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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教授心里并不尊重这位大作家。教授认为，大作家是有才华，下笔有分量，有血有肉，就是人品差，唯我主义！他出版过好几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十多个剧本，剧本很单薄，还有些无聊的滑稽剧，写什么被抛弃的老女人的回春术之类。除此之外，他竟有时间发表那么多报刊文章，尽管都是满纸谎言。他还常常做公开演讲，他即席演讲时的胆子之大让人吃惊。大作家能够按照宣传的需要，迅速地以其如簧的巧舌编造出一篇篇流畅的、具有个人独特腔调的讲话来。可以这样设想他写文章的情况：中央委员会给他打来电话了——半小时之后他就能够回电话口述他热情洋溢的文章。草拟致美国工人的公开信驳斥某些人捏造的谎言（他们胡说什么我们苏联在伐木作业中使用强迫劳力），发出狮子吼，要求“立即释放我们的黑人同志们”！（也就是那八名因杀人而被判死刑的美国黑人）或是痴人说梦似的宣布：我们一定能够在列宁格勒野外让杏子树茁壮成长，在卡累利阿地区的沼泽地里种出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小麦来……无论什么文章，他都应付自如。他常常被放到欧洲去，回来便写些关于柏林和巴黎的无聊文章，而里面还都有叫人没法不信的细节。他访问工业化的伦敦之后，竟能信誓旦旦地把那次访问说成“俄耳甫斯【7】下地狱”。（教授还巴不得能有机会去这样的“地狱”出差个把星期呢）他公然发表题为《我号召仇恨！》的文章。他还常常公开答复报社记者问，显然言不由衷地自谦说：他之所以能拥有文学题材的巨大财富，完全是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那是他的“活命之水”。有时他也这么说：我们这些作家的知识水平，即使在眼下，已经不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了。有时他又从另一角度说：我国文学迄今未能达到世界文学顶峰，只是因为它受到了破坏分子活动的妨碍，而美国那些小说家只不过是旧文化的扒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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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醒地判断一下，今天有哪个不是坏蛋？整个思想体系和整个艺术就是靠这维系着的。教授自己的讲稿里也有些类似的程式化词句呀，有什么办法呢？而且尤其是，尤其是你的经历中哪怕有那么一个小小污点的话。而大作家的经历中甚至有个众所周知的、足以引起喧声四起的大黑斑：国内战争时期他错打了算盘，跑到国外去了，还在那里发表过反苏宣传的私货。但是，他及时地刹了车，随后就奋力为自己挣到返回苏联的资格。教授自己呢，教授的问题几乎已被时间磨掉了，可还算个污点：他是顿河出身【8】的。填履历表时他对此曾略加文饰。其实，他从未与任何白卫军有过任何联系，思想上他还是个自由主义者呢（他父亲在沙皇时代虽然当过法官，也是自由主义者）。可是，履历上的“顿河”两个字就让人害怕。所以，从政治上看，我们也能理解大作家。只是他做得太不艺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怎么能那样挥舞大棒子？还用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仿佛他真是怒火中烧，不能不发。
大作家的别墅用高高的木板围墙围着，围墙漆成深绿色，在周围大片绿色中毫不显眼，从外面望去根本看不见大院深处的房子。教授按了一下围墙上的门铃。不一会儿，门卫来开了门。眼前的老头儿长得结结实实，画中人一般，穿一身堂皇的老式制服，嘴上蓄着两撇漂亮的灰白胡子，这样的门卫如今哪儿去找？原来门卫已经事先得到通知，他立即领着教授走上沙土小路，绕过几个花坛（花坛里是红、白、黄各色玫瑰），向里走去。隔着一小块空地，再往前是一片青铜色树干的松林，树冠都修得很高。再往里走便是一片黑云杉，树下摆着几条花园用的长凳。
空气里弥漫着树脂的清香。极其静谧。是啊，这地方可以住住！（听说，大作家在皇村还有一套意趣高雅的老式别墅）
