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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翁文灏是能吏，是指他擅长处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他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精细来做行政工作的，可是行政毕竟与政治不是全同，一个精细入微者可以是一个好的行政人才，却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且不说翁文灏在政治生涯中的选择问题，仅从翁文灏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体察上，他就明显缺乏睿见。对蒋介石，翁文灏一直执著于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入幕”之后蒋对他也优渥有加（他六十岁生日那天，本人未声张，照常上班，而晚上蒋氏夫妇突然亲临翁府祝寿），他大概以为蒋是真正信任他的，似乎从未回头细想一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参与过多少党国机要？那个前现代政府里的各种最重要、最核心的决定，从来都是三五要人筹划于密室最后由最高当权者拍板定案的，即使翁文灏做到最高行政首脑的位置，又怎样呢？他要做的只是将别人已决定好的东西用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包装一下而已。究其实质，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的翁文灏和负责他办公室洒扫之责的人并无区别，都不过是这个政府需要的从事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所以，那个同属“学者从政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失望之余说了句透彻的话：“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8〕
以翁文灏的性格，他即使对自己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角色有所体察，可能也不会在意的。许纪霖对此分析得甚好，“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9〕。所以，像何廉犹能早早觉醒，而翁文灏尽管多次想从政治中抽身，却欲罢不能，反倒越陷越深，在众人皆知国民党政府势将倾覆之际，居然还会成全了别人的“拉郎配”，坐到了行政院长的火炉上。
四
翁文灏是事务之才，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似乎都无异辞。但一到决策——仅仅是在经济事务的决策上，他的思路和选择便让人们的感受复杂起来了。1935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又改隶经济部，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这时的翁文灏已成为战时“总绾后方经济”的重要角色。而翁文灏的经济理论是什么呢？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吴兆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翁文灏笃信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他多次告诫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许自己搞民营企业，也不得参加民营企业股份。……翁文灏和钱昌照的国营企业理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10〕……翁文灏等人这种过度依赖政府之力发展经济的思路后来受到了胡适的批评，1954年，接触了哈耶克思想的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借“一位朋友”的话说：“（翁文灏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11〕胡适曾经推许翁文灏为“一国之瑰宝”，而此处的批评却似犁庭扫穴，颇为严厉，几近于思想清算。许多年后，当代学者谢泳又写了篇《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申胡适之说。面对这段公案，第一个问题是：翁氏后来的选择是否决定于他的经济思想？窃以为二者之间只有或然性关系的，因为有不少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走翁氏后来的路这样的反例。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弱民困外有强敌入侵的中国而言，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否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抗敌保国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亲眼目睹苏、德集权式经济模式巨大成就之后，翁文灏的选择就有了不得不然的合理性。如果资源委员会不按翁文灏的路子走会不会成效更大呢？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对前人也是不公平的，而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翁文灏等人的苦心经营下，资源委员会至少维持了经济的命脉，中国的工业没有因战争轰然倒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哪怕是尽举国之力代价甚大。更何况立足中国的国情，翁文灏坚决反对公职人员参与私人资本运营也充满了道德的光辉。
五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位居国民政府院长之高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2月28日，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乘飞机离开法国，途经香港、澳门、广州，于3月7日抵达北京。
“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大。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吴兆洪谈话中提及翁文灏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12〕陈毅“书生”一词经吴兆洪之口辗转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
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抛在一边〔13〕。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还有知遇和救命之恩？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在他回国之初的一段日子里，怎样做好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最重要也是最让他头痛的工作。毛泽东的著作学习领会了不少，文章几易其稿，自觉升华了再升华，又到处征求友好意见，却总觉“自己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他没想到一篇文章竟如此难作，大出意外，“实感悲苦”〔14〕。大概也只有翁文灏似的呆子才会为这种文章悲苦了，中国历史上本来多的是做这样一类文章的高手，作文要诀其实也简单得很，“今是昨非”四字足矣尽矣，有何难哉？悔罪书完稿后，翁文灏写了两首七律，首句曰：“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但结末还是充满了犹疑，吟道：“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15〕在悔罪书上达等待官方结论的幽居岁月里，他曾用“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的诗句概其遭境，“余孽”二字下得极重。
