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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静静的沃伦……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山岗，将困乏的双手胡乱伸进啤酒草丛。
写到这里仍然是平静的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的风景画描绘，但是您看下边：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你不吓一跳吗？而作者运用这样的比喻像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样的平稳。下面写骑兵过河：
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真切的动感，实感，鲜活感。
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
野劲与反叛劲儿随笔尖外冒。深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到这儿，你仍然根本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后边写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噩梦——或是最浪漫的美梦，梦见了布琼尼的骑兵师长枪毙旅长，能够做这样的梦的男人有福了，有罪了，有祸了！孕妇用手指摩娑“我”的脸，多么善良的女人。
女人请“我”挪一下，免得踢着她爹。而她爹是被波兰人杀死的，是死尸。“我”已经与死尸紧靠着睡了一段时间，应该做那样的梦。然后她讲述波兰人的残酷与她的爹的善良。
又一段写景：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着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这样的描写你不觉得骇异吗？
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还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写吗？
王天兵：巴别尔1926年初版《骑兵军》的最后一篇是《拉比之子》，讲一个抛弃家庭参加革命的犹太王子，最后兵败，侥幸被从逃兵中认出，被拉上溃逃的列车，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那以拉比的空话填充的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即便这些革命了的贵族存活下来，也会和巴别尔一样被清洗。
王蒙：知识分子选择革命或者不革命，但常常更愿意选择革命，由于理想主义，由于人文精神，在俄罗斯还由于他们的强大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化的激情。但革命也选择知识分子，要的是敢斗争，敢横下一条心，敢冲敢杀，永不动摇而又遵守纪律，说一不二的那种。不要那种哼哼唧唧，脑子与眼珠乱转，动不动玩什么个性呀独立思考呀的那种。
革命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在骑兵军，主体是哥萨克，在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所长，所以知识分子整天想革命，真革起命来又常常狼狈不堪，必然的。
文学性知识分子的革命带有原罪感和悲剧性。一个文学天才革起命来了，必有一方遭殃，不是革命就是文学天才自己。萨达姆也写小说，海牙法庭通缉的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是诗人，目前俄罗斯的最左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是原先的流亡作家。文章憎命达，包括革命和治国，太文学了就达不起来。但文学又天生地与革命合作，理想、批判、战斗豪情、爱与仇的烈焰、反体制（准无政府主义）倾向……没有悲情文学就没有壮烈的革命。文学在促进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方面成效卓著。
再来真的，革命真成功了，有时候有一部分文学就难以自处了。
所以鲁迅讲过，革命文学最热闹的地方，是因为革命并没有真的搞起来，真革命了，革命文学反而消停了。鲁迅还说，革命文学轰不走（军阀）孙传芳，革命军的大炮才轰得掉他。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看得清楚的是鲁迅。
王天兵：巴别尔描写的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如《连长特隆诺夫》中的先滥杀俘虏然后英勇捐躯的哥萨克让我想起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虐囚。他笔下的战场真实性毫不过时。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确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如《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属于战斗传奇，是一种类型小说。
我记得王朔十多年前在《我是王朔》中就曾说过等他老了，他要写战争，因为战争把人的智慧发展到极致。海明威也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一种经历过战争，另外一种没有。因为战争是最好的小说主题，它集中了最密集的材料，让情节加速，能把你花一辈子等待的所有一切浓缩进去。
您写过人生百态，似乎还没写过战争，您自己对表现中国战争的文学是怎么看的？能否谈谈您对战争文学的思考？
王蒙：我写不了战争。我不敢杜撰，我没有那么大出息。
王天兵：您刚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参观回来。他们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文学艺术，现在在文化上似乎很黯淡。你对俄罗斯的前途是怎么看的？您是否能把中国和俄罗斯的昨天、今天、明天做个对比？
