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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丽夜里两点回来时他仍未入睡。那或许是他老婆给她的宵禁时间。但是洛夫则没有特别的回家时间要遵守，尽管他比姐姐小四岁，只有她一半聪明，连她百分之一的自我保护的直觉和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没有。不过，当然，他是男的。
英格丽蹑手蹑脚走进客厅，弯下腰，在他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身上有油漆味和汗味。
太荒谬了，他想。
又过了一小时他才终于睡着。
五月二号早上马丁·贝克抵达国王岛街的警察局时，科里贝尔跟梅兰德正在说话。
“太荒谬了！ ”科里贝尔一拳击在桌上，除了梅兰德外，每样东西都跳起来了。
“没错，是很奇怪。”梅兰德沉重地说。
科里贝尔穿着衬衫，领带放松，领口敞开。他探过桌面，说：
“奇怪？ 也许奇怪的是我们。有人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以为是奥洛夫松放的。但奥洛夫松一个月前就死了，因为有人敲碎了他的头骨，把他的尸体塞到一辆报废的旧车里，然后连车带人全部沉到海里去。我们则坐在这里像野地里的鸟群一样，漫无头绪。”
说完他静下来喘口气。梅兰德没说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对马丁·贝克点点头，仿佛他并不在那里似的。
“如果我们假设马尔姆的死亡与奥洛夫松之死有关系的话……”
“但这纯粹只是揣测，”梅兰德说，“虽然这两个事件看来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把两起案子连在一起。”
“完全正确，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里的第三种要素与另两件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是指自杀？ 马尔姆自杀的事？ ”
“当然了。”
“没错，”梅兰德说，“他或许知道时间到了。”
“正是如此。而且他大概觉得自己开煤气解决会比另一种死法痛快些。”
“事实上，他害怕得要命。”
“他是有理由害怕。”
“结论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梅兰德说，“他害怕被杀，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手是谁？ ”
科里贝尔思索着，突然很突兀地冒出一句：
“也许是马尔姆杀了奥洛夫松。”
梅兰德从抽屉里拿出半个苹果，用裁纸刀切下一小片，放到他的烟袋里。
“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说，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像马尔姆那种蹩脚人物，不可能有能力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他可能不会有道德良心上的顾虑，但他也得有能力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棒极了，弗雷德里克，你的逻辑一点儿也没错。那么，你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
梅兰德没说话。
“你那漂亮的逻辑推论是什么？ ”科里贝尔不放过他。
“结论是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被灭口的。”梅兰德略带勉强地说。
“被谁？ ”
“我们不知道。”
“对，确实如此。但我们一定可以查出来。”
“是的，”梅兰德说，“或许你说得对。”
“专业手法。”马丁·贝克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科里贝尔说，“职业杀手。只有职业杀手会使用装在袜子里的石头，以及炸弹之类的东西。”
“我同意。”梅兰德说，“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摇头瞪眼，以为见到什么神迹了。因为我们处理的一直都是外行人犯的案子。时间一长，我们自己多少也都成了外行人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刑事案件都是外行人犯下的，即使在美匡也是如此。”
