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心里充满了同情。在奥地利对感情认真的男人真可谓凤翎麟角，老白毛是少数认真的人。命运为什么对好人这么不公平？我也要赌咒这个混蛋的世界。
老白毛有一个多星期没来喝酒，我们都感到奇怪。我想，他可能开长途车出差了。店里的工人说在街上遇到过他，他没有离开小镇。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老白毛匆匆走进饭店，他买了两盒烟，喝了一杯白酒冲就告别了。一边转身一边告诉我们，女朋友家有客人，等拿香烟回去。一个月后，我看到老白毛又是西装革履地走过来，这次他没来我们酒吧，而是进了前面的奥国饭店，在他旁边走着一个身材匀称的中年妇女。
老白毛再没来喝过酒，我们都有点想他。阿菊认为他讨厌“大啤酒”不来店里，阿月认为，街前新开了一家酒水便宜的小酒店，他去了那里了。我想未必，如果酒精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解除痛苦的麻醉剂，当他心灵上的创伤已经愈合了，还整天呆在酒吧干什么？
我不再希望老白毛到酒巴来了。
5；音乐家
“谁是音乐家？”我拿着一张标着“音乐家”三个字的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