王蒙：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是脱裤子放屁。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前”字的么？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莫斯科和北京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但是俄罗斯文化还是伟大的，哪怕这个文化无助于先富起来。人类文化不能够没有俄罗斯，就像不能没有中国与印度，法兰西与意大利，伊斯兰世界与美国。早晚俄罗斯还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
王天兵：我记得有次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演，说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一要革命、二要爱情。巴别尔一生完全符合这两点，他毕生献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和三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当年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竟然和他曾经是情人。
您现在还持有这种观点吗？
王蒙：我说的是：对于青年人没有比革命和爱情的愿望更强烈的了，当然，绝对如此。而有些时候，革命的动机甚至超过了爱和性，这也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吧。现在出了一说，说是这首匈牙利诗人斐多裴的诗翻译错了，错就错吧，如果因为译错而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那就赞美这个错误吧。
美国青年的遗憾和骄傲，恰恰在于他们缺少革命的经验，也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革命。当然，他们的健康的、讲规则的竞争的那一面，即费厄泼赖（fair
play）很令人羡慕，所谓约翰好，我要更好，这是建设性的。
王天兵：有人批评您的《我的人生哲学》鼓吹中庸的人生观。我最喜爱的仍是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把这篇小说和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做个比较。两篇都讲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加入新的集体，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两篇都涉及青春、涉及第一次面对冷漠严酷的生活，英文叫Initiation——《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在练哑铃时，叙述者有段旁白，云：别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儿孩子，但他已经觉得自己都二十多岁了，可还没经历过爱情、创造。《我的第一只鹅》，也可叫做《哥萨克骑兵中来了个四眼儿》，其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就嫉妒哥萨克师长“青春的铁和花”，最后，用靴子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我喜欢这两篇，都是因为它们让我觉得童心的复萌、本能的苏醒，变健康了。
鲁迅先生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而读外国书，即便是颓废的，也会让你去做点事。又说：外国书中的痛苦是人的痛苦，而中国书里的快乐是僵尸的快乐。我在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感到恰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痛”。
自从您在《读书》的《欲读书结》后我很少见到您那么精彩犀利的读后感了，在《万象》中的《笑而不答》是不同气质的东西。难道王蒙真进入了老年了吗？
王蒙：第一，当然一年比一年老而不是相反；第二，我最近写的东西你再看一看吧，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我还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接触到此书，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它搞成？
王天兵：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的小说叫《我的第一只鹅》。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我也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被瞧不起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主人公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两心相通时，文字祛毒滋滋带响。
王蒙：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概念上思考：那就是中国的讲“改造”，要加入新集体，知识分子要加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改造，行吗？过去解放区有一本很肤浅的小说，浅得像假革命，同时是假小资，叫《动荡的十年》，写一个知识分子到了革命根据地，怎么样辛辛苦苦地改造，包括要适应长虱子，要视虱子为“光荣虫”，这也并不可笑，农民革命斗争的条件太苦。改造了十年，突然，从国统区新来了一位学生娃，当然是女娃，她一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主人公的改造十年苦功全废，他又动荡起来了。我年轻时就爱唱这首据说是根据莫扎特的曲子改编的歌儿，所以记住了这本书。