大作家亲自从二层楼走下，到接待室来了。看上去他非常和蔼，一开口讲话，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看出他待客很殷勤，正是我们俄罗斯人那种无拘无束的、豪放的殷勤，没有一点造作。他不算胖，身体健壮，体型宽大，圆脸旁衬着一双大耳朵。他上衣衣襟的襻儿上别着一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徽章。
这个五十出头的、显然已经豪华地庆祝过五十大寿的人，是已饱尝了成功的喜悦和荣誉的，现在他的举止透着阔佬似的随和。他把教授领到楼上，来到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一面墙上有宽大的白瓷砖壁炉，这种壁炉的散热量肯定很大，冬天这里很舒适，眺望窗外雪压的松林十分惬意。一张宽大的栎木办公桌，桌上并没有堆很多文件书籍。有一套盛钢笔和墨水的文具，造型是克里姆林宫，显然是个纪念性赠品。旁边一块可以拉出的木板上放着打字机，盖子开着，装着一张纸。（大作家解释说：他写文章直接用打字机，不打草稿。奇怪，他个头儿那么大，说起话来却是男高音）
两人落座在小圆桌旁的圈手椅里。透过大玻璃门看得见外面的露天凉台。大作家抽的是烟斗，高级烟叶，很香。他的浅色头发还没怎么变白，梳得整整齐齐，只有额上前囟处略微显出银白色，不过前囟往后一大片，直到头顶尖，都秃了。眼眉低得有点压眼睛，两腮下部直到下巴有些臃肿，已开始下垂了。
谈得很融洽，也颇有内容。大作家并未记录什么，他领悟很快，提问也都问在点子上，思路清晰。
教授向他介绍了写电影剧本的几种不同方法：可以用惜字如金的提纲式写法，给导演留下充分的发挥余地；也可以感情充沛地写，这主要是为了把导演和摄影师的情绪煽动起来；还可以写得很详细，甚至具体到每个场景、镜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剧本作者自己事先把一切全都想象好了——银幕上的每个画面，甚至具体的拍摄方法，全景或是近景，如何剪辑、组接，镜头如何转换等等。看得出，大作家对于这一切都能很好地领悟。他特别喜欢电影剧本应该时刻与人的动作紧密联系起来的想法。
“对！”他兴奋地接着话茬儿说，“这几乎就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一般地说，每一句话里，甚至个别词语里都应该包含动作。人始终是在动作着的，即使身体不在动，心理上也总在动作着。推而广之，任何一个社会阶层要求于我们的，首先是——动作。”
快到下午五点了。大作家请教授一起下楼去用茶。两人一起下到一楼，经过接待室，再往里去就看见一全套古老的木器家具——雕花靠背的长沙发、圈手椅，大穿衣镜的镜框上也雕着各种图案，墙上挂着谢罗夫【9】的《拿桃子的小姑娘》的复制品，莫奈【10】的风景画，画面上是个粉红色的帆。这里也有和楼上一样的白瓷砖壁炉，这里烧得更旺，一点也不吝惜木柴。
餐厅旁边的角落里，有大作家新近购置的一套漂亮的电气冷冻设备。主人朴实坦诚地立即向客人炫耀：这是新产品，从巴黎运来的。
这时候，大作家的邻居叶菲姆·马丁诺维奇忽然来拜访了，他或许早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来坐坐聊聊吧？小个子来客坐在身强体壮、膀大腰圆的大作家身旁简直像个地精【11】。可是，看他那气派却丝毫不亚于这座别墅的主人。
此人也就四十开外，比教授年轻，可是，看他有多大成就！在苏联文学界他的大名十分响亮。不错，这是不久前的事，不是今天。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很有战斗精神的评论家，他的文章曾给某些作家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他也曾对另一些作家唱过胜利赞歌，他因此而出名。他在所有场合都要求有战斗性的阶级分析的结论，而且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到处如此行事。他在红色教授学院讲课，他领导国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也就是说，作家们的书能否出版，决定权完全在他手中），他还是“艺术出版社”社长，同时他还在两家创作方面的杂志社担任总编——总之，拉动“文学”这辆马车的所有缰绳都握在他一人之手，得罪此人是很危险的。当年他还在“拉普”【12】担任职务，就是在他领导下摧毁了沃龙斯基学派和佩列韦尔泽夫学派。不久前“拉普”被解散了，他又机灵地迅速抓住了“团结文学战线上的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这面大旗。这一切的一切他都做得十分成功。这不，他现今也在附近弄到一座漂亮别墅，大概不亚于大作家这座。
