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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愿花功夫录好德劳瑞15日讲的话。在逮捕德劳瑞之前，他们不愿花功夫听听录音带。他们也不愿花功夫在适当的时间把录音和录像带作为证据封锁起来。我们谈到的所有带子，都在沃特斯先生那里，可直到德劳瑞被捕后，他们才听了听。他们不愿花力气阅读、分析那份信托协议，所以，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有关100％股权的条款。
女士们、先生们，他们甚至不愿花功夫来倾听本案的真相。但是，他们却有时间来改动文件日期，以使自己看起来像好人，这样，他们就可以走进法庭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的确，他们已经因对你们说谎而向你们致歉了，可他们想要你们相信，他们现在是在讲真话。他们为《时代周刊》致了祝酒辞，可他们还想要你们相信，他们并未受名誉的驱使。在18日，他们的确为是在纽约还是在洛杉机采取行动而发生了争吵，可他们还想要你们相信，那与本案的调查无关。
在对本案的调查中，政府特工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想使约翰·德劳瑞看起来有罪。正如特工司各特所说，这个案子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他们都被卷了进去。而现在，他们竟要你们来驾驶这辆压路机，径直碾过德劳瑞。
我相信，你们不会那样做。我也不相信，会有足够的证据允许你们那样做。根据证据，你们一定能够发现，约翰·德劳瑞没有犯下任何一条罪状。对此，我充满信心。
在我讲完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我的最后一点想法。在过去几周里，像这个城市的许多人一样，我对奥林匹克（1984年在洛杉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感到有点腻烦。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点沉迷于我们这儿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了。
有个朋友鼓励我去观看奥林匹克比赛，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为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事而自豪。我们没有权力感到腻烦。有了这种自豪，我们就会尽我们所能，使我们的国家不辜负其声誉，即把鼓励人民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种义务，而不是让人民成为受害者。毫无疑问，政府特工已经努力，而且也将继续努力来合理解释本案发生的事。他们会告诉你们这并不重要，这不会对案子产生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应该得到的，远不止是政府特工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托词和道歉。我们都有权得到更好的东西。我们有权得到比谎言、比改变证词、比不实的证词、比矛盾的证词、比私下保留文件、比掩盖事实、比改变文件日期、比不断违反政策等等更好的东西。
约翰·德劳瑞，不仅有权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应该得到得更多。他尤其有资格得到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无罪判决。而这，惟有你们才能给予他，惟有你们才能将本案的错误纠正过来，惟有你们才能纠正这个体制的错误。我们这些辩护律师满怀信心，相信你们会判决：约翰·德劳瑞无罪。
非常感谢！
第十四章 鲍勃·德诺特：密西西比州诉贝克维热谋杀案
1。 迟来的公正
1963年6月12日午夜，一颗〃被偏见瞄准，被仇恨驱动，被一个胆小鬼射出〃的子弹；突然射入一个黑人的背部，杀死了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民权运动领导人。梅迪加·埃维斯倒在自己的车房里，血流汩汩。他的3个小孩听到了枪声，在一旁悲哀地呼唤道：〃爸爸，爸爸，起来呀！〃
埃维斯临死前，是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和他的同伴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埃克斯一样具有影响力。作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地方负责人，埃维斯决心要让密西西比州实现种族平等。他的工作包括领导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就民权弊端向联邦政府请愿。埃维斯致力于建立一个黑人和白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他希望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也许，埃维斯的工作中最为独特的一面就是，他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取得公众的承认。他工作的动力是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美国，在那里，黑人和白人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梅迪加·埃维斯明白争取平等的斗争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他告诉家人和朋友，这场斗争可能会夺去他的生命，或许甚至还要夺去其他人的生命。然而，他依然不分昼夜地工作，为他认为所有民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平等而斗争。尽管生活在死亡的边缘，埃维斯仍然坚持他的目标，把对死亡的担忧化为他最大的驱动力。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种族隔离分子试图稳住阵脚，寸步不让，对抗种族融合这一新趋势的时代。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就是这样一个种族隔离分子，他认为黑人是〃荒野里的野兽〃，对他们只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迪·拉·贝克维热认为，为了保存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必须铲除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领导人。
迪·拉·贝克维热是个孤儿，在美国内战以前的南方种族主义最猖獗的州之一密西西比州长大。这种环境使他变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直言不讳的、固执己见的偏执狂，他确信他的信念就是美国白人的真实意图。
