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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公馆召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肖子璋、贺昌、黄平（沃罗夫斯基）、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
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后决定：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会议专门研究了江（苏）、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势。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介石）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介石）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回罗亦农（布哈罗夫）、将档案转移到汉口、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1日，李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被没收的杨森的住宅召开的秘密会议，进一步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武汉政府顾问彼得罗夫、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刚从南京来汉的中共党员李铁山、陈武汉在会上报告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为采取措施防备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危险，会议决定李立三等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贯彻中央的决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面临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义无反顾，于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临时决定把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加入特务委员会。这样，就于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再现了当时的会议情形。
附： 特 委 会 议 记 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经斯基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织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以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忧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忧移，已发生政治上的忧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原件缺——编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世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
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第二天，上海区委向会议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虽为客观环境造成，但主观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且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区不应以此而延缓其工作。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坚决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与指导。”暴动的结果，“并没有取得一点政治的领导权，市政府根本没有成立。”“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会议一致决定“四一二”以后，要起来继续斗争，要领导上海工人准备新的起义，迎接东征军，打倒蒋介石。
五、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后，立即与罗亦农等赶回汉口，又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李立三同时是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武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等来宾。开幕式由陈独秀主持，他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向大会祝词，随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各国共产党代表及我国各团体代表向大会致贺词。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会休会一天，迁往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29日，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讨论时，20多人先后发言，许多代表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在领导上海起义中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报告。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后来总结了大会讨论陈独秀报告的情况。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5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历时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在5月9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时，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又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