教授当然早已听说此人的大名了，只是今天才初次见面。此人生着一张并非读书人的面孔，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头发带些红褐色。若是在一般社交场合遇到这么个人，尽管他穿着上等西装，谁也不会猜到他是为缪斯服务的仆人——文艺工作者，倒很可能把他看做经营工业品批发商场的正走运的老板，或者，往好处想，是个大公司的会计。但是，与此人打交道，应该像使用磨得锋利的剃刀一样。从前各走各的路，没关系，今后就很难说了。教授所幸的是，今天是在大作家别墅遇见这位评论家的，而且主人对自己还很有好感。
大作家的夫人不在家。可是一层楼的阳台上，有阳光的暖和地方，已经摆好了茶桌茶具——是一个渐近老境的女仆准备的，看长相她是个平民百姓。三个人在舒适的藤椅里坐了下来。桌上摆好了切成小片的松软面包，供抹奶油和吃奶酪；几个小盘里盛着两种散点心，还有两种果酱，樱桃的和杏子的。
没有一点风。弯弯曲曲长得很高很高的青铜色树干顶端是帽子似的树冠，树冠的小枝上的一根根松针甚至都一动不动。周围的一切皆是如此——阒然无声。
飘着松脂香的、宜人的静谧和安宁充满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孤零所在。
由刻花杯托托着的玻璃茶杯中，是浓褐色的新茶。三个人在慢慢地品尝。闲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文学方面的话题上。
“可不是吗，”大作家长出一口气，似乎是意识到自己也并不完美，“多么需要我们写作啊！多么需要我们更强有力地写作啊！我们受到全体人民的尊敬，我们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崇高关怀……”
这话的最后一部分似乎不该是茶桌上的谈资呀？不对，如今时兴这个，即使是私人集会，也要这么说。而这位大作家，众所周知，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斯大林本人赏识的。至于他同高尔基的密切关系，就更不必说了。
“……创建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这才是我们当代作家的任务。现在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我国的文学做出榜样，做出艺术结构方面的榜样。”
大作家的手虽说已经不那么有力，甚至有些浮肿，但还不像患风湿病那样，手掌、手指还都很灵活。说到这里时他的两手表示出：他还有为此一搏的气魄。（他哪能挨饿呢？他几乎一口就吃下个三明治，而且能一个接一个地吃。有人说：关于大馅饼，关于小鲟鱼肉，他都即席发表过长篇演讲……）
噢，要谈这个话题，评论家就无论如何不能不参加进来了！
“的确如此，人们期待着我们有历史丰碑式的现实主义。这应该是一种崭新的类型和体裁。是描写无阶级社会的史诗，写正面人物的文学。”
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教授心里没了主意。不管他这种提法多么粗陋，可没准儿这才是现实？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荒唐，但千真万确的是：永远无法再回到原先那条文学道路上去。确实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大时代，而且它十之八九已经不可逆转。
在这个阳台上，坐在这张小圆桌旁，沐浴着宁静温馨的阳光，看着阳光在果子酱上顽皮地变幻出各种颜色——这就足以表明：这里的一切都已永远地确定下来，固若金汤了。而那落后的一般人的生活将朝着这个方向急起直追，要依照这个模式打造研磨。这里，这里是生活中的任何严酷现象、五年计划中的任何喧嚣都无权来干扰的。顺便提一下，五年计划确实已在四年三个月里就完成了。
是啊，产生创作冲动，想在艺术中创作出史诗的形式，有什么不好呢？
“比如，就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吧，”大作家做了个潇洒的手势，又发话了，“在今天，它已经空洞无物，靠这些是没有出路的：火车头的轮子解决不了热烈的爱情与舆论谴责之间的矛盾。”
