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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2005年6月～2006年4月于北京守愚斋
原载《江南》2006年第4期
本刊责编关圣力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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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子酱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钱 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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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力）这会儿全乱了套，要是下面写的有什么不对头，您可要看到底，这里没空话【1】。别人说，您是位有名的作家。图书馆的人给了我本小册子，是您的文章目录（我是在我们村念完小学的）。我没空儿全看，只看了几篇。您说，我们的集体农业就是我们幸福的基础，说我们这些苦命庄稼人如今也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到处跑了。您还说，争当英雄现在成了我们乡下的常见现象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对这些，我要告诉您：您说的那种争当英雄和那种劳动的物质（实质），全泡汤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它也早就发教（酵）了。我不知道您（写的）那些您都是在哪儿看到的。您还写了不少外国的事，说外国怎么怎么不好，说您常常发觉别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您，像是在说，瞧，那边儿走着的就是俄国人！可我也是个俄国人，我叫费佳，想知道我的全名也行，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现在我来对您说说我自己。
我家从老辈子就住在库尔省的天鹅庄园村。但是，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却给人家拦要（腰）截断了：人家把我们叫做富农【2】，因为我家的屋顶是用洋铁皮包了的，家里有四匹马，三头奶牛，房后还有片挺好的园子。园子最近处有棵枝粗叶茂的大杏树，每年都结密密麻麻的杏子。那棵树我和弟弟们爬过多少次啊，我们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杏子——往后我永远吃不到那样的杏子了。那年月，每到夏天，母亲就拿那些杏子在屋外的小厨房里按农家老法子熬杏子酱，我们哥儿几个就在旁边用小木棍占（蘸）甜汤吃。后来那些强制没收我家财产的人逼问我们：快说，还有什么？藏在哪儿？快说！快！要不就把那棵最好的杏树给你砍了……他们把它砍了。
我们一家人，还有另外几家，被装上几辆运货的四轮大马车运到了别尔哥罗德，像赶进监狱似的，把我们赶进了一个充了公的教堂。从各村运来的人都塞进了那个教堂，地板上连个能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吃的呢，什么吃的也没给，谁从家里带来什么吃什么，没带的活该。快到半夜了，才有一列货车开进站。上车的时候乱极了，一锅粥。押送我们的兵来回跑，马灯一闪一闪的。这时候，我爹冲我说：“你自个儿跑吧！”我麻利地混进了大堆（群）人里。我家人都被押运去了原始森林，进了生活的死胡同。那以后我再没听到他们一点消息。
