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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中，也渗入进了嵇康的玄学思想。在这篇论著中，他首先提出“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以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他又进而阐明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音乐的形式、表现手段和美的统一。它对欣赏者的作用，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或恬静，精神集中或分散。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感情上的哀乐是毫无关系的，即所谓“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
站在反对派的立场，嵇康攻击了那种不管自己政治的好坏，拼命反对民间音乐的儒家正统思想。反对他们以音乐的哀乐为借口随便给音乐加上“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罪名。他指出，“郑声”是美妙的，而对美的喜爱又是人的天性，所以它能使人迷恋，但与“淫邪”无关。有的音乐之所以“淫邪”，那是“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的结果，也就是统治阶级不良统治的后果。把责任推到了当权者的身上，在当时确是很大胆的。
嵇康故事：
钟会是个世家子，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也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对嵇康非常仰慕。据说他写出的第一篇论文，连他父亲都还没过目，第一个就想到要让嵇康指教，由于敬畏嵇康，钟会跟小姑娘一样羞怯地把文章往屋里一扔，话都不敢跟嵇康说一句，扭头就跑。嵇康觉得像钟会这种官宦人家的孩子肯定是纨绔子弟，是不值得结交的，所以一直瞧不起他。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3）
那时为了力行不合作主义，嵇康深居简出，以打铁来打发时光。这一天他在树下打铁，负责维持京都治安重任的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来拜访他。钟会原以为嵇康会受宠若惊地施礼拜见，哪知嵇康视而不见，旁若无人地只管挥锤锻打。当时谁也不说第一句话，场面十分尴尬。钟会很窝火，又不便发作，耐着性子等了一个时辰，仍不见嵇康搭理，觉得受到冷落，就转身想悄然离去。这时嵇康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作出一副很有涵养的样子，接口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罢，头也不回地上马而去。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从此对嵇康恨之入骨。
陶渊明
——“桃花源”中的田园诗人
人物介绍：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 。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有“田园诗人”之称。
学派：
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
陶渊铭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
生平：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
他少年时志向远大，后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身受束缚，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后因心里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做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
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就是后世广为传颂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为官清廉的故事。因为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他即日解经去职，从而结束了仕途生涯，归隐田园。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辞官之后直到逝世，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
但是，后来的生活很不幸，他种的田接连受灾，四十四岁那年，家里又遭了火灾，烧掉了全部房屋财产，全家只好到船上栖身。以后的生活愈加贫困，以至到了晚年，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甚至有时不得不出去乞食。虽然如此，诗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晚年，他饿病了躺在床上好多天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去做官，被他拒绝了。檀道济赠给他梁肉，他也没有接受。不久，他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享年62岁。
陶渊明的思想：
东晋风气有所改变，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谋权篡位常常发生，这时的文章便更和平，最杰出的代表便是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做文章，无忧无怨，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从家丁处取鞋给他，他便伸足穿上了。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却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 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 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从他的诗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便可看出他的晚年很贫穷，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古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古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人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4）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相关人文景观
陶靖节 祠：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青山碧水沐陶魂，为仰慕这位靖节 微士，人们在他的墓葬地左前方的山麓间，修建了陶靖节 祠，祭奉前贤。