而社会舆论的捍卫者呢，他这会儿似乎失去了从前写文章时那种自信和坚定性。其实，他原先也没有大作家那种富于说服力的、挥洒自如的派头。他此时只好捍卫些毫无疑问的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这才是新文学的顶峰，新时代的标志。
看得出，大作家根本没把这位评论家当作朋友。只不过是，邻居嘛，总不能当面叫人难堪吧。
大作家没有去争论《钢铁》的是与非，却把话题一转，说：并不是任何新鲜现象都能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就以“拉普”为例吧，当年它是何等新鲜、新颖的事物啊，可它并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进军号，那堵教条主义的大墙把它与群众隔开了。
嘿！这下子触到了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大作家好像正是瞄准这个地方的！评论家像个靠近火的蘑菇——一下子蜷缩起来了。哼，这事要发生在哪怕是一年之前，他也准会大发雷霆的。可是，今日此刻他只能爬着缩回去，一边用他哼哼唧唧的声音说：
“不过，‘拉普’也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做过许多宝贵的贡献。它给了无产阶级文化一个不屈不挠的核心。”
“根本没有！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猛地把话甩了过去，差一点没有为眼前发生的这种换位变化而哈哈大笑起来。“噢，怪不得嘛，当年就曾有人怀疑，说‘拉普’的领导层里混进了破坏分子。”
是啊，是啊。原来是这样……
“他们，那些破坏分子，曾企图找到一条诡秘的途径来败坏我们的文学。例如，他们污蔑我，说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甚至说我毫无才华可言。而评论……”
他顿了一下，朝评论家双目圆睁，似乎，是指明打击方向吗？噢，不，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立即转变了方向，甚至以鼓励的语气说：
“……而评论家嘛，应该成为作家的朋友才对。重要的是，每当你一拿起评论之笔，你就该想到自己有（作家）这样一位好朋友。他不该是艺术的‘国民公会’眼中的罗伯斯比尔【13】，也不能用编制黑名单【14】时的眼光，仅仅为了作出一个阶级定义，便深入到作家大脑的不可思议的脑回中去拼命探寻，不管作家是用鹅羽笔在写，还是用扫帚在写，都无所谓。”
既然提到罗伯斯比尔，这已经不再是旁敲侧击了。是啊，这大时代真是变了，变得极其令人不快。这位大作家原先本来是个可疑的同路人【15】啊，不知怎么搞的，他如今倒像是进入了一条更为正确的轨道。现在他似乎还表现出某种莫名其妙的独立精神。
评论家那没有睫毛的眼皮眨了几下，更提不起精神来了。可是，难道他不是朋友吗？再说，他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想要打听一下大作家近来的工作，问问有什么创作计划的呀。不过，大作家是生性宽厚爽朗的，他早已不计前嫌了。他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眼下正在修改关于国内战争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并且说：
“那里面关于党的组织作用还写得不够。还应该塑造并增加英勇和纪律严明的布尔什维克人物。可叫这颗心怎么办呢？是啊，我也是爱俄罗斯的。正因为如此，当年我才没有立即弄明白，没能够立即接受‘十月革命’，这是我的一个惨痛的错误。所以才有在国外的那几年苦闷的岁月。”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显得很轻松，那微微颤动的男高音里透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纯朴敦厚的真诚。由此也更加突出地让人感受到他如今稳坐在苏联文学中心位置上的力量。（本来嘛，高尔基不是也有过惨痛的错误吗，不是也移居国外了吗）
“谁还敢说我国的作家不自由？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像科里佐夫【16】诗中的割草人那样，放开手自由地挥洒。”
这话可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是啊，他倒也蛮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