“那不能当做借口。”
“没错，”梅兰德说，“我只是在解释原因。”
“等等，”马丁·贝克说，“这跟别件事也能联系起来。自从贡瓦尔写了那个备忘录什么的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对啊，”科里贝尔说，“那个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定时炸弹的人，干吗要打电话给消防队？ ”
三十秒后他自己回答了问题。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是职业杀手。他的工作是除掉马尔姆，他对于同时杀掉十个人毫无兴趣。”
“唔，”梅兰德说，“这样的说法挺有点儿道理的。我听说职业杀手其实不像业余的那么嗜血。”
“昨天我刚读过类似的东西，”科里贝尔说，“如果我们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举一个完全外行人的例子，譬如我们一度受人尊敬的同事欧丁，十七年前他在斯科讷省杀了九个人时，可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只因为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他就放火把整个老人之家烧了。”
“可是他是精神不正常才会那样。”马丁·贝克说，“所有犯下杀人罪的外行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即使只是在作案时不正常。但是职业杀手就不一样了。”
“可是瑞典现在并没有职业杀手啊。”梅兰德沉思着说。
科里贝尔看了他眼，说：
“谁说他是瑞典人？ ”
“如果他是外国人的话，那跟贡瓦尔的推论就很吻合了。”
马丁·贝克说。
“最重要的是，那跟我们所猜测的吻合，”科里贝尔说，“既然在讨论，就干脆猜个够。比方说，你们认为那个在马尔姆床垫里装炸弹、又把奥洛夫松头骨砸破的家伙现在还在瑞典吗？ 你们以为他作案后还会留到第二天吗？ ”
“不，”梅兰德说，“他干吗要这样？ ”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凶手。”科里贝尔思索着。
“有的，”梅兰德说，“有一件小事。”
“对，”马丁·贝克同意。“有一件事使这个假设变得很可能。
要在马尔默杀人并在盾牌街纵火，这人得要对当地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才行。”
“嗯，”科里贝尔噘起嘴。“一个以前来过瑞典的人。”
“瑞典语说得还可以。”梅兰德说。
“对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都挺了解的人。”
说话的是科里贝尔。
“但是知道的还不够多，所以会搞错对象，打电话去河岸村城而不是斯德哥尔摩报火警。”
发言的是马丁·贝克。
“话说回来，谁会想到把盾牌街上的房子说成是环路三十七号？ ”科里贝尔突然问道，“我是说，除了交通管理局和一些警察之外。行政部门有谁会这样？ ”
“有人替他把地址写下来，但没有在地图上指给他看。”梅兰德边说边点燃他的烟斗。
“一个对本市街道所知有限的人。”马丁·贝克说。
“一个外国人，”科里贝尔说，“外国的职业杀手。在两个案、件中，他使用的都是以前不曾在瑞典使用过的凶器。耶尔默说那种定时炸弹是在法国发明的，在阿尔及利亚很流行。如果有个瑞典的帮派人士突然想杀奥洛夫松的话，他一定是用铁管或单车的链条。”
“把石块塞在袜子里当凶器在大战期间常用，”马丁·贝克说，“间谍和情报员之类的人等常用这个来除掉通敌者或碍事的人。一些不想被搜出身怀枪械或刀子的人也用这个。”
“挪威也有这样的案件。”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抓抓他的一头金发。
“这些消息都不错，”他说，“但是，总该有杀人的动机吧。”
“应该是的，”马丁·贝克说，“事实上这更强化了马尔姆与奥洛夫松两案之间的关联。一个人会被职业杀手杀死的原因是什么？ ”
“因为他们令人不安，”梅兰德说，“我们可以猜测奥洛夫松和马尔姆之间的关系。两人应该都是偷车贼。反正，是跟偷车行业有关。”
“对偷车贼而言，车子值不了很多钱，”马丁·贝克说，“他是只要有人买就贱价卖出。”
“奥洛夫松和马尔姆把车子重新喷漆，配上假的车牌和证照，然后开过边境，到某个国家，不是自己卖掉车子，就是把车子交给别人。”