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后，迪·拉·贝克维热对〃他的〃州正在发生的变化大为愤怒。然而，令迪·拉·贝克维热感到激愤的事情，却正是推动和鼓励着埃维斯的事情。埃维斯肩负着变革的使命，而迪·拉·贝克维热则肩负着让历史倒退的使命。
1963年6月12日，迪·拉·贝克维热下定了决心，他要结束一个民权运动领导人的异端邪说。那天晚上，埃维斯出席了一次会议，会上他观看了约翰·肯尼迪总统有关民权运动的电视讲话。6月12日的午夜刚过，迪·拉·贝克维热就躲藏了起来，等待埃维斯回家。埃维斯在车道上停下车，跨出车门，当他的孩子们跑着出来迎接他时，一颗子弹从后面呼啸而至。埃维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他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迪·拉·贝克维热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有多名证人证明看见迪·拉·贝克维热的车停在埃维斯家的附近，同时，从一支被扔在附近的枪上发现了他的指纹。
一颗子弹、一种动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起谋杀，简单明了。但是这出戏难演的部分还没开始。在1964年的美国南方地区，想要因为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人而给白人定罪，注定了是困难重重。
在1964年的美国南方地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到底是不是谋杀，而是一个白人杀了个〃黑鬼〃到底算不算犯罪。谋杀发生后6个月，即2月6日，这个问题摆在了一个全由男性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由于社会期待的是无罪判决，所以陪审团最终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局面不仅出乎意外，而且促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经过11天的审判，法庭传唤了56个证人作证，审阅了50件证据以及20万字的记录之后，有6个陪审员坚持认为迪·拉·贝克维热不是凶手，另6个陪审员则认为迪·拉·贝克维热有罪。这导致了陪审团的裁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不一致的裁决，乃是密西西比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一次。这6个人使得这个案件能够继续审理下去，没有他们，则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审判，也不会有最终的有罪判决。
尽管第一次审判没有以判定被告有罪而结束，但这个不分胜负的平局局面，仍然被认为是一场显著的胜利。因为即使在由被告的真正的同类男性白人构成的陪审团中，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行为也引起了疑惑。而正是这场胜利给了检察官们第二次机会，可以去证明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因谋杀梅迪加·埃维斯而有罪。
第二次审判始于1964年4月7日。这次审判与第一次有明显的区别。据《柯里尔杂志》分析，两个主要的区别是：第一，围绕第一次审判的大量媒体报道和公众注意在第二次审判中大大减少；第二，有关方面有条不紊地加快了挑选陪审员这一枯燥的工作，使其不再拖拖沓沓地进行。
第二次审判也给被告方提供了改变辩护策略的机会，其中包括调整了陪审团的结构。陪审员的筛选工作一开始，他们就先借故排除了来自警察局的5个人、一名律师、一位工程师和一名消防队员。
尽管被告方将其称之为策略变化，其实这些都只是很微妙的区别。第二个陪审团仍坐在同样的座位、同样的房间里，听同样的律师对同样的事实再次进行辩论。
又一次地，12个男性白人被选作陪审员，他们也再一次倾听了迪·拉·贝克维热这个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没有杀梅迪加·埃维斯，虽然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杀了埃维斯。在陪审员的头脑中，问题再一次地成为：不是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而是他们还在思考这起谋杀算不算犯罪。
尽管原告作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有如此众多的证据，陪审团又一次未能作出一致裁决。随着第二次未决审判的结束，迪·拉·贝克维热又回到家中。虽然陪审团中8人赞成无罪判决、4人反对的结果，使密西西比州还可以再次起诉。但是，用杰克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话来说，他们不能〃看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随着大量时间的流逝，此案又浮出了一些新的证据。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且最重要的是，杰克逊地方副检察官鲍勃·德诺特和他的调查官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前3K党成员德尔玛·戴维斯取得了联系。戴维斯愿意出庭作证，证明迪·拉·贝克维热曾吹嘘过自己逃脱了谋杀罪。
对梅迪加的妻子梅尔莉·埃维斯来说，这是寻求拖延已久的公正判决的最后机会。她的督促以及新发现的证据，又一次鼓起了原告方重审贝克维热的信心，而这次审判，离第一次审判已有30多年了。
很快，有很多人对重新审理迪·拉·贝克维热一案提出了批评。毕竟，起诉旧案会遇到不少潜在的危险已不是秘密。〃人死了，记忆模糊了，文件消失了。〃保罗·罗热斯坦；一位刑法和证据专家如是说。的确，当第三次审判开始后，几个主要证人已经去世，那颗致命的子弹和来福枪早已丢失。但是，当德诺特从他的前岳父家收藏的大量枪支中找到了这件谋杀武器后，他觉得这场审判〃注定要进行〃。
德诺特与各种难题作斗争，最终使对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走上了正轨。从密西西比州各个地区请来了陪审员后，原告方希望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结束这个案子。
经过10天的审判，当原告正要结束陈述时，突然传来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德诺特的注意：出现了一个新证人。就在终局辩论前一天，马克·瑞利在有线电视网上看到拜伦·德·拉·贝克维热的一张照片后，与杰克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取得联系。瑞利，这个过去的监狱警卫，辨认出了迪·拉·贝克维热。他记得当迪·拉·贝克维热因为另一桩罪行被关在安哥拉监狱时，他们曾交谈过。很明显，迪·拉·贝克维热管不住自己的嘴，曾情不自禁地吹嘘自己如何谋杀了梅迪加·埃维斯。这个证据与戴维斯以及其他证人的证词相一致，按照德诺特的话说，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经过10天的审判和5个小时的商议，陪审团于1994年2月4日作出宣判，判决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因刺杀梅迪加·埃维斯而犯有谋杀罪。
