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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3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即革命高潮的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各国革命运动失败，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1928年以后，认为“在第三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会爆发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
“第三时期”理论成为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它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为使全党接受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不止一次地复述“第三时期的理论”。
1930年7月19日，在《红旗》第122期发表中央6月11日决议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他就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争取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进而过渡到全国的胜利。
立三路线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正是来自“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基本理论根源。
之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影响。
中共六大闭幕后，紧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大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以及当前革命性质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布哈林在7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国际意义，会议决议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道路。”决议要求中国党“使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尽管共产国际不恰当地把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当前的革命对象，过早地提出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但是对于作为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才是，否则就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忠。这些都是对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直接影响。
之四、共产国际4次来信，坚持开展“反右倾”斗争，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曾经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大反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被视为右派。会后，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共产国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曾写道：“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库西宁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找张国焘、瞿秋白去会谈，商讨指示信的内容。
斯大林在国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同时也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地反右倾。这就抹煞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1929年2月起，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都是着重反对右倾的，把“左”倾进攻路线转输到中国党内。以下是事实：
（1）“本来，李立三任常委之初，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1929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通告，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这个观点，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批评是一种“悲观情绪” 。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高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