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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解放军再三警告，谁破坏电站，谁就是战犯。军座，我们决不能做民族的千古罪人！’曾军长微微点头，并立即打电话暗示防守小丰满电站的544团团长胡彦，做个炸毁姿态，撤退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完好地移交电厂职工看管。
胡彦团长领会了曾泽生的意图。虽然军参谋长徐树民在电话上强令胡彦团长坚决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但在解放军长期宣传爱国爱民，保护电站，警告破坏电站必严惩的教育影响下，胡彦决心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把电站保护下来。他与副团长黄宗尧商议决定：在表面上造成准备爆破电站的气氛。速命部队撤退，暗地留下侦察排，待部队撤完，3月8日凌晨，用集束手榴弹把团炸药库炸毁，造成破坏电站的假象而了此任务。
由于在我军强有的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60军军长曾泽生等军师团主官决心不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在撤离吉林时，没有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使蒋介石妄图炸毁小丰满电站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只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60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在前往长春途中，胡彦私自把他放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曾泽生的保护下，胡彦躲过了血腥之灾。后来，胡彦随60军在长春起义，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随部队南下，进军云南。
曾泽生不敢对抗共产党对他的警告，便公开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一方面说明怕共产党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成为千古罪人，“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后路”。1948年 10月 17日，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也是在李立三的直接指挥下，亲自选派担任城工部前方办事处处长的刘浩冒着不惜牺牲生命的危险，进城同曾泽生、陇耀进行谈判获得成功的结果。60军光荣起义，并立即掉转枪口，迫使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长春获得和平解放。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使当时这座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安然无恙地回到人民手中，继续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江城吉林市和下游1600平方公里的松辽平原免遭洪水吞没，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破坏。
李立三领导的东北局城工部为配合我军军事行动，所进行的瓦解敌人、争取滇军、保护丰满水电站的工作，功不可没。
五、回到工运领导岗位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发动的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拥有140多万人的宏大职工队伍。为了统一解放区的工人运动，促进全国工人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投身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于1948年3月5日发出指示，决定6月10日在哈尔滨召集全解放区的工人代表大会，要求各解放区选派代表前往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成立解放区工人联合会，同时选举出席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中共中央又给东北局指示，这次代表大会要在东北局领导下，指定由李立三负责筹备和主持。从此，李立三由原来的东北局城工部长改任东北局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极为恐慌。为了控制和利用工会运动，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于1948年4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妄图与解放区的职工联合会相抗衡，遭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揭露其控制工人运动、配合“戡乱”政策的真面目。
为了尽快彻底挫败国民党分裂、控制工人运动的阴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了“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号召。
为了争取蒋管区职工代表前来参加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立三领导的筹委会增加了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由于要等候蒋管区的代表，会议延期在8月1日召开。
蒋管区的代表，除一部分必须用真实姓名外，其余都改用化名，原因是这些代表的家属都在蒋管区，代表开完会还要回蒋管区去，如果报纸上登了真名，会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的。
到7月底，全国职工代表齐集哈尔滨，不仅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而且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之职工代表。无论在所代表的有组织工人的数量上或所包括之产业和地区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国意义。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打倒国民党卖国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在7月30日举行的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提案。将此次大会改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之光荣名称：中华全国总工会。
图15：1948年8月，李立三参加并主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辞
这次大会，是自从1929年在上海秘密环境下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第一次。大会的举行，标志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标志着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已经到来；标志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宣告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7月31日召开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改变大会名称和大会议事日程、规则，选举出由34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李颉伯、张金保等。
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市的兆麟电影院，最上面的墙上排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两旁各有一面红旗，下面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旁边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门前搭有拱形彩门，上面写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给人以庄严隆重的感觉。
8月1日上午10时，全体代表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会场，首先通过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李立三致开幕词。他宣布，出席大会的518名代表，共代表了全国有组织的职工283万余人。他回顾了由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期间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历程后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创造了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因而坚持了中国的抗战，以至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则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再一部分则是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大后方工人运动的统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推动作用的。”
李立三说：“今天，上海、天津、武汉、唐山、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来出席这次大会，说明了中国工人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抗拒的。”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立三说：“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个民主阶层人民，发挥中国人民更伟大的战斗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军队及反革命政权，建立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李立三致词后，宣读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联等组织拍来的贺电，东北局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致贺词后，大会通过了给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解放军的致敬电及给世界工联、海外侨胞的致敬电。
8月2日，东北局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3日陈云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着重阐明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今后工运的总方针。4日，刘宁一作了《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
8月10日，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当上海代表欧阳祖润在大会发言照着稿子念时，李立三在台上对他说，你不要念稿子，你们在上海怎么干的，就怎么讲。
