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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昭是杨业的儿子，原名叫杨延郎，后来因为避讳改称延昭。杨业很器重他，每次出征的时候都要带着他。在太宗雍熙三年北伐时，杨延昭就是西路军的先锋官，一路攻城拔寨，立下了血汗军功。在攻打朔州的战斗里，杨延昭率军担任先头部队，激战中被利箭射穿了手臂，可他仍死战不退，表现得十分勇猛。
在宋军无功而返、杨业阵亡以后，赵光义把杨延昭由供奉官提拔为崇仪副使，后来又升崇仪使，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长期驻守在抗击辽国的北部边境。
咸平二年的冬天，辽承天皇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杨延昭这时在遂城驻防。遂城不大，城防设施也不齐备，辽军一开始还没把遂城当回事，以为契丹铁骑绕城跑两圈就会轻取下来。城中一开始也确实人心惶惶，但杨延昭沉着冷静，把兵力安排部署好，并把城中青壮年男子都集中起来，发给他们衣甲武器，登城配合宋军作战。
辽军见小小的遂城还敢抵抗，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遂城军民在杨延昭的指挥下，接连打退了辽军的攻击。但遂城城小墙矮，形势非常危险。当时正是深冬，寒风凛冽，杨延昭见守城军兵都冻得浑身战栗，灵机一动，命令众人连夜担水遍浇城墙。
第二天天亮，辽军想继续攻城，来到城下一看傻眼了：遂城如同银铸的一般，城墙像是穿上了一层冰甲，变得白晃晃光溜溜，抓也抓不住，爬也爬不上。辽军对光滑如镜的城墙一点办法也没有，野战中铁骑纵横驰骋的威力在冰城之下毫无作用，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事。杨延昭率军追击，缴获了不少铠甲武器。
与杨延昭成鲜明对比的是任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的傅潜，他手握八万精兵，屯兵在中山避不敢战，对各地的告急求救置之不理。傅潜手下的兵将对辽军的入侵愤怒至极，都自己花钱装备了杀伤力很大的铁挝、铁锤等沉重兵器，就等着一声令下好去冲锋陷阵了，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消息，有的军校忍不住了，就去找傅潜请战，结果都被这位傅大人给臭骂了出来。
傅潜按兵不动，得不到支援的要塞狼山寨被辽军攻破，辽军长驱直入，形势越发严峻，朝廷屡次催促他会合各路军兵出战，可他就是裹足不前。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等也都去劝他，傅潜就是不动弹，气得范廷召大骂：“你这么胆小怕死，连个老太婆都不如。”可傅潜依然面不改色，你愿意怎么骂怎么骂，我就是不出兵。
看傅潜那个窝囊样，都钤辖张昭允也忍不住去劝他，傅将军居然说：“敌人这么厉害，我去交战，不是自找倒霉吗？”敌兵凶猛，居然成了不抵抗的理由！
怯战至此，这仗还有法打吗？宋朝后来这样的将军越来越多，想不亡都困难。
所以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一定能太平。”可谓一针见血。
虽然傅潜一万个不愿意出战，可上有朝廷督促，下有军兵请战，他迫不得已，分出八千骑兵、两千步兵给范廷召等人，让他们先去交战，他自己随后领兵支援。
要说这个范廷召，还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曾经当过山大王，后来投奔了后周，跟随柴荣东征西讨，高平血战、出征淮南他都有份儿，是个元老级的战将。宋朝建立以后，讨平二李、攻灭北汉、雍熙北伐也是阵阵不落。他有许多怪癖，一是讨厌飞鸟，见到飞鸟开弓便射，曾有过一箭射三鸟的惊人纪录；二是讨厌驴叫，只要让他听到驴叫，这驴就算死定了。
这年的春节也是在战火里度过的，就在新春正月，辽军进攻瀛洲，摩拳擦掌的范廷召一面盼着答应随时增援的傅潜，一面领兵出战。
范廷召命令军兵组成方阵迎敌，面对宋阵，辽军主将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梁王耶律隆庆问：“谁敢当先破阵？”辽将萧柳说：“要是有精锐的骑兵，我就打先锋。”耶律隆庆便把最精锐的骑兵交给萧柳指挥，萧柳命令辽军等宋阵一有变化，马上就急速进攻。结果在契丹铁骑疾驰而来的时候，宋阵果然出现了一丝慌乱，萧柳乘势攻进宋军的阵势，在激战中萧柳身负箭伤，但他简单包扎一下，仍然跃马挥刀冲杀不止。宋军大败。
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接到范廷召的求援信，马上统兵前来支援，可是范廷召在等不到傅潜援军的情况下，竟连夜溜走了，急急忙忙赶来的康保裔直到天色大亮才发现自己成了孤军。被辽军团团围住的康保裔，拒绝了部下让他换上小卒衣服逃跑的建议，率部与辽军激战多时，最后箭尽无援，被辽军生擒。
辽军孤军深入，虽说也打了一些胜仗，但随时都有被宋军反击的可能，便照例大肆劫掠之后退回辽境。
这一场大战下来，杨延昭因保住了遂城被赵恒擢升为莫州刺史，而那个畏战的傅潜，虽有好多人都要求杀其以明军纪，但还是仅仅被削职流放。后来他还被起用为汝州团练副使、左千牛卫上将军、左监门大将军等。
仁厚是宋朝一直坚持的治国方针，可大宋朝廷有时真的是不分原则地滥仁。不冤枉好人是对的，可总是姑息坏人，怎么说也难免有纵容的嫌疑。
辽军虽然暂时后撤，但始终没有放弃想夺取黄河以北地域的愿望，这个意图自阿保机起就有了，可一直没有实现，在后周时期，还被一代英主柴荣把幽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收回。
和真宗赵恒同时期的辽国统治者是辽圣宗，但实权掌握在太后萧绰手中。萧绰小名叫燕燕，却一点儿也没有莺莺燕燕的矫揉造作，她在“母寡子弱，族属雄强”的严峻时刻，任用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协助自己主管朝政，派耶律休哥总理南面的军务，实行了重新编制部族、推行汉化、开科取士、整顿吏治、鼓励农耕、调整税赋等一系列措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辽史》上说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兼习知军政，能驾驭臣工，故多得其死力。”
在内部形势有了好转之后，她南征大宋，西和党项，东征高句丽，辽国进入了鼎盛时期。有了国力基础，萧太后把开拓疆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连续向宋朝发动攻势。
