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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克里克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克里克，51年圣诞节”。以后证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还确是有点灵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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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我没有一直呆在剑桥。米奇森邀请我到金泰尔（Kintyre）海岬的卡罗德尔（Carrodale）他父母家中去度假。米奇森的母亲诺米（Naomi）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的兄弟 就是英国最有才华的、性格怪僻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C。 Haldane）。米奇森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工党议员。非常幸运，在节日期间，他们那间宽敞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在欧斯敦（Euston）车站见到米奇森和她妹妹瓦尔（Va1）时，把我们在DNA工作中遇到的拦路虎和对来年能否拿到奖学金的担心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开往哥拉斯哥的火车上，我们通宵都没有找到空着的座位。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听瓦尔议论美国人那种呆板的、举止粗鲁的生活习惯。而年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美国人涌向牛津大学。
我在哥拉斯哥见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是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普雷斯提克（Prestwick）的。两个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一个丹麦人正在追求她。我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大难临头了。因为那个丹麦人是位成功的演员。我马上要求米奇森能否让伊丽莎白跟我们一道去卡罗德尔，他表示同意。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姐姐如能在卡罗德尔那样古怪的村舍里住上两个星期，她就不会愿意在丹麦安家落户了。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坎贝尔敦（CampbeIltown）的公共汽车。迪克开小汽车在去卡罗德尔岔道上等候着我们。接到我们以后，他开车越过二十英里的山路，把我们带到一个苏格兰小渔村。这里就是他们老俩口住了20年的地方。庭院里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餐厅和那间有几座壁橱的贮枪室。我们沿着小路走进餐厅时，宴会正在进行，餐厅里面充斥着激烈的高谈阔论。在座的有米奇森的弟弟，动物学家莫道奇（Murdoch）。他总喜欢引导大家谈细胞是如何分裂的。但是，谈论较多的还是政治问题和某些美国狂人挑起的冷战局面。这些狂人们最好还是回到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要不挨冻，最好是缩在被窝里不起床。这样办不到的话，除非下着倾盆大雨，就可到外边散散步。下午，迪克总要找人同他一起去打野鸽子。我也曾去试过一次，鸽子都飞走了，我才放枪。我就蹲在客厅地板上紧挨着火炉取暖。另外，到图书室打打乒乓球也能暖暖身子。图书室的墙上挂着刘易斯（Wyndham Lewis）画的诺米和她的孩子们严肃的画象。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渐渐领悟到这个思想左倾的家庭竟会由于客人们出席晚宴的衣着打扮而烦恼。在我看来，这是接近暮年的人的反常行为。我的头发式样已逐渐失去美国人的模样，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仪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引人注目。可是，我到剑桥的第一天，佩鲁兹把我介绍给奥迪尔时，她对我的外表甚为惊讶。后来，她对克里克说，一个美国秃顶佬到实验室来工作了。在我换成剑桥装束以前，要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最好是留长发。虽然，我姐姐看到我那模样会感到不舒服，但我明白，要想改变她那种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看法中的一些肤浅的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卡罗德尔倒是一个使我改头换面的理想地方。没有多久，我脸上就长满了胡须。虽说我并不喜欢我那红的胡子，但用冷水刮掉它也确有点不好受。瓦尔和莫道奇对我的胡须挖苦了一个星期，不用说，我姐姐对我也不满意。于是，我干脆把脸刮得光光的，才去出席晚宴。诺米对我的容貌称赞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我这样做对了。
晚上，时常有些不得不参加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当我照本宣科地读我的淡而无味的作品时，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开米氏家族妇女们殷勤的凝视目光。好在宾客众多，轮到我的机会很少。我在巧克力糖木箱旁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心想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节目没有通过了。最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玩一种叫做“杀羊羔”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残忍的“屠夫”要算米奇森的妹妹洛伊斯（Lois）了。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她还是个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的坚决倡导者。
几乎从我呆在卡罗德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对诺米和迪克的左倾思想结下了难解之缘。但是，终日美酒佳肴足足补得上那里习惯于把大门朝东敞开着而迎来的凛冽寒风的袭击。新年过后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这是莫道奇给我约定的日期。他已经为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安排了一个讲演。但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前两天却下了一场大雪。一些光秃秃的荒山被大雪覆盖得宛似南极山脉。我们沿着通往坎贝尔敦的积雪封闭的公路，走了一个下午。这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我们一边观赏雪景，米奇森一边谈着他的免疫体移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想着等我离开时这条路也许不能通车了。真是天不作美，我们一行只好在塔伯特（Tarbert）搭上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伦敦了。