可我从此也就开始遭罪了。我往哪儿去？再回村里，不行，这个城市倒是不小，可没我呆的地方。我往哪儿躲？谁会收留你，自找倒霉？尽管我也不小了，末了儿还是在一群野孩子堆里找了块能落个脚的地方。原来这些孩子也自有他们的藏身处——破旧房屋、柴火棚、下水道口。警察不管这些灰头土脸的野孩子，一是没地方安置，再说也没法儿养活。他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不干好事，安（肮）脏。他们大多沿街讨饭，吃百家食。不过，机灵些的就会五个一群，三个一伙地跑到市场去，把人家的货摊弄翻，故意去挤那些妇女小贩，顺手捞些东西，要么偷女人的手提包，有的干脆就从人家手里硬抢钱包。一声，哥儿，溜！全跑了。或许就一哄儿拥进食堂，在饭桌之间一边跑一边往盘子里吐吐沫。那些吃饭的来不及护住自己那盘饭，有的就干脆不吃了——正好，脏兮兮的野小子们要的就是这个，他们把什么都吃光。他们还在火车站偷。冷了就在化沥青的大锅旁烤烤火。可是，我不是小孩子了，在他们中间显得块儿太大，太扎眼，再说穿的也不那么脏破。本来我也可以给他们当“老大”，坐在那里吃现成的，让他们出去找食。可是我的心太软。
没多久，格培乌【3】的行动小组就把我从这群痞子里捞出来了，他们把我揪出来，送进了监狱。起初，我没把自个儿的想法漏（泄露）给他们。抓住就抓住吧，我给他胡编一通。可是，日子一长，我给折腾得实在受不了，禁闭室太挤，也怕招上病。我琢磨着，老是一问三不知也不行，撒谎也得会撒呀。我招了：富农的儿子。可还是把我一直关到冬天。又重新作出决定，不送我去找家人了。可不，上哪儿去找我的家人？大概所有的档案材料也都搞乱了。于是命令我去哈尔科夫附近的杰尔加奇镇，到那里后，向当局出示自己的释放证，听候安排。格培乌的人连问也没问我身无分文怎么个去法儿，只让我签了个字，意思是：保证出狱后对这几个月在狱里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一个字不许说，不然，不用侦查和审判就把我再抓进来。
我走出大门，一下子沙（傻）眼了。哪儿能容我这可怜虫呆（安身）呢？我怎么个去法儿？要不就再跑，跑得远远的？谁知道，刚走到头一条胡同口就有两个妇女朝我走过来，一老一少，好像一直在那里等我似的：“是不是刚从格培乌放出来？”我说“是”。“见过这么这么个人没有？”我说“我们牢房里没有，可牢房很多哩，都满满的”。于是婆婆问我想不想吃东西。我说“挨饿都习惯了”。她们把我领到家里。是套地下室房子，一股阴湿味。婆婆对儿媳小声说了句什么，儿媳出去了。婆婆拿出三个土豆来，点火给我煮。我不让她煮，“你们大概也只剩这几个了吧”。她却说“给被抓的人吃，是头等大事”。她又把一小瓶大麻子油给我放到小桌上了。我呀，请原谅，我不自觉地就饿狼似的吃起来。老婆婆说：“虽说我家日子过得很穷，但总不是在监狱里。给你这样的人一点吃的，是上帝叫我这么做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儿，也会有人给我家儿子一点吃的呢。”这时，儿媳回来了，她伸手递给我一张一卢布的票子和两卢布的零钱——给我路上用，说“就脸（敛）来这么多”。我不要。老婆婆硬塞到了我衣袋里。
可是，进了火车站，我一看见小卖部卖吃的——马上浑身就说不出的难受。我一吃起来，就停不住了。我把那点儿钱都吃光了，反正也不够坐火车的。我趁黑挤上火车，没检票。但过了几站就让检票员发现了。要票，我把格培乌开给我的释放证递给他。检票员看了看列车长。列车长把我领进了他那个小贮藏室，问“有虱子吗”？我说“囚犯哪有没虱子的”？列车长让我钻到长凳下面去睡，让我告诉他该在哪一站叫醒我。
杰尔加奇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我没能在那儿住下。我去地方区委会报到，他们给我登了记，就立刻派我去军事委员会，根本没理睬我还不到应征入伍年龄。医生随便看了一眼我的手指头，就发给我一个硬皮小本，盖着灰紫色印章，写着“后／民”，意思是“后勤民兵”，又派我去另一所房子。那里坐着个哈蒸厂（哈尔科夫市蒸汽机车制造厂）建筑办公室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家所有的好衣服都在被剥夺的时候让人家拿走了。我浑身上下都是破的旧的，上衣磨破了，裤子是家里做的，靴子底儿张了嘴，很快我就得光脚。他说，“这都不是逃避（劳动）的茬儿（借口）。后勤部队会发给你旧军装、袜子和靴子的。”
