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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58年出生起，便有幸长年生活在外公外婆身边，得到他老人家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同时，他老人家对艺术的刻苦追求、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朋友的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弟子细致入微的关怀，都久久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至今回味无穷。
松房外公一生对绘画艺术力求达到精益求精。他深深懂得何谓“古为今用”。他很尊崇古代画家王石谷的画风，用了很多的时间细细地临摹，百临不厌，而且每临一遍，便有一层新的体会和感受。细细地品味与研究之后，他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古画的长处作为自己绘画的雄厚基础，然后再在自己的理解下，尽情发挥。他还将远山近水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创作出既雄伟壮观又亲切十足的新画。
松房外公虽然是名家，但是作画一向认真细致、反复推敲，直到完全满意后为此。外公生前访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无论去哪儿，随身携带的总有一个速写本，上面记录了他每到一处观景时所画下的简易画稿，日积月累，便成为十分珍贵的真实生活的写照。松房外公会自己一遍遍地审阅素描，从中精挑细选出一些较为满意的画作为蓝本，再放大在画纸上。他作画时也是先以炭笔起始，再到墨笔、彩绘，步步为营。
外公虽然多年来名声在外，杰作层出不穷，可是为人却十分谦虚平和，这是他很少收入室弟子的主要原因。他总认为自己画得不好，又何必去误人子弟呢？但是很多崇拜外公的人，却试着通过各种关系，希望今生今世能有幸结识松房大师。盛情难却，外公也就只好先后收了几个徒弟。第一个弟子，也是日后成名的溥松窗先生，就是多年来追随我外公习画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溥先生后来也参加了松风画社。由于画社和我外公的名字都是以“松”字打头的，溥先生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松窗”二字，寓意其师伟大恰似一所房子，而他自己只不过是房子上的一扇微小的窗子。一个名字的更改，不仅表现出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和爱戴，同时也能看出松房外公将其弟子视为己出，关怀有加，融为一体，倾囊相助的爱才惜才的大家风范。
松房外公对他所有的弟子要求甚严，记忆中，每周都有不同的学生到家里来，带来他们的习作，请松房先生过目。外公多数时间是边讲边示范，对一山一水、一树一石的画法，都解释得入木三分，直到学生能够真正理解为止。外公对于弟子的习作的指导虽然是一丝不苟，严厉多于忍让，但是从不给学生过多的压力。他的弟子中，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工人。有些人以作画为专业，有些人则以此为爱好，松房外公对此从不强求。他说：人各有志，以绘画为专业而习之者固然好，将绘画当成业余爱好，也无可非议，并且值得提倡。
六、蓦然回首（2）
外公淡泊名利，也曾被传为佳话。他老人家当年许多杰作虽已成为中国国画艺术的珍品，他仍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绘画艺术深入探讨和研究上，而对于记者采访、外国友人造访等出名的事，却一向婉言谢绝。
外公视所有寄情于水墨丹青的人为知己。闲来无事时，他喜欢与同行们雅聚，共同切磋艺术。当年常常来看望外公的有启功、老舍夫妇、张伯驹、奚啸伯等著名文人。
在外公看来，艺术是一个整体，尽管表现手法不一，但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松房外公除精通山水画外，还会弹古琴、唱昆曲并且懂得鉴赏历代瓷器的珍品。而在这众多的嗜好中，外公最偏爱的还是书法。他认为：字画应成为一体，一幅好的字画是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无论是字还是画，都要以平生的努力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地，练习书法是他老人家每天的必修课，从不间断。
外公也是个极有耐心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曾在外公的指导下，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绘画。由于外公的耐心指导，小小年龄的我居然有两张习作发表在当时很受欢迎的《小朋友》上，而且还得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稿酬。成年后，我没有以绘画为专业，但是童年时期那段跟外公习画的经历，却是我今生今世最宝贵和最快乐的时光。
外公同样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是个无所不能的才子。
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外公曾亲手为我做了一台“无声电视”。他找来一个废鞋盒和一些超薄的纸张，剪剪贴贴之后再按照物理学和摄影学的原理，固定在窗框上。由于角度特殊从楼前走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身影全都映照进来，大有一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喜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既无声又无连贯的故事，可是我却一样地喜欢。看着里面一个个陌生人的容貌、衣着、举止，我的心中会生出种种奇妙的猜想。人影伴随着猜想足以编织出一个个让我自己感动的小故事。