据史料记载，靖节 祠原有6处，分别建在柴桑面阳山九江都督府巷内、南康府府学东南、彭泽城区东面、瑞州府城南、都昌县南山。除面阳山靖节 祠保存较好外，大多都在战乱中被破坏。现存之祠坐西北朝东南。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巡按御史季循义与九江知府马纪合出官银，命同知黄敏才督建，嘉靖十七年竣工，后进行过几次大的修缮。
靖节 祠为砖木结构，古书院建筑风格。分正堂和前室两殿，中有天井，侧配厢房。面积为250余平方米。大门首有明嘉靖进士、浙江提学副使薛应祺题书浮雕的“陶靖节 祠”石匾，左右耳房门首各书“菊圃”、“柳巷”。祠内有陶渊明神龛、塑像，正、前殿檐首分别挂有两幅九江清代翰林刘迁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
陶渊明纪念馆：1984年，九江县在县城沙河东郊蔡家洼辟建“陶渊明纪念馆”，并将面阳山陶靖节 祠拆迁，按原样复建于纪念馆旁。新祠正堂中塑立着一尊3米高古铜色陶公全身像，诗人头扎漉洒巾，面目庄重深沉，手握一卷《山海经》。祠中朱柱横梁上，悬挂着许多当今书法名家题书的楹联匾额。祠外山边溪畔筑有园林小景“菊圃”和“柳巷”，使人缅怀陶公的高风亮节 。
该馆为明清时代江南民居建筑风格，青砖黛瓦，朱柱翘檐，骆驼山墙，花石点缀。馆内陈列着《陶渊明集》历代版本、陶学研究论著、陶公大事年表、陶公活动遗址图片，有及以陶公靖节 为题材创作的书画。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5）
范缜
——杰出的反佛斗士
人物介绍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羊册镇古城一带）人。南朝齐、梁时思想家，著名无神论者。
学派
杰出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思想家。
范缜以不畏权势，不卖论求官，坚持真理，勇敢战斗的精神，堪为中国古代自王充以来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勇敢的反佛斗士。
南北朝的反佛战斗，在范缜以后仍然继续发展，无神论或神灭论思想，绵延未绝。尤其北朝，在范缜以前的反佛战斗中，并没有无神及神灭的思想，但到了范缜以后，竟相继出现。这种后起的思想，可以认为是范缜无神论及神灭思想的延续。
生平
范缜的祖父范璩之，曾任南朝宋中书侍郎。其父范濛，早逝。范缜与母亲相依为命，侍奉母亲孝顺恭谨。十八岁时，投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名儒刘献门下求学。
范缜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良，深得刘献器重，亲自为他举行冠礼，以示优待。其同学多是达官贵人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安于布衣草鞋，以步代车。他深入钻研经学，尤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他性格直爽，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好危言高论，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二十六岁时曾上书王仆射，陈述改革政见，未见回音。因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二十九岁已白发鬓鬓，曾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范缜以主簿起仕，累迁至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与魏和亲，相邀有才学的人来往，范缜及从弟范云、内弟萧琛、琅琊人颜幼明、河东人裴昭明相继以“行人”衔出访北朝魏，皆扬名邻国。
南朝齐永明七年（489年）春，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在其“西邸”招揽一些有才学、有名望的人，研究经史及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范缜亦为“西邸”文友。建武元年（494年）官迁领军长史，后出任宜都（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在任期间，一方面废淫祀，教民破除迷信鬼神；一方面鼓励民众勤于农事，安居乐业。政绩斐然，为民称颂。永元二年（500年）萧衍起兵向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进军，路过南州，遇到为母守墓的范缜，因与衍同为“西邸”旧友，故衍称帝后，任范缜为晋安（今福州）太守。梁天监三年（504年）被调回建康。按当时常情，地方官吏调进京师必拜朝廷大臣，而范缜却只拜见了已被废为平民的前任尚书令王亮。其不趋炎附势的态度可见一斑。后来范缜因没有获得卿相之位而常常怏怏不快，和王亮的过从更加密切。
南北朝时期，佛教渐渐盛行起来。南齐的朝廷里，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有宰相提倡，佛教的势力自然更大了。这些佛教的僧人宣传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会死的。还说一个人的富贵或者贫贱，都是前世的因果报应，穷人受苦受罪，都是命里注定，没法抗拒的。只有范缜起来揭露这一说法是一种迷信，要大家别信那一套。
范缜的堂哥范云就经常在萧子良家里走动。萧子良听到范缜竟敢跟他唱对台戏，反对佛教，十分恼火，叫范云把范缜找到他家来，问范缜说：“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范缜不慌不忙地答：“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坐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萧子良瞪着眼睛，一下子还听不懂范缜说的是什么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坐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
范缜从萧子良那里回来，觉得虽然驳斥了萧子良，但是还没有把他反对迷信的道理说透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神灭论》。文章里面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关系。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他断言人死精神灭，不可能成佛，人的富贵贫贱并非天生命定，因果报应纯系无稽之谈。
《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统治者为了肃清它的影响，曾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用权势来压迫范缜。同时，又动员了王公、权贵、僧侣六十多人，发表了七十多篇文章来围攻范缜。有个佛教信徒王琰讽刺他说：“唉，范先生啊！您不信神灵，那您就连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也不知道了。”范缜针锋相对地嘲笑王琰说：“可惜呀，王先生。您既然知道您的祖先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们呢。”
萧子良怕范缜的影响太大，会动摇大家对佛教的信仰。隔了几天，他派了一个亲信王融去劝说范缜，说：“宰相是十分赏识有才能的人的。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要做个中书郎，还不容易！何苦一定要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