回到剑桥后，我满以为会有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的美国来信。结果连一封官方信件都没有。自从11月份卢里亚写信叫我不要担心此事以来，至今音讯皆无，这似乎有点凶多吉少。显然，他们尚未做出决定，我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使我有点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兹对我说过，如果我经济上真的发生了困难，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款子以解燃眉之急。直到一月下旬，华盛顿寄来了一封信，我心中的悬念才就此了结。我的奖学金取消了。信中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工作才能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违反该项条款，因此，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给我另外一笔奖学金。可是，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按惯例发十二个月，而在五月中旬就停止了。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没有听从奖学金授予团要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劝告对我的处罚。这样，我少拿了一千美元。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前，显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千美元可不能轻易放掉。
事隔不到一周，从华盛顿又来了一封信，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这次他不是以奖学金授予团头头的名义，他现在的头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信中说他安排了一次会议，要我作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六月中旬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剑桥，唯一的问题是找个借口。起初我想以没有料到的经济拮据为理由，继而又想，我不能让他以为，他曾对我的事业产生过影响。于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信发了出去，告诉他剑桥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在六月份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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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决定暂时转向对花叶病毒（TMV）的研究。TMV內含右一种叫做核酸的重要成分，因此，拿它作幌子我可以对DNA继续研究下去。当然这种核酸不是DNA，而是另一种核酸即核糖核酸（RNA）。由于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RNA的研究只他一家别无分店，DNA和RNA之间的差别就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方面，倘若我们能搞清RNA的结构，也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当时认为TMV的分子量为四千万，乍看起来，它要比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兹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那时尚未获得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
另外，贝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曾用X射线观察过TMV。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标新立异。既然鄙人不象贝纳尔那样非凡的头脑，也就不敢奢想那样掌握晶体学理论。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不懂。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看来有点奇怪。这大概是由于贝纳尔已专心致志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之故吧！范库肯返回美国后，决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资料。这家杂志是对病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战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感兴趣了。虽然贝纳尔有时还对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略加研究，但他更关心的是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们的许多说法尽管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TMV由大量相同的亚基构成。这些亚基是如何排列的，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再说要他们在1939年就弄明白蛋白质和RNA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样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现在，蛋百质有大量亚基这一点是很容易为人们接受的。RNA却恰恰相反。当RNA被分解成很多亚基时，会产生大量多核苷酸链。但这些链太小，以致于不能携带遗传信息。克里克和我都认为，这种信息肯定贮存于病毒整个RNA之中。TMV结构的最佳设想乃是一个位于中心的RNA，以及包围它的大量较小的蛋白质亚基。
事实上，对TMV蛋白质的组分早已有人进行过生化研究。1944年德国人施拉姆（Gerhard schramm）首次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报道在弱碱中TMV颗粒分解成游离的RNA和大量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极其相似。除了德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施拉姆的报道是正确的。这种偏见是战争造成的。他们觉得，德国法西斯竟会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最后几年，允许按照施拉姆的想法进行这样广泛的实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难想象这项工作直接受到纳粹的支持，而且该实验得到了错误分析的结果。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不愿化费时间去反驳施拉姆。可是，后来我阅读贝纳尔的文章时，突然对施拉姆的实验感兴趣起来。要是他把数据解释错了，为什么他偏偏凑巧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可以想象，再有几张X射线照片就能搞清TMV蛋白质亚基的排列方式。要是这些亚基以螺旋状堆积，则更能说明问题。我兴奋得把贝纳尔和范库肯的文章从哲学图书馆偷偷带到了实验室，好让克里克看看这些TMV的X射线照片。当他看到图中有代表螺旋的空白时，他立即动手，迅速画了TMV的几个可能的螺旋状结构。从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怀疑有关螺旋的理论了。我无须掌握数学，克里克有空会来教我的。可在他外出时，我则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只要略懂数学就可以明白这张TMV的X射线照片显示的正是一个每23埃绕螺旋轴一圈的螺旋。其规律是如此简单，克里克竟想用《赏鸟者之傅立叶变换公式》为题撰写一篇有关的文章。
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真正大干起来，在后来数天里，他又认为TMV螺旋的证据不够有力。在我找到蛋白亚基呈螺旋状排列的原因之前，自然我也心灰意懒了。晚饭后在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法拉第学会关于“金属结构”的讨论文章。该文阐述了理论家弗兰克（F。C。Frank）关于晶体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见解。可是，我几次精确的计算都得到了矛盾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晶体能按所论述的速率形成。弗兰克后来发现，如果晶体不象我们设想的那样有规则，而是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这些错位使得微小间隙不断出现，新的分子则被安置在这些微小间隙之中。