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外公送给我一支很华丽的自动铅笔。那是我的第一支自动铅笔，笔杆是桃红和银白两色交织形成的螺旋式图案。因着喜欢，因着好奇，更因着方便，我把它终日带在身边，一带就是很多年。岁月匆匆，一支自动铅笔居然也变“老”了，不仅失去了光泽，而且连笔头的自动按钮都断裂脱落了，这支心爱的自动铅笔真好像要“告老还乡”了，但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说“再见”。于是，去外公那里找出路。果然，外公知道怎么让它“旧貌换新”。他把一小段漆木，打磨得大小、长短、光亮都恰到好处，做成了一个新的木质的按钮。然后再用万能胶把这个新按钮巧妙地黏在自动铅笔上。就这样，我又带着它走了很多年。在我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用过各式的笔——铅笔、自动铅笔、圆珠笔、钢笔、彩笔、毛笔，五花八门，却都是过眼烟云，来去不留痕迹。唯有外公修复过的那支自动铅笔，成为我的最爱。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北京城里，人人自危。大自然一旦“发怒”了，人类总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和措手不及。然而，只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外公依然是从容不迫的神态，并饶有兴致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地震测试仪。他用了几根长短、粗细相同的小木棍按照几何原理，将它们错综复杂地搭成一个立体型的小支架，支架的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支架的下方配备了一套自动的警铃装置。外公把这个测试仪放在走道的地板上。平日家里人从旁走来走去，小球纹丝不动。只要是地平面有稍微的震动，小球便会马上滚落下来，并引发铃声大作。这个测试仪，在大震之后的数次余震中，准确无误地为我们全家人报警，使我们能够及时、安全地疏散。
外公更是一个富有慈悲心怀的人。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忽然产生养蚕的愿望。我从同学那里要到一些蚕子，可是整个宿舍大院里，却没有一棵桑树，这让我为我的蚕宝宝发愁。外公知道后，说没关系，北京画院里有一棵参天高的桑树，他会每天给我带些桑叶回家的。于是，从那天起，外公每天从画院回来，都用一块湿毛巾包着几片青绿色的桑叶。有了外公的帮助，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这样，伴着外公的桑叶和我的期望，幼蚕一天天长大，终于到了吐丝的那一天。后来，我把那片柔柔细细的蚕丝放在我的墨盒里，成为我的读书用具之一。如今，那个墨盒早已不知了去向。可是，我一想起当时年迈的外公在受着“文革修理”的同时每日顶着酷暑在树下拾桑叶的情景，我便有一种揪心的痛。
六、蓦然回首（3）
松房外公到了晚年时，不幸患上食道癌。而第一个发现身患癌症的人恰恰是外公自己。他当时以极其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疾病，积极地配合医生做各种各样的治疗。也正是从那时起，外公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本本珍贵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老人家一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何与疾病搏斗的心路历程。读了，让后人感慨万千。
尽管医生对外公的病进行了不懈的、精心的治疗，无奈癌细胞转移，损坏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器官，终因不治，外公于1982年在北京谢世，终年81岁。从那时到现在，岁月悠悠已经流过了二十多年。但每每想起他老人家对我的宠爱，我的思绪仍如脱缰之马，我的视线仍会被泪水模糊，于是我用思绪作笔、用泪水作墨汁，将我久久的思念洒在纸上。
松房外公的一生，是值得人们纪念和缅怀的一生。因为他毕竟不是一颗流星，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宇宙，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经久不息。
2啸伯一生口碑载道
奚啸伯，是我外婆奚稚梅的亲弟弟，我的舅外公。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初，啸伯先生就被誉为京剧界的四大须生之一，是老生行当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一代风云人物。
啸伯先生本名承桓，祖姓喜塔腊氏，亦为满族正白旗人。其祖父曾任清廷理藩院尚书，后来入阁拜相，做过中堂，也称“裕中堂”。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覆灭，他的家道也随之中落。
啸伯先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并自6岁起爱上京剧，11岁正式拜言菊朋先生为师。16岁那年，毅然放弃读书升学，挣脱了家庭的重重阻力，正式走上了艺术生活之路。
16岁的奚啸伯就已懂得如何下苦功夫学戏。那时他家住在安定门二条，早晨喊嗓子，总是一直走到安定门，一路走一路喊。下午晚上，则打靶练功，如此这般，五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使他在学戏的过程中初见成效。
19岁那年，啸伯由票友而“下海”。从此，不断与各种名人搭班演戏。26岁时，开始与梅兰芳先生搭班。他领衔主演的著名戏剧有《四郎探母》、《宝莲灯》、《打鱼杀家》、《二进宫》、《白帝城》、《四进士》、《三国志》等数不胜数的戏剧。他一生匠心独运，其唱功和扮相都有独到之处，让人百看不厌，久听不烦。