2．律师小传
1966年，当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因为谋杀梅迪加·埃维斯而第一次受审时，与美国的刑事审判制度相比而言，鲍勃·德诺特更感兴趣的是参加少年棒球联赛。他根本意识不到，30多年后他会成为一个成功判决刺杀梅迪加·埃维斯的凶手迪·拉·贝克维热有罪的优秀检察官。
德诺特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法律时，并没有计划过要从事刑事诉讼这一职业。拿到法学学位毕业后，德诺特从事的是私人律师事务。直到10年之后，他才加入了杰克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这样的经历不同于一般检察官的成长道路。一般来说，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会先进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获取一些庭审经验，然后再被诱进高收入的私人律师职业圈。德诺特则不同，在私人律师职业圈中获得成功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职业，成为一名副地方检察官，这是为了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履行职业责任，做正确的事，帮助实施在法律面前种族平等的原则。
在审判迪·拉·贝克维热之前，德诺特就已成为了杰克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高级检察官。由于他高超的专业技能和庭审知识，所以只有他才配承担起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注目的审判之一对嫌疑刺客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
从一开始，德诺特就觉得自己与埃维斯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因为这又是一桩谋杀案，又是一次审判。在对这个案件进行重新调查时，德诺特37岁，埃维斯被刺杀时正是同样的年龄；德诺特有3个孩子，而这正好又与那位被刺杀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一样。这种神秘的联系和意气相投的感觉，超越了年龄界限和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德洛特非常仰慕埃维斯的一生，埃维斯的一生是为人类基本的尊严而无畏斗争的一生，是与过去对黑人的午夜袭击和私刑拷打作斗争的一生。
德诺特希望以其真实的面貌来处理这个案件，而这个真实的面貌就是谋杀怀有恶意地蓄意杀人。正如德诺特所说：〃这不是黑人对白人或白人对黑人。这个案件是关于一个人被刺杀，而且是被暗中埋伏的枪手从背后击倒了，这个人不能面对为他起诉的检察官、他的法官和杀害他的刽子手。〃
3． 法庭演说赏析
在对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起诉中，检察官鲍勃·德诺特遇到了许多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此之前，贝克维热由于暗杀梅迪加·埃维斯已经两度受审，但陪审团两次都意见不一，不能作出裁决。要重审以前陪审团未能作出裁决的案件，面临如下几个难题：记忆衰退了；证人消失了；而且即使证人还能作证，他们也几乎不能像过去那样准确地作证了，这使得他们很难通过盘问。再何况，过去不仅有过一次，而是有过两次未决审判，这使得对这个案子的审判更加困难重重。
在1994年对贝克维热的起诉中，德诺特还面临着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暗杀已过去31年了，要把陪审员带回到上一代人那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对原告来说是个难题。对陪审员而言，暗杀就像发生在古代的事，你怎样才能让这12个陪审员觉得这场审判非常重要，不能够再拖延了呢？德诺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相信那些能证明他在1963年6月12日的所作所为的证据，那么他就有罪，你们就有责任判他有罪。因为，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这儿谈的这种犯罪行为，这种谋杀，这种伏击式的暗杀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德诺特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富有影响力的、扣人心弦的开场白的重要性，所以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垂死的人在自己的鲜血中爬向他的家人，而他的孩子则在一旁悲哀地呼唤：〃爸爸，爸爸，起来呀！〃这样动人的情景，这肯定能抓住陪审员的心。
德诺特力图使他对这一情景的描述以及他对此的憎恶能够引起陪审员的共鸣，使他们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中谁愿意说不同意副地方检察官所说的话呢？这一桩谋杀〃跨越了种族的界限。不论是黑人、白人还是拉丁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对此都应该深恶痛绝。暗杀是人类可以想像的最卑鄙、最野蛮、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一种谋杀，而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种谋杀。〃
德诺特把陪审员们逼入了困境，因为他正确地估计了人们所具有的都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心理特点。所以，当他说这次审判〃不是黑人对白人，或白人对黑人〃，德诺特就正好把陪审员夹在了中间。当他说：〃这是应该被任何正直的人所谴责的事情〃时，他实际上就是在对陪审员说，他相信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正派人。而当他说这个案子〃是社会，是文明的社会与邪恶的斗争，是社会与不义的斗争，是社会与触目惊心的罪恶的斗争。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案件就是密西西比州诉被告迪·拉·贝克维热〃时，他就迫使陪审员们要么与密西西比州的好人站在一起，要么就和这个逃避公正审判已久的坏蛋站在一起。
从贝克维热的一些充满种族主义情绪的文章中，德诺特引述了一些言词卑劣的段落，这些文字在60年代初可能无可辩驳，但是在今天的法庭上却留下了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样，德诺特就使得这些陪审员不可能再站在被告一边。
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