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在连续发表了两篇抗议美帝侵略台湾的文章后，翁文灏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观视察成为政协委员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忙日子当闲时过，这期间翁文灏瞻顾平生，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这当是揣摩其晚年心境的最佳材料。“文革”中他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潜江“五七”干校不明不白地落水而死。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除报道了民革中央为翁文灏举行的告别仪式外，主要转载了他的遗嘱，遗嘱中追述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再次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待遇，对“新中国日益强盛”表示“万分兴奋”，特别“念念不忘神圣领土台湾”还未统一〔16〕。
注释：
〔1〕《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2〕潘云编：《翁文灏选集》，黄波清选，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3〕翁文灏：《回顾往事》，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1页。
〔4〕〔5〕〔14〕〔16〕李学通：《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202、289、317页。
〔6〕《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7〕宋红岗：《孙越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8〕《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9〕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10〕〔12〕〔13〕《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38、141页。
〔11〕《胡适之年谱长编》，转引自谢泳著《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5〕《翁文灏诗集》，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苏格拉底的雅典
？ 石定乐
2004年第12期《书屋》有张家俊先生的《苏格拉底的“鸡”》一文，介绍了胡适先生如何对苏翁这段轶事的考证和更正，并对胡适先生的感慨发表了不同意见。
张先生认为苏格拉底所以献鸡，是因为他坚信灵肉分离，希望神能保佑他在另一个世界无痛苦地复活，见到他所敬仰的已故智者们。
我更愿意把有关这只鸡的临终遗嘱看作是苏格拉底坚守自己信念的证明，也是他人格中的理性之光。
对西方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Know
thyself）”，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1〕。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基督教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正是雅典的民主制由于先天的理性缺失而变成新的暴政专治，民主的理想最终成为非理性政治和暴民政治。苏格拉底认识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局限——人民的决定不一定都合乎理性，他们很可能盲目行事，也往往会意气用事。由于人们的决策往往建立在个体的感觉、体验和情绪之上，人数多不一定能产生理性、正义和民主。因此，基于理性的反省和批判，苏格拉底反对“无限民主”和“直接民主”，主张“精英民主”〔2〕。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多数人的统治不被限制，民主的理想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的根据。多数的无限权威意味着多数的权力泛用，因为，一旦多数拥有了无限的权威，那么任何持有与多数不相同的见解的个人或数量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意见，便很难得到尊重和保护；多数可以不让少数陈述意见，可以随意地否定少数的意见，甚至可以任意处置少数，而少数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伸冤。更坏的是，多数的无限权威将为不断反复的、怨怨相报的暴行种下祸根——今天可以任意处置少数人的多数人，明天则有可能成为被另外的多数所随意处置的少数人，这将使社会最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很显然，苏格拉底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为近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身后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就说明了无限的民主和直接的民主实际上正是对人权最有杀伤力的践踏，多少政客和暴君借民主之名煽动民众消灭自己的对手，实行恐怖政策，最后民主的空壳下是独裁和暴政。
他是智者，在前人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中，他进行大胆扬弃。他是哲人，不媚俗，不屈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并为之勇敢奋斗，直至殉难。不少真正有见地又有悲悯关怀的哲学家都认同并附议这么一种说法：从古到今，有两个人的死影响深远，一为苏格拉底，一为耶稣基督。正是这二人的殉道式的受难，才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导致今日人们能尊重理性，宽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才有今日的多元繁荣。而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更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广为流传。他因被指控创立新神、不信旧神以及借讲课之名行诱惑教唆青年之实而被判处死刑。当时的雅典有这么一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如逃出国外就可不被追究；如不想流亡，还可用钱买命——即用钱赎罪。他的弟子们有的劝他出走他国，有的愿代他赎罪，却都被他拒绝了。他明确表示他不会潜逃或赎罪，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无论用什么手段苟且偷生都等于向邪恶屈服，是对德行的背叛。他选择赴死也是最后一次用行动来证明诠释善和德的意义〔3〕。
什么能使一个人慷慨就义？
惟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信念才有这种力量。
信念是什么？信念是对一种理念的信赖，相信这种理念是超越时间一切而必将永恒，并将该理念作为自己行动指南。有了这种信念，便有明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信念，便生敬畏之心，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欠缺。就会自省，就相信灵魂的不朽，就会努力驾驭自己的凡身肉胎，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努力。有了信念，就不会在意世俗的评判，就会执着于自己忠实的信条和原则，虽九死而不悔。有了信念，就能活出生命的圣洁和崇高。苏格拉底的信念是德行，因此他一身都为德行呼吁，一心想帮助青年接受德行的归化，从而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顾人们的讥讽和侮辱，慨然每天到人多的地方和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