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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罢？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
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
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之极。
深夜的橱窗上，铁栅栏枝枝交影，底下又现出防空的纸条，黄的，白的，透明的，在玻
璃上糊成方格子，斜格子，重重叠叠，幽深如古代的窗~*与帘栊。
店铺久已关了门，熄了灯，木制模特儿身上的皮大衣给剥去了，她光着脊梁，旋身朝里
，其实大可以不必如此守礼谨严，因为即使面朝外也不至于勾起夜行人的绮思。制造得实在
是因陋就简，连皮大衣外面露出的脸与手脚都一无是处。
在香港一家小西装店里看见过劳莱哈台的泥塑半身像，非但不像，而且恶俗不堪，尤其
是那青白色的肥脸。上海西装店的模特儿也不见佳，贵重的呢帽下永远是那笑嘻嘻的似人非
人的脸。那是对于人类的一种侮辱，比“沭猴而冠”更为严重的嘲讽。
如果我会雕塑，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发展。橱窗布置是极有兴趣的工作，因为这里有静
止的戏剧。（欧洲中古时代，每逢佳节，必由教会发起演戏敬神。最初的宗教性的戏剧甚为
简单，没有对白，扮着圣经中人物的演员，穿上金彩辉煌的袍褂，摆出优美的姿势来，一动
也不动地站着。每隔几分钟换一个姿势，组成另一种舞台图案，名为ｔａｂｌｅａｕ。中国
迎神赛会，台阁上扮戏的，想必是有唱有做的罢？然而纯粹为ｔａｂｌｅａｕ性质的或许也
有。）
橱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
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份的钱，不惜为非作歹。然则橱窗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
合理的附属品了。可是撇开一切理论不讲，这一类的街头艺术，再贵族化些，到底参观者用
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
四五年前在隆冬的晚上和表姊看霞飞路上的橱窗，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
的帽子，帽子上斜吊着的羽毛。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
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颌指指点点，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
白的花。近来大约是市面萧条了些，霞飞路的店面似乎大为减色。即使有往日的风光，也不
见得有那种兴致罢？
倒是喜欢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张着绿布帷幔，帷脚下永远有一只小狸花猫走动着，倒
头大睡的时候也有。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火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
氲至天明不散。在这“闭门家里坐，帐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平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
而不来收账。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们的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知。天下事大抵如
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喜欢被教训的人
，又可以在这里找到教训。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阳
地里，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
众人全都哈哈大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
烧饭是不可以的。”她的声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级外国语教科书的
口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话中有话。其实并没有。
站在麻绳跟前，竹篱笆底下，距我一丈远近，有个穿黑的男子，戴顶黑呢帽，矮矮个子
，使我想起“歇浦潮”小说插图中的包打听。麻绳那边来了三个穿短打的人，挺着胸，皮鞋
啪啪响——封锁中能够自由通过的人，谁都不好意思不挺着胸，走得啪啪响——两个已经越
过线去了，剩下的一个忽然走近前来，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他搀到那边去了
，一句话也没有。三人中的另外两个人也凑了上来，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洒开大步，
一霎时便走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捉强盗。捕房方面也觉得这一幕太欠紧张，为了要绷绷场面，事
后特地派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到场弹压，老远地就拔出了手枪，目光四射，准备肃清余党。我
也准备着枪声一起便向前扑翻，俯伏在地，免中流弹。然而他们只远远望了一望，望不见妖
氛黑气，用山东话表示失望之后，便去了。
空气松弛下来，大家议论纷纷。送货的人扶着脚踏车，掉过头来向贩米的妇人笑道：“
哪儿跑得掉！一出了事，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哪儿跑得掉！”又向包车夫笑道：“只差一
点点——两个已经走过去了，这一个偏偏看见了他！”又道：
“在这里立了半天了——谁也没留心到他！”
包车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着胳膊道：“这么许多人在这里，怎么谁也不捉，单单捉
他一个！”
幸灾乐祸，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可爱。
路上的女人的绒线衫，因为两手长日放在袋里，往下坠着的缘故，前襟拉长了，后面却
缩了上去，背影甚不雅观。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路人”这名词在美国是专门代表“一般人”的口头禅。
新闻记者鼓吹什么，攻击什么的时候，动辄抬出“路人”来：“连路人也知道”“路人
所知道的”往往是路人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路上看人，人不免要回看，便不能从容地观察他们。要使他们服服贴贴被看而不敢回
看一眼，却也容易。世上很少“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的人
物。普通人都有这点自知之明，因此禁不起你几次三番迅疾地从头至脚一打量，他们或她们
便混身不得劲，垂下眼去。还有一个办法，只消凝视他们的脚，就足以使他们惊惶失措。他
们的袜子穿反了么？鞋子是否看得出来是假皮所制？脚有点外八字？里八字？小时候听合肥
老妈子叙述乡下打狼的经验，说狼这东西是“铜头铁背麻秸腿”，因此头部与背部全都富于
抵抗力，唯有四条腿不中用。人类的心理上的弱点似乎也集中在下肢上。
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
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
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呶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在不
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
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初学拉胡琴的音调，也是如此。听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欢听他调弦子的时候，试探的，
断续的咿哑。初学拉凡哑林，却是例外。那尖利的，锯齿形的声浪，实在太像杀鸡了。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
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
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一九四四年一月）
必也正名乎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
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
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
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
。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
。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
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
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
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
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
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
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致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
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人用
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
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
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
，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
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
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之常情。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
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
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
，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
二姑娘。
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
杂，一下地就有乳名。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囝囝”“宝宝”来搪塞
。
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
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
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香奁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
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
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
。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
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
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
了个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
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
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
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
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
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
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的
角度端相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的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
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
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
是臧孙污虫柬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
，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
名蔺烟婵，又叫女S範。”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
耍*
一个人，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
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
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
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
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
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
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
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
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份的信任，是我
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
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
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
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
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
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
瑛，张瑛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
“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
意改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
烬 余 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
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
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
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
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
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
，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
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
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