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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由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概括为“鞍钢宪法”之后，“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进入第三阶段。主要表现在：
（1）在工人参加小组管理方面：小组管理的内容更加丰富了，管理范围逐渐扩大了，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基本实现了人人参加管理”。在生产小组中，以生产为中心，以党的小组长为核心，吸收生产小组长、工会小组长、共青团小组长参加，组成核心组，实行集体领导，全面领导小组工作，既抓生产和管理，又抓思想，抓学习，抓生活。这样不仅使小组真正成为企业一级坚强的行政组织的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而且成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技术文化学习的重要活动场所，真正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学校。
（2）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参加劳动的形式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在部分车间中开始试行了工人与干部轮换的办法（车间干部定期地分批到生产小组参加劳动，由生产小组长与工人管理员分批到车间代替他们进行工作，原职原薪不变），作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一种形式。实行这些办法，对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业务水平都发生了重要作用。这种做法无疑也为调整相互关系，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3）在改革规章制度方面：主要是破了根据一长制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根据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的原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大减少了科室业务工作量，使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也为工人管好小组生产工作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
（4）在三结合方面：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的三结合，不只是在技术工作上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而且是企业管理工作上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紧密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现在几乎是处处三结合，事事三结合，不仅企业内部出现了各种三结合形式，如技术研究组、先进经验推广队、科学研究院、评比委员会等；而且厂外也有工厂与大专院校、科学研究部门的三结合，工厂与设计部门、使用单位的三结合等等。
实践证明：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不仅是当时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和调整企业内部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也是广大职工学习政治、学习管理知识、学习生产技术和学习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了这个好制度，就可使一支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工人阶级队伍和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更加迅速地成长和壮大起来。
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两参”是“一改”和“三结合”的基础，“一改”为“两参”创造了方便条件，“三结合”对“两参”和“一改”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搞好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工作又是搞好整个管理工作的基础。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应当同改进领导作风，同全面提高职工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并把专业管理和群众参加管理结合起来。要把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同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完整的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企业“宪法”。
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这是党中央对当时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几年来对此项工作研究结果的全面肯定。党中央指出：“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实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中央在指示中强调指出：“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清除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对李立三过去几年来的工作成果再次给以肯定：“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这些成绩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面。”
李立三看到党中央的这一正式结论，不能不使他感到无比兴奋。大量事实证明，尽管李立三本人长期受到冷落，但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7。夹缝中的“游走”
20世纪6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国际上，美国屯兵台湾，封锁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亡我之心不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当局，给我们施加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企图迫我就范。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回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同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项。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进而逼我还债，更是雪上加霜。在国内，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左”的思潮发展，狠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造成人人自危；“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大危机。
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把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重新恢复起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各个大区的派出机构。相继任命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柯庆施、陶铸、李井泉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第一书记。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祝贺各中央局成立时说：中央局的任务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六个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打不烂的独立经济体系。
在此形势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业部、交通部和财贸部撤销，把3个部的干部调往新组建的几个中央局。当时，中央决定，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林铁任第二书记，乌兰夫任第三书记，李立三、刘仁、陶鲁笳、解学恭、苏谦益任书记处书记、张邦英任候补书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当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煤炭、木材、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进行。那时，山西煤炭的生产与调配是全国的重中之重，因此，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山西解决困难，调劳力，增拨粮食、白酒，保证井下工人的物资供应。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全会。
之一、组织大同煤矿工作团