咸平四年，南下的辽军在羊山被杨延昭以伏兵击败。咸平五年，辽军又击败了杨延昭。
咸平六年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率兵入侵定州望都，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与宋将王超、桑赞领兵迎敌，从太阳初升激战到夜晚，宋军小占便宜。但第二天战局发生逆转，王继忠被辽军围困起来，王超、桑赞不但不去救援，反而脚底抹油一溜烟儿地跑了。结果王继忠几经拼杀，终不能杀透数十重的包围，他和部下都遍身伤痕，力尽被俘。
王继忠是赵恒还是王子时的旧属，赵恒开始得到的消息是他战死了，在悲伤之余，“追封”他为大同军节度使，把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封了官。
谁知王继忠在辽国活得好好的，还很被器重。
为活着的人开追悼会，追赠官职，这样的“殊荣”后来明朝的洪承畴也享受过，至于在离我们最近的那场国共大厮杀中，给活人搞这一套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洪承畴的命不好，明朝骂他是叛逆，清朝把他写进了贰臣传，两头不是人，但王继忠不是洪承畴，他后来居然成了宋辽两方共同的红人。
来自北方的压力，终于在景德元年（1004）达到了极点，辽军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亲自率领下，一路杀到黄河岸边，虎视大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宋辽刀兵相见的最后碰撞！
梳理国家（1）
赵恒这个皇帝不好当。
虽然宋太祖赵匡胤也总喜欢说“皇帝不好当啊”之类的话，其实那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重蹈短命五代的覆辙。
只有到赵恒时，这个皇帝才真的不好当了。前两任皇帝都功勋卓著，赵匡胤建立宋朝，平灭了南唐后蜀等一大堆割据势力，赵光义虽然两次败给辽国，可也有收服吴越、漳泉，击灭北汉的大功业。
宋真宗赵恒赵恒不行，他是实实在在靠祖上的余荫才当上皇帝的，因此他只有兢兢业业地去治理好国家，才会获得应有的威望。
当然，即便是最昏庸的皇帝，也一定有人高呼“圣主”、“英明”，但那种一边高呼一边伸手讨赏的话，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
赵恒继位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外戚和宦官几乎成功地上演了一场宫廷政变。
赵光义病重期间，他的皇后就和宦官王继恩等谋划拥立被废的元佐为帝。这两个人都不简单，李皇后是赵匡胤心腹李处耘的女儿，王继恩在赵光义继位时立有大功，当初赵匡胤死后传召进宫的本应是赵德昭，结果王继恩却把赵光义给找来了。
赵光义对拥戴有功的王继恩信任有加，平定李顺起义时，就委派这个宦官统领大军，剿灭起义队伍，后他又纵容军士掳掠妇女、强抢财物，并以杀戮为乐，很难说是个良善之辈。
李皇后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太子赵恒，王继恩则是想再拥戴个皇帝，自己好邀功固宠。他们联合了李皇后的哥哥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准备赵光义去世后就把得了精神病的元佐扶上帝位。
他们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最终会被宰相吕端坏了好事。
吕端被当时的一些人视为“糊涂”，赵光义当初也没有重视他，说他“不过能吃肉喝酒罢了”，后经寇准多次力荐，才发现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重新评价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并任用已经六十一岁的吕端为相。
至道三年三月，赵光义去世，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吕端入内议事，吕端已经知道赵光义病情危机，此时见并不宣召太子，断定事情有变。在这等大事上，吕端处置起来果然有章有法，他先把王继恩反锁在屋子里控制起来，然后一面派人去请太子，一面进宫见李皇后。
李皇后提出“立长”，也就是要立元佐，吕端表示不同意：“先帝册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之事。先帝刚刚去世，怎么能这么快就违背先帝的决定？”
当太子赵恒已经坐在龙椅上准备接受群臣的朝拜时，吕端还不放心，到了殿上卷起帘子，看清了才下拜行君臣之礼。
赵恒继位后，马上将李继隆加使相的荣誉头衔派出去镇守陈州，算是给了已经变成了太后的李氏面子。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李昌龄被贬为忠武军司马；胡旦被开除官职，成了一介平民，流放到了浔州；王继恩则被没收财产，流放到均州看管了起来，两年后死去。
这次政变没有成功，实在是大宋百姓的福气。政变表面上看不过是换了个人当皇帝而已，实际上外戚和宦官借助“拥戴”皇帝之机参与权力结构，在精神病皇帝的朝廷里，谁敢保证将来不会出现“跋扈将军”梁冀或“老奴做主”的李辅国之流的人物呢？
外戚和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是搅局的角色，汉末动乱、唐末风云都闪现着他们的身影。
赵恒在继位之初的表现很是厚道，不仅没有追究大哥元佐的责任（其实这个精神病自己都不知道有人要立自己当皇帝），还使他恢复了楚王的爵位，就连被自己老爸迫害死的那几位也都追赠了官职，赵廷美被加封秦王，赵德昭追赠太傅，赵德芳追赠太保。
他还表现出拳拳爱民之心，免除了自五代以来百姓的欠税，还下令给三司，对茶、盐、酒等不再增加赋敛。
爱民是一方面，赵恒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一次他在和宰相谈话时，说：“天下各州争相献什么珍禽异兽，还有什么祥瑞之物，其实对天下苍生有什么用呢？只要地方官能勤政，使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他们就是贤臣，也是最大的祥瑞了。”不久，赵恒就下诏，不许再进献奇禽珍兽，也不许再报那些祥瑞。