我也在想，熬熬再说吧，也许我能证明我的年龄，这苦日子就到头儿了。哪想到，我已经被夹在绷紧了的大空间里，动弹不了，不论说什么都没人听。把你派来了，得了。哈蒸厂附近有一大片专门为后勤民兵盖的工棚，墙是用两层木板钉起来的，中间装满锯末子。有的地方没钉紧，或板上带节疤的地方有一小块掉下来，锯末子就会往外漏，出了缝儿，冷风就在工棚里自由通行了。褥垫子里装的是刨花。每人一个小枕头，里面装的是稻草。每个工棚住民兵一个排。这个地方总共赶来四千民兵，算是一个团队。洗澡房一间也没有，也没有洗衣房。根本没发给什么被服、军装。可刚一到就立即整队，出发，干活去！哈蒸厂先来的民兵对我们说：“去干吧，干到蹬腿儿算完。”我们的活儿是挖地槽，听说要在这儿盖三个车间。不知为什么车间要下座很深，深到地里去，听说盖好之后，只能露出个屋顶。挖出的土用抬筐往外抬。两人一前一后抬一个筐，一组紧跟一组，像条活传送带。我们一组组紧跟着顺斜坡走下去，回来时两旁挖土的人每人往你筐里扔一锹土，不等你走到头，筐里的土就重得抬不动了。所以，都得铆足劲儿干。这个活儿昼夜不停，怕夜间停工土会冻硬。有时候还要延长时间。这里是按军队组织的，起床、熄灯、排队上工都像军队一样吹号。食堂能供六百人同时吃饭。首先供应一千名自由雇佣的工人，然后才轮到我们四千名民兵。所以，早饭一大早儿就开，可不一定能一早吃上，而中饭往往拖到天黑。有时我们这批赶到了，上一批的人还没吃完。我们只好在食堂门口着脚（冷啊）站着等，有时还在风雪天里挨冻。等来的也不过是一盘温吞吞的稀粥。吃完还得顶着寒风回工棚，而那儿的虱子早就动起来了，我们都开始挤虱子。就这样，我们生活里没剩下一点点让人来劲的东西。有些挺不住的，只有慢慢垮下去。
除了劳动，还有政治指导员整天嗡嗡叫着往你耳朵里灌，不让安生。要么晚上，要么休息日，他们就到工棚来往你脑子里打思想瓦斯，叫你提高觉悟，叫你明白该怎样在生产劳动中实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指导员的头子就是这整个劳动营地的政委，叫马马耶夫，他胸前别着个小小红旗徽章，说明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黑色袖章上有三条横杠。
我们民兵里，也有不少“耐普曼”【4】的孩子。他们是带着些个大提箱来的，穿得暖暖和和，还时常收到家里寄来的邮包。也有普通刑事犯，是被判刑并剥夺公民权的。有当地人，他们休息日可以回家。但我们这些富农孩子人数最多，而且个个都破衣烂衫，只有身上穿的。可是，头头们对这些根本看不见。我的上衣和衬衣都磨破了，胳膊肘儿上磨出了窟窿，裤子也有一条腿的膝盖撕开了，两只靴子前面早就张了嘴，露着包脚布。就这么苦。有时能在工地上拾到个口袋什么的，我就把它撕成条条裹在腿上，脚上，外面再用旧铁丝缠住。
过着这种累死人、折磨死人的生活，我身上又长起疖子来了。可是，劳动营的医生只给涂了些碘酒：上工去吧！我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会怎么样，全不在乎了，整个身子都木了，没啥知觉，像是别人的。胡子长了，随它去。
一天傍晚，忽然响起了号声：全体集合号。我们全在各自工棚前的雪地里排好了队。这时，政委腰旁挎着手枪来到队伍前，旁边跟着几个政治指导员，还有个文书手里拿着一张纸。政委开始讲话，他大声吼叫，表明他很生气。他说眼前的形势怎么怎么，所以从今以后对任何偷懒耍滑的人决不宽恕，直到判刑、枪毙。然后，他从连队前面走过去，边走边指出某些人，指到谁，文书就马上记下某排某人。他也指了我：“还有这个。”文书记了下来。随后队伍解散。晚间，排长到工棚来对我说：“政委指定你明天休息日也去劳动，是对怠工者的惩戒。不知道谁报告的。我对参谋部提出来了，说你不是。可没人理我。政委的话谁也不敢改变。你呀，明天就去干吧，后天我们悄悄给你补一天假。”