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全会的精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身为华北局分管工业的书记，李立三首先组织了一个有华北局、中央林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的庞大的林业工作团，由华北局计委副主任刘玉柱带领，前往大兴安岭林区狠抓木材生产。接着又组织了赴开滦和峰峰两个煤炭工作组。1月24日，李雪峰在华北局召开的京、津、太原三市汇报会上说：工业企业的十二条怎么搞法，要有一个组织，华北局由李立三、苏谦益、刘星、张铁夫、郭春原、刘莱夫、黄文、瞿英等组成，同时，京、津各指定一人参加。李立三在参加完全会几天后于1月25日亲自到大同，组织起有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煤炭部、山西省委和大同市委60多人参加的大同煤矿联合工作团。其任务是：把因放“卫星”而伤了元气的煤炭生产抓上去，同时为参加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同）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准备。为此，他于1月、3月、4月先后3次到大同。他不顾旅途疲劳，总是一下火车就开始工作，无论白天、晚上，一天三班，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脚迹走遍矿务局各个角落。对来自工作团成员多次劝他适当注意休息的建议，均不采纳。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严厉谴责了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恶劣作风；他不听劝阻、不顾安危，两次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去看望战斗在第一线的挖煤工；他事先不打招呼多次直接到工人食堂去排队买饭吃，以了解工人食堂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工人宿舍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他提出要把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为此，他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打电话，给矿工调拨莜面和牛、羊下水；要求矿党委作出决定限期解决工人喝开水、洗澡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团委书记王德总结宿舍工作的经验；他到职工医院看望伤病员；到老白洞煤矿视察瓦斯爆炸现场，亲笔为死难烈士写了长篇悼词，反复强调“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为解决井下工人不安心在井下工作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实行义务轮换工制度的设想。他反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多劳、多吃、多得、多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提出在目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习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班组、个人，奖励实物、奖励优待购物券。他主张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给高薪，实行技术赎买，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科学，不能单凭热情办事，要认真吸取过去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的教训，一定要加强企业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吃苦头。以上这些思想，在后来起草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中都得到了体现。
3月8日，李立三第二次到大同，深入第一线总结了“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回采五队是怎样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经验，”3月17日写信向李雪峰并华北局汇报，华北局很快将此汇报以正式文件转发给华北各省、市、自治区。
但是，3月18日上午，华北局研究室的高仲禹（参加大同工作团）向李立三汇报了煤炭部长张霖之3月16日关于不同意李立三在大同的一些做法的讲话。由于李立三受薄一波之托要去峰峰煤矿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暂不能前往大同，他就要高仲禹立即赶去大同向黄书麟（华北局经委副主任、联合工作团党委书记）、王金林（煤炭部部长助理、联合工作团团长）、赵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工作团抓整风）、池必卿（山西省委工业书记、在大同抓整风）作了传达。
4月30日下午，李立三在听取华北局经委主任刘星汇报参加全国经委主任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说道：“张霖之到焦作，观点改变了，与我们在大同的搞法一致，讲话中有自我批评，认为（当前）主要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李富春同志要我到煤炭整风会议上去讲讲大同的情况。我去讲了两个反复的原因，三年大跃进，二月下降、三月上升，四月又下降，原因主要是工作部署上的错误。”
5月8日，李立三在同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说道：“5月2日安子文的讲话与池必卿的讲话强调不同。大同（工作团）研究的结果，是照安子文的意见办。王蕴心（大同矿务局党委书记）不同意，要照池必卿的意见办。安子文强调整风主要是整局、矿两级，池必卿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我给池必卿谈了以后，他说他同（李）雪峰说过。从他的思想发展看，一直是以整工人为主的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之二、奉命去邯郸
3月20日，李立三奉薄一波之命到达邯郸，第二天由邯郸市委工业书记刘英陪同到达峰峰煤矿，为的是去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在此之前，华北局由瞿英率领的工作组早已在峰峰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该如何组织生产。以党委副书记、局长李春斌为一方，坚持搞突击，创高产日，即放“班产卫星”。而以市委工业部长杜文敏和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为一方，则以大跃进中的教训，不同意李春斌的意见，主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的甚至认为前者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先进思想，后者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李立三非常耐心地分别听取了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副书记王丕成、局长李春斌陈述的理由，先后在五矿和二矿召开了区段长和支部书记座谈会。3月23日，在矿务局党委会议上，首先肯定了峰峰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煤炭年产量由300万吨上升到800多万吨，3年增加了两倍，创造了奇迹。然后强调指出，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煤矿整风的意见，认真搞好边整边改，大整大改，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稳步前进。这实际上是支持了杜文敏和王致道的观点。
这次在峰峰煤矿，他又一次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主动到工人食堂排队买饭吃，给广大矿工以很大鼓舞，长时间后还在一些老工人中传为美谈。
李立三离开邯郸峰峰矿务局后不久，4月6日至13日邯郸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企业整风应该着重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畏难松劲情绪。随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煤炭部基建局局长范文彩、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郝田役、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邹桐等率领工作组到峰峰矿务局解决该局长期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问题。工作组认为：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思想右倾，缺乏组织力和魄力”，并决定将其调离峰峰矿务局，同时任命河北省科委主任苏峰为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此后，峰峰矿务局的生产局面并没有改变，原煤生产继续下降。
4月18日，李立三在听取刘星关于华北地区钢铁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在发言中说道：“（在）峰峰（矿的问题上）也与煤炭部的看法不同。煤炭部认为，产量上不去，是由于王致道右倾。因此，主张揭盖子，对王致道进行批判。我去以前，（薄）一波认为有怀疑，要我去看看。王致道虽有错误，特别是杜文敏，是观点错误，（注：当时认为是右倾保守）但不是当前的阻力……领导集中力量批判过去的事，这个作法有问题。回来（我）向一波同志说了。中央研究后，派赵汉（中组部副部长）去，不是揭盖子，而是加盖子，加强领导。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