“后者最有可能，对不对？ ”科里贝尔说。
他生气地摇摇头，继续往下说：
“他们跟别人，或者别的一群人，替某个涵盖许多其他行业的大企业集团，打点他们在瑞典这边的事业。但他们出了状况，所以公司决定将他们灭口。”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方向。”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沮丧地摇摇头，说：
“你想，我们把这个假设说出去的话，这里他妈的有谁会相信？ ”
没人回答，约三十秒钟后，他拉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接通后说：
“埃纳尔吗？ 我在梅兰德的办公室，你能过来一下吗？ ”
不到三十秒，勒恩就在门口出现了。科里贝尔严肃地看着他，说：
“我们得出结论了，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替一个国际犯罪组织——某种黑手党吧——做事的。我们也认为他们是被这个组织从国外派来的杀手灭口了。”
勒恩的眼睛从他们身上一个个看过去。最后，他终于说：“是谁想出这么荒谬的事？ 这种事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才会发生。
你们是故意串通好来骗我的吧？ ”
科里贝尔耸耸肩，一切不言而喻。
第二十四章
本尼·斯卡基在河岸村城地图上的第八个电话亭上画个黑色的x 。他以每个x为中心，用圆规画出一个圆。有几个电话亭集中在城中心，所以有几个圆重叠在一起，但是所有的圆圈加起来，大约涵盖了超过半平方英里的范围。贡瓦尔派斯卡基去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寻找那个三月七日打电话给消防队的人时，其实根本没抱多少期望。说那人是从这八个电话亭里的其中一个打出去给消防队的看法，不过是种臆测，而即使猜对了，要找到一个除了“说瑞典话带着外国腔”外毫无其他线索的男人，仍是困难重重。
然而斯卡基以无比的热情挑起这个工作，刚开始几个星期，索尔纳一河岸村城的警察还勉强帮他一点儿忙，现在他则是完全独自作业了。他的工作包括拜访在圆圈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即使他仍年轻，双腿肌肉发达，这个工作还是相当累人。但斯卡基非常执著，即使贡瓦尔和马丁·贝克早已放弃任何希望，也懒得再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还是一有空就去河岸村城敲门。他每晚都累得倒头便睡，有几个星期完全忘记了他的体能训练课程及法律研习。更糟的是，他也忽略了莫妮卡。
斯卡基八个月前在游泳赛时遇到莫妮卡。从那时开始，他们的会面越来越频繁，虽然他们从未真正谈到结婚，但彼此都有默契，一等他们找到一间还过得去的公寓就要同居。斯卡基目前寄宿在一位女房东家，而年方二十的莫妮卡正在受训，想成为物理治疗师，她仍跟父母住在一起。
当莫妮卡五月十六日傍晚打电话给他时，已是一个星期里她第七次打电话约他见面约不成了，她非常不高兴。
“难道你们那混蛋警察局里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由你来做吗？ ”
她生气地说，“难道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警察？ ”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斯卡基这个问题，但显然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大部分的长官，不仅仅是马丁·贝克，常常听到他们的老婆问这个问题，而他们早已放弃回应了。但是斯卡基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说：
“当然有啊。可是我决心要找出这个从河岸村域某个电话亭打电话出来的人，不幸的是，光做这件事就没时间做别的事了。
总之，明天我一整天都得敲门询问，我打算早点儿开始，所以今晚一定得早上床。”
他听到莫妮卡深吸了一口气，打算要说些什么，赶紧飞快地加上一句：
“亲爱的，别生气，我当然想见你啊，可是我要想升职的话，一定得专注于我的工作。”