8月17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草案，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
李立三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报告。他首先说明了工会的性质。李立三强调指出：工会与共产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组织，但又有不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工会则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可以包括各个工人阶级，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可以加入。工会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李立三指出，要正确了解工人利益。工人利益有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人的目前利益是增加工资和解决生、老、病、死、苦的问题；工人的长远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长远利益是高于目前利益，要看到将来，要有百年大计。因此，工会不仅要保护工人当前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李立三指出，当前工会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官僚资本作斗争；在解放区基本问题是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了工会的群众性和自愿原则，批评了在入会条件问题上的错误偏向。工会不同于政党，工会是一所学校。职工入会应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只要自愿都可以参加。李立三特别强调工会内部的民主原则。工会应坚持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反对委派制，不要把工会变成行政的附属品。“要使工会有蓬蓬勃勃的民主生活，使每个工人都能把他所代表的意见反映到工会里来。”要“大家办工会”。
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共五章二十二条。
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恢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训令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在当前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下，迅速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并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联合一致，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大会在投票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成员时，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提议：希望这次选举能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全总正式执委名额为59人，候补执委为22人，其中留出正式执委6名、候补执委2名名额给会后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参加全总的领导。选举结果：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朱学范、易礼容等5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20名候补执行委员。陈云为主席，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为副主席，张维祯为秘书长。
根据陈云的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当时解放区受国民党封锁，石油紧缺，许多汽车后面装一台一氧化碳发生器，用木炭作动力，开动汽车。陈云说自己是木炭车，意为身体不好，像木炭车一样，开不快，经不起大振动，走不远），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
8月22日下午，六次劳大举行闭幕式。由朱学范致闭幕词。身为国统区劳动协会主席的朱学范在会上宣布：该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
刘宁一宣布当选的执委和候补执委名单后，又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恢复，同时成立东北总工会，李立三兼任主席。
最后，李立三代表大家宣誓：“一定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团结全国职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民主阶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与人民解放事业之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不久，党中央又任命李立三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并授权着手筹备全国总工会机关，标志着李立三在阔别中国工运领导机关近20年之后，又回到了工运领导岗位。
这次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会在组织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在政治上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完全恢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工人阶级在团结全国人民，迅速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自1929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相隔19年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这19年来，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会运动均发生了沧桑之变，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六次劳大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前夕，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因为，这次大会代表面之宽，被代表人数之多，会议时间之长，解决重大问题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劳动大会所无法比拟的。
这次大会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全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努力，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坚决地支持人民解放军，尽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人民，统一全中国。”
大会还根据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要求，规定了各个不同地区职工运动的具体任务和工运方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任务规定是：“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善于联系群众，聚积力量，扩大队伍，以便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应尽一切可能，谨慎地支持和参加国民党统治区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军火制造与军事运输给以可能的阻碍。”对解放区职工运动任务的规定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
这次大会恢复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它是一次继承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光荣传统，开拓中国职工运动新篇章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新的里程碑，是新中国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六次劳大召开之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解放，整个国家还没有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大会提出的工运方针，却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的特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总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建国50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了第六次全国劳大所规定的工运方针是正确的。在后来的工会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乃至1983年3月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都曾对工会的任务和方针作过不同分析和概括，都是来源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而且，从本质上说，也都没有超过六次劳动大会的决议和规定。
六次劳大结束不久，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李立三就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一起从哈尔滨移驻沈阳，下大力气抓紧对六次劳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他深入到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南满几个大工业城市调查，推动掀起了学习皇姑屯工人献出工业器材，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热潮，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起东北工人政治大学，招收一大批工人骨干，经过短期培训，再派到工厂矿山，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成为国家干部。这些举措，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支持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参与创建人民政权
六次劳大闭幕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并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败局已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李立三与陈云、高岗、李富春一起，离开沈阳经北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在将近20年后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