几天以后，我在乘公共汽车去牛津的路上，头脑里酿成一种想法：每个TMV颗粒应视为一个微小晶体，如同其它晶体一样，由于具有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产生微小间隙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形排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道理很简单，这个看法肯定是对的。周未在牛津看到的各种螺旋楼梯更使我坚信其他的生物结构也应具有螺旋形对称。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仔细观察了肌肉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想从其中寻找螺旋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度却始终是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我知道要说服他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赫克斯利帮了我的忙，他教我使用X射线照像机拍摄TMV照片。显示螺旋的方法就是将TMV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几个不同的角度。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前螺旋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为此，我到马肯姆处看看是否他手头有多余的TMV。那时马肯姆在莫尔蒂诺（Molteno）研究所工作。这地方与剑桥不同，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那位“奎克教授””兼所长基林（Davidkeilin）的，因为他患着气喘病。我总是乐于找个借口，在这华氏70度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在这里马肯姆随时都有可能嘲弄我，说我如果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狼狈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很爽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做起TMV实验来，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不出所料，我拍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比当时发表的照片模糊得多。即使这张不太象样的照片也化了我一个多月时间。想拍摄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的照片，则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拉夫顿（GeoffreyRoughton）在亚当斯路（Adams Road）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就成了二月间唯一使我感到痛快的事。说来奇怪，尽管有很多趣闻，如拉夫顿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还带着一只耳环写诗，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同去了。当我们挤进半痴半醉的跳舞人群时，我们觉得这次晚会相当成功，因为约有一半在剑桥的外国女学生都在那儿。
一星期后，又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一则因为她参加了筹备，再则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不过这次做法上较明智些罢了。参加的人不多，舞场一半空着。我在那里痛饮了一阵，但对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并不怎么欣赏。我脑子里想的是鲍林将在五月份来伦敦参加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上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会要求参观金氏学院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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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鲍林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时突然被吊销了护照，而不得不取消对伦敦的访问。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样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散布关于昔日银行家们的政治丑闻。这些人主张制止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四处泛滥。弄得不好，鲍林可能在伦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其和平共处的论调。即使不让麦卡锡参议员再有机会指责政府用发给护照的办法袒护激进分子，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也已经发发可危了。他们当然不愿再自找麻烦，于是，不同意他出国旅行。
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在伦敦了。这消息太使人难以相信了，倒不如我们猜想鲍林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生了病更好些。只有俄国人才会阻止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政治色彩的会议。因为第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可能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而鲍林却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因为他和他全家对加州理工学院是完全满意的。
如果他真的想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某些人将会感到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者名单中有鲍林的名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总希望设法使加州南部地区摆脱这种有害诱惑力的影响。鲍林对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不可言状的愤怒是很清楚的，这些人的外交常识主要是受《洛杉矾时报》的影响。
在牛津刚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增殖性质”会议的我们几个人，对那次会议的混乱状况并不感到惊奇。原定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卢里亚。可是在按计划飞抵伦敦前两周，他得知他将得不到护照。国务院同往常一样，是不会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作出解释的。
卢里亚的缺席给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可并不需要我临阵磨枪拼凑一篇讲话。因为在会议前几天，赫尔希（AI Hershey）从冷泉港（coldSpring Harbor）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概述了他们近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