这可是二月天呀。昨晚还刮过一场暴风雪，后来变成了小雨，今天早晨就冷得要命。第二天早晨，我用破布把腿绑好，上工去了。我们总共十一个人。要去木料库场干活。那儿有一垛挺长的细木檩子，叫我们把这垛木头挪到大约四十米开外的地方去。说是：“早完工，早回工棚；完不成，天黑了也得接着干。”我没吭声，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可别的人，那些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城里来的“耐普曼”孩子们却提出来：“既是休息日，就不干活儿。”带班的排长（不是我们排的）只好回去报告参谋部。参谋部离得相当远，只有一条从大片雪地里踩出来的小道儿可走，他从那条小道走回去了。灾难也将会从那条道上袭来。可我呢，肚里缺食，身上少衣，刀割似的小风吹得我透心凉。我对他们说：“哥儿们，随你们便，我可得干活儿，要不我很快就冻死了。”有个挺机灵的小伙子跑过来说：“你是内奸，你想破坏大家的团结。”我说：“来，咱俩换换衣服穿，我也就不干。”别的人说：“没啥，让他干一会儿吧。排长回来，也看得见我们是干了活的。”这样，我拿起根一头尖的棍子，把垛顶的一层冻住的檩子分开，就形成了一个“溜槽”，我把檩子一根一根从槽里往那边“溜”。经过前天的雨雪，檩子外面都结了一层冰，溜起来很顺当。我就这么干着，身上也暖和多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吼和粗野的骂娘声，是政委从后面的大片没路的雪地里悄悄绕道过来了——回去报告的那个排长也跟着他走来，还有个参谋部的人。是“哥儿们”估计错了，他们以为排长还会从原路回来呢。
政委拔出手枪摇晃着，变着法儿数落那些小伙子们。臭骂一通之后，他下令：“全给我抓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小杂种！关禁闭！交军法审判！”小伙子们被带走了。然后，他问我：“你怎么搞成这副惨相？”我答：“政委公民【5】，我是被剥夺的富农儿子。”他那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指着我的膝盖：“怎么，连贴身的衬衣也没有？”“有，政委公民。不过，就一套。这儿没有洗衣房，衬衣很脏，老穿着，全身痒痒。褂子脏得像胶皮的。所以我把衬衣裤白天埋在工棚下面的雪里消毒，晚上取出来穿上。”“有被子吗？”“没有，政委公民。”——“我放你三天假，休息。”
就这样，给我发了被子，两套贴身衬衣，一条旧棉裤和一双不能弯的木底的新靴子——穿着这种靴子在打滑的地方很不好走。
可是，我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还生着疖子。没过几天，我在干活儿的时候昏倒了。醒过来是在城里的苏维埃医院里。现在我就是在这儿给您写这封信。医生领我去见过办公室主任，说：“这个人衰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改善他的生活条件，我肯定他活不了两周。”可是主任说：“您也知道，咱们这里没有收容这种病人的地方。”
眼下还没叫我出院。就这样，我才写信给您，说说自己的情况。我还能写给谁？我没亲人，没一个靠头儿，自个儿又没能耐搞什么营生。我被困在这绝竟（境）动不得，叫这生活卡住脖子，活得太窝难（囊）了。或许您能给我寄个食品邮包来，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吧？您就发发善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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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学教授华西里·吉普里阿诺维奇【6】得到邀请，要到一位著名大作家府上去提供有关电影剧本创作之形式与方法的咨询，显然是大作家正在构思这一体裁的某个作品，因而想借鉴一点现成的经验。接到这样的邀请是会让人洋洋自得的，刚好今天风和日丽，于是教授怀着愉快的心情，坐上莫斯科郊区电车，前往大作家的别墅。他胸有成竹，相信自己只要提出电影艺术方面的某些新成果，就必能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