啸伯先生一向刻苦好学，每演一出戏，必要搞清戏的历史背景，戏中人物的出身、经历、岁数、脾气、秉性等。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潜心研究有关京剧的发声、喷口、吐字的发挥。他主张通过念白的声调、语气、感情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历来是细腻而洗练，大方而飘洒；既注重神韵，又追求意境。即使是在他成名之后，他仍旧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发展了京剧艺术的表现能力，创造了许多优美感人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
啸伯先生不仅唱戏功底好，其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生活风度温文儒雅，诚恳谦和，跟徒弟相处，他总是待如家人，和蔼可亲、毫无名人的大架子。当今著名书法家、博士生导师、名票欧阳中石教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平日里，他谈吐风趣，朋友成群。除了唱戏以外，他亦喜好历史、读书和书法。
啸伯是我外公和外婆府上经常来访的亲戚加友人。每每来时，总会给我外公讲戏，且是边讲边演，热闹非常。啸伯舅外公非常喜欢我外公的国画，我外公同样欣赏啸伯舅外公的戏，他们生前彼此之间的感情甚笃。
那时，在我孩童的眼里，啸伯舅外公不过是一个很慈善的老爷爷，总是和颜悦色地、慢慢地和我讲话。他很喜欢小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他每次来访，一定会带一件玩具礼物送给我。在所有的礼物中，有两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当年中国还不多见的儿童脚踏车。车子是清纯的栗色，既小巧又灵便，既可室内行走又可户外远足。其二，是一件更加别具一格的玩具，与我其他的玩具相去甚远。玩具是一对泥塑的老两口，两人的头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只要用手轻轻一碰，两人便可相对点头。两位老人分别坐在两把形象逼真的椅子上，全戴着金丝眼镜。所不同的是，老爷爷手握着报纸，老奶奶却忙着穿针引线。两位老人虽各有事做，可却在百忙之中，相对一笑，这一笑，仍似当年，情真意切。这种玩具，只能看不能玩，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园长等职务，直到她退休为止。数十年如一日地、全力以赴地将其毕生精力倾注在那些活泼可爱的、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身上。她当年的孩子们，现在有许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母亲退休后，仍旧十分关注幼儿的早期教育。先后参加了北京市玩具协会、自闭症儿童的智力开发，以及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咨询活动，并出版多部有关幼儿教学的论著，成为全国老一代著名的幼儿专家之一。
我自幼虽是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见到母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我那时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终日地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到我。外交部幼儿园当年在海淀区黄庄一带，那个年代里，一说到海淀区，好像就很遥远了。母亲平日就住在幼儿园的宿舍里，只有到了周日，才回外公家看看我。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母亲带给我童年的点点滴滴才变得珍贵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朴素得很。冬日里，永远是一件藏蓝色的对襟布衣里面罩着一件同色的棉袄。夏天时，又永远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配一条淡色的裙子。母亲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水味，有的只是淡淡的洗发精的清香。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感情含蓄而不外露，并不怎么拥抱和亲吻我，亦不多说赞扬的话。
母亲在我身边陪伴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次我病重住在儿童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很多天。那年我4岁。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母亲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会死去。那时年幼，对生与死的概念含糊不清，不过我却清楚地知道，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幼年时节，母亲对我的教育，样样都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我5岁时，几乎是刚刚有了钱的概念的时候起，母亲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存钱盒。存钱盒是用房子的样式做成的，清雅而娇嫩的粉色屋顶下，有着乳白色的四壁。房子的正面有两扇形象逼真的窗户，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门。屋顶有个小小的烟筒，所有的硬币，1分、2分、5分的钱币，都可以从小烟筒里投进去，等整个房子装满时，轻轻地打开小房子的门，所有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六、蓦然回首（5）
我对这个小房子似的存钱盒，爱不释手。不仅喜欢它外表的那种柔和协调的色彩，更喜欢那牵动人心的盒中物。如果把它填满硬币，刚好是5元人民币。5元钱！对当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