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慢功，小火炖肘子，慢慢来，最后也是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是象征主义的爆发，而且这个说法的版权属于林彪，后来不兴这样说了。不像哥萨克，动不动一枪崩掉，一马刀斩首。如果在骑兵军，他或者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或者他临阵脱逃被处决，三下五除二。俄罗斯动不动三下五除二，让你没了脾气。
现在的华人移民欧美，其实也要（逆向）自我改造一番，连说话声调都跟着台湾的国语变了，手势与笑容也要欧化的。
王天兵：我从此迷上了巴别尔。他还有一篇小说叫《盖·德·莫泊桑》，无疑是根据他本人1916年初在彼得格勒的经历。主人公是个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而自命不凡的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他得到一个去铁厂当文书的机会，可以因此免除兵役。
但是，主人公拒绝做一个文书。他庄严宣誓：
尽管我只有二十岁，我已经告诉自己：宁愿挨饿、坐牢，或者当个流浪汉，也比一天十个小时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强。我的志向没有什么值得张扬，但我过去信守它，以后也绝不会违背它。我祖先的智慧已在我心中生根，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享受工作、战斗，还有爱。我们生当如是，舍此无他。
十年以前，初读此篇的我，也和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对未来的抉择，除了生存的必需，正处于对写作、绘画、电影，以致一切艺术形式充满极端好奇，渴望破译艺术创作的秘诀，并因初步掌握技巧而兴致勃勃的习艺期，以同是二十多岁之躯，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捕捉着天寒地冻的彼得格勒的一个异邦青年的呼吸，感到热血沸腾。
我曾一遍遍、一字字细读巴别尔，直欲将每个字嚼烂咬碎吞进腹中溶入血液筑成脊髓。巴别尔直截了当地把艺术和凶器、暴力、屠杀连接在一起，他的为文之道，实乃用兵之道。擒贼擒王、攻人攻心，而攻心之法，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艺术，就是这样和手艺、绝技，和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和致敌于死地连在一起。谁还有这等对文字的信念？
还有您激情充沛地提到的那个巴普利钦柯——他钟吼雷鸣地向人类宣告了所彻悟的生活秘密——用枪子儿崩了你的仇敌，打不垮他，那也是孬种干的事儿。要想尝尝真活是什么滋味儿，就别饶了自己，就得将仇敌踩在脚下，活活踹死。
在美国人中间，在做着白人梦的中国人中间，在满是调侃、玩世，所谓把生活当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天地里，我却感到沉闷、窒息。而巴普利钦柯，才是真正把生活当艺术的大艺术家。巴别尔让我重新自由地呼吸！
现在，人民文学社终于出版了插图本《骑兵军》，让世人初步领略了巴别尔和骑兵的魅力。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安电影制版厂愿意拍摄电影《骑兵军》，但投资还没有落实。我渴望有识之士敢冒大风险，拍摄一部让世界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电影。
喧嚣文化
喧 嚣 文 化
？ 刘心武
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富起来了，许多中国旅游者首选地是欧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国巴黎作为第一站。从巴黎方面传来消息，中国游客太喧嚣，说话声音特别大，像罗浮宫的画廊，中国游客一到，回音轰响，多半是表达惊奇、兴奋与快乐，但其他游客总不免对中国人侧目，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在圣母院或其他宗教场所，中国游客也总是众声喧哗，管理部门为此贴出了许多写着“沉默”两个汉字的告示，但多数中国游客对之熟视无睹，无论是表达感受还是相互招呼的声音，分贝值都颇高，在那些哥特式建筑的穹隆里多次折射，形成声浪污染。
当今的中国游客，有些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游客，到了旅游地舍得花钱，一掷千金的气概不仅让东道国人士瞠目，就是来自其他富裕国家的游客，也都印象深刻。中国人的钱不能不赚，但同时也就必须忍受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据说欧洲有家博物馆现在一听中国旅游团要来，馆长就万分紧张，因为根据前面的接待经验，某些中国游客会完全无视有关的参观规定，他们会频频伸手摩挲不许触摸的展品，会毫无顾忌地违反规定用闪光灯拍照，甚至满不在乎地越过隔离栏，去贴着雕像拍“到此一游”照。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有这类毛病，在每个旅游团里，这样的游客在比例上可能也只有四分之一以下，但中国旅游团的到来，就意味着这类出格的表现一定会出现，区别只在多与少、轻与重！以致出现了这样的事态，某欧洲著名博物馆听说有个中国旅游团将在下午来参观时，在忧患的焦虑中，作出了提前闭馆的决定。
也不仅是中国一般游客有说话声大的特点，笔者在国外访问旅游时，多次遇到过从国内过去的考察团，有时还会遇到出公差的三五个人的小团队，无论是在机场候机厅和机舱内，还是在百货公司和餐厅之类的地方，本来很安静，忽然声浪起，我就会喜惭交集，喜的是异国闻乡音，惭的是为什么人家都能做到“跟谁说话让谁听到就行”，我的同胞却非要把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招呼、对话，用那么大的分贝值表达出来，而且一点也不在乎对同一空间里的其他人造成干扰？
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像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名篇，光那题目就显示出与细语低吟相反的高呼畅啸。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