刚刚履新的皇帝英气勃勃，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当年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彗尾的光芒长有一尺多，彗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可不是个好东西，它的出现被认为预示着灾难和不祥，现在好多人还把带来晦气的人叫“扫帚星”，扫帚星就是彗星。
在古代出彗星可不是小事，其意义也不完全是一种天象，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这是上天对人们的警示。赵恒马上召集群臣开会研究，他说：“这次出现的彗星很是不同寻常，这是为什么呢？”宰相吕端回答说：“根据星相分野，这次彗星的出现，应该是预示在齐鲁一代将有灾变。”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天上的一切都和地上的相对应，并且还相互影响，出现异象就是上天在预示着什么，这就叫做“天人感应”。具体到星相上，古人把星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不仅对应相应的官职（从皇帝、宰相，一直到士、农、工、商都有），还对应不同的地区，这个就叫做分野，吕端就是根据彗星出现在星空的分野来判断将会发生情况地区的。
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传统文化里比比皆是，例如《吕氏春秋》开篇就是：“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讲的就是太阳的位置，然后罗列了很多春天里出现的现象，以及在春天应该干些什么，简直是无所不包。就连玄奥的奇门遁甲也是用八卦记载方位，配九宫记载天象、地象的交错，用八门记载人事，用九星八神记载周遭的环境，等等。
既然是这么大的事，这些宋朝的“主要领导”开会讨论就不足为奇了。雄心勃勃的赵恒听了吕端的话，表示：“我竭尽全力为天下操劳，难道会丢掉一方不管吗？”他下求直言诏，并避殿减膳，对囚犯减刑，来禳解灾难。
要说追赠官职、禳解灾殃不实在的话，赵恒在选拔人才上，可是非常务实的，他对知贡举翰林学士杨砺说：“选拔人才一定要注重出身贫寒的人，以有真才实学为标准。”他还把所有官员的历任官职、功劳过失编写成册，随时观看，来了解掌握情况。
为了方便管理，赵恒下令把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定全国为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十五路。
这里涉及到宋代的行政设置，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是非常复杂的，简要地划分一下，基本上可看做是路、州、县三级地方政权。
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的主要机构是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物，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是事实上路的监司官；提点刑狱公事管司法，称为宪；提举常平司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每路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不同，相互牵制，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路下有府，但实际往往府、州、军、监并称。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州等于秦汉时的郡，由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知州；驻扎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或关隘要地。军与州、府并列；煮盐、冶铁等重要的工业地区设监。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
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为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经常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代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因为是差遣，要比县的本官县令尊荣。
赵恒设路为行政区之后，要求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这可是个很操劳的事，因为这不仅要听汇报，还要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即位之初，还是非常勤于政事的。
在皇帝赵恒和群臣的努力之下，大宋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交易也活跃起来。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很是发达，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咸平二年九月，大宋朝廷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两个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负责收购海外舶来的货物，一般都是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招徕外商，并对外商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
市舶司又称市舶使司、提举市舶司，其官员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一开始是由当地的知州或各路转运使兼职，随着海外交易的增多，成为一个专设的管理机构。后来宋朝的海外贸易增长迅速，新的市舶司也不断地在沿海口岸设置，到北宋末年已经多达六个。
商品经济的发达，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