但是莫妮卡不接受安抚，在威胁说要和一个叫路尔的体能教练出去约会后，用力挂上电话。斯卡基对这个在他看来令人厌恶无比的家伙知之甚详。他不仅非比寻常的帅，而且在大部分运动项目上，包括游泳，都比斯卡基出色。事实上，足球是斯卡基唯一能肯定赢过对方的项目，他常梦想有一天他能诱使这位先生到足球场上一见高低。他一想到莫妮卡要跟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出去就气得不得了，必须连灌两杯牛奶才能稍稍平静下来，再打电话给莫妮卡。
但他的手才碰到话筒，电话就又一次响起。是最最可人的莫妮卡打来的。她充满懊悔，求他原谅，在长谈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决定第二天莫妮卡下课后在河岸村城见面，共进推迟的午餐。
星期五早上，斯卡基直接到他深爱的河岸村城去继续他的“敲门行动”。每天他都在地图上涂掉他已经探访过的地方，同时列出他按门铃时没人在家的住户名单。外国人管理局给了他另一份名单，上面是河岸村城按住址登记在案的非斯堪的纳维亚公民。他七点前就出发了，希望抢在大家出门上班前能赶到单子上的一些住址那儿，找到他尚未问过的人问话。
到九点时，名单上的名字已减掉一半，但这是他唯一的成就。
本尼·斯卡基穿过河岸村城，走向他当天选定要拜访的住宅区。他走进一座公园，这个公园斜斜往上通往山丘上一群高高的建筑。公园并没有被人工修整过，看来像是一片原始坡地，显然，此处在进行开发时因规划者罕有的慷慨，被允许存留下来。路径两旁的草叶色泽清新，绿意盎然，稍远处，斜坡上树林里的杉木间，散落了一地的松针，在松针之下有灰色的花岗岩及覆盖着青苔的石头凸露出来。他脚下走着的路径既不是柏油路，也没有铺砂石，而是被人的脚踩踏出来的，蜿蜒行经桦木与橡木丛问。阳光透过轻薄的树叶，在干硬的土路及磨损的树根上洒下发亮的光点。斯卡基放缓脚步，突然注意到空气中有松针的香味，而土路因阳光的照射显得很温暖，但这感觉只持续了片刻。当他再度呼吸时，闻到的只是汽油的废气味以及从下面街上烧烤店传来的油炸味。
斯卡基想着莫妮卡。他们约了三点见面，他心中充满期待。
因为他们很少整整一个礼拜没见面。
第一栋建筑物里，除了两户之外，每间住户都有人在家。但是没人知道三月初有外国人住在这儿，也没听过有人打电话给消防队。下一栋建筑物住着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芬兰人，讲的瑞典话很难懂，而且也不是多莉丝·莫滕松描述的那种口音。另一位是意大利人，三月七日他正好端端地待在米兰的家里。斯卡基还没问他，他就把护照拿出来给他看上面盖的日期章。问他们是否有外国朋友？ 有啊，很多啊，但又怎样呢？
是啊，问得好。
斯卡基访问完斜坡更上面的建筑物后已接近十二点，他肚子也饿了。他走到一栋高耸建筑物一楼的咖啡厅叫了一杯可可和乳酪三明治。除了斯卡基和女招待之外，四周空无一人。她眼务过他之后就回到柜台，无聊地看着窗外。外头是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的市郊大楼之间常见的方形广场，但是通常不叫方形广场而叫购物中心，甚或是意大利市场，这大概是都市计划者意图为这些沉闷的石头沙漠注入一些地中海情调的可怜尝试吧。
门开了，一个男子小心地走进来。他头上戴着蓝色天鹅绒无边便帽，手提着一只空尼龙线绳袋。他慢慢走过地板，皱着眉头，对斯卡基投过一个充满狡诈的眼光。当他看到女招待时，棕色眼珠开始发亮，伸出胳膊，用轻快的芬兰腔瑞典语说：
“啊，天哪，小姐，我今天宿醉得很严重。我通常买的那个很棒的新的清凉饮料叫什么来着？ ”
“汤姆·柯林斯。”女孩儿说。
“对对对，亲爱的，马上给我八罐。但是要冰的，要冰得跟西藏深山里的瀑布一样才行。”
他把尼龙袋拿给她，她消失到后面。戴无边帽的男子伸手到皮夹里摸索，脸上露出烦恼的表情。斯卡基听到冰箱的门关上的声音，女招待提着袋子回来，袋里装满了饮料。
“我能不能赊账？ ”这人问道。
“是，可以的，”女孩儿说，“先生，因为你住在这里，所以……是的，应该没问题。”她又重复一次，好像有些困惑。
那人收起皮夹，拿起袋子。
“那好极了。也许今天总算不是个太坏的日子。”
他往门走去，又转身说：“小姐，你真是个天使。我星期一会拿钱过来。再见。”
斯卡基推开杯子，从内袋拿出地图。地图因频繁使用，已开始破损，他必须在折叠处贴上透明胶带。他划掉广场周围的地区。然后他看看手表，发现跟莫妮卡见面之前还有时间到斜坡另一边的建筑物去。这样他就可以涵盖本市一大片连接起来的区域，因为他已经做完斜坡下沿着主要道路的旧建筑物了。
斜坡上的建筑物较新，但没有山丘上的建筑物高。
两点二十分时，斯卡基已做完所有的建筑物，只剩下斜坡底下角落那栋还没拜访。在那角落就有一座仍贴着地方消防队电话号码的电话亭。
那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