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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良怕范缜的影响太大，会动摇大家对佛教的信仰。隔了几天，他派了一个亲信王融去劝说范缜，说：“宰相是十分赏识有才能的人的。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要做个中书郎，还不容易！何苦一定要去发这样违背潮流的议论呢。我真替您可惜。我看您还是把那篇背时文章收回了吧。”范缜听了，仰起头哈哈大笑，说：“我范缜如果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求官，那么要做更大的官也不难，何在乎您说的中书郎呢。”
范缜坚守己论，不肯屈从。萧子良拿范缜没有办法，也只好由他去了。后来由于与王亮交往过密，范缜被贬于广州数年，调回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没过几年，便辞世了。
范缜的思想
范缜在南北朝佛教国教化时代，不但“盛称无佛”，并且是反佛争斗勇敢坚决的发动者，无疑的是王充以来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一位伟大的异端思想家，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两汉魏晋（乃至先秦）以来所有神灭思想的综合者和发展者。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6）
黄玉顺有一首诗叫做《咏范缜》，形象地描述了范缜的思想：
齐梁范缜范子真，舌战众僧与群臣；
退而著为神灭论，继之又答曹舍人。
未闻刃没利犹在，岂信形亡神独陈？
形神相即不相异，形质神用形即神！
南朝自刘宋以来，反佛的儒家，缺乏着王充所坚持的首尾一贯的世界观，而富有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学者，又不在文字中明白地反佛。这二者的分离存在，到了范缜才完成了有机的综合。在两汉之陈，儒家桓谭曾吸收道家自然之义而主张神灭；西晋初儒家傅玄与杨泉也曾如此。但桓谭所反的是图谶宗教，傅、杨所反的是老庄的玄学与神仙之术。到了范缜才用之于反佛的新的斗争中来。此种综合，正由于以反佛为对象而获得了具体化的发展。
魏晋以来士族的名理教养，起先与老庄相结合，其后又与佛教相结合，始终是宗教迷信、神学与玄学的方法论。所以，在范缜以前，有名理教养者多不反佛，而反佛者又多缺乏着名理教养。这就是说，反佛的学者，在世界观上虽以唯物主义与佛家的唯心主义相对立，而在方法论上，却显然落后于佛家的学者。但是，到了范缜才吸收了士族的名理教养，将本来被宗教家与玄学家所玩弄的方法，转化为反佛的斗争武器。名理教养的这一从神不灭到神灭论的转化，相似于辩证法之脱离黑格尔而从属于唯物主义，取得了新的发展的地基。在这里，表现着“方法论从属于世界观”的范例。
由于这两大综合与发展，皆由范缜所完成，所以他也就使反佛斗争迈进于新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上，首先，继承了过去唯物主义的传统，丰富了自己神灭论的体系构成；其次，使神灭思想的反佛战斗威力，发展到尖锐化的程度，空前的坚定与勇敢；最后，出现反佛的著作，具有了不但赶上论敌，而且超过论敌的逻辑构成。
人物言论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形骸是基本的存在，人的精神和灵魂，只是形体所产生的一种作用，或从属于形体的一种性质，根本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第二节 道家的复兴与儒学的官学化（1）
隋得天下，为唐王所灭。这个李唐王朝因为有个姓李的先人“李耳”，所以对道家颇为关照。那个时候的文士，遍读百家，尤好寻仙访道。
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于622年重建起来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625年，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佛教也有较大发展。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远赴天竺取经书657部，唐朝特此兴建了大雁塔来保存这些佛经。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迎来空前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但与此同时，佛教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以柳宗元与韩愈为例，他们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柳宗元崇信佛教，而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对此本文会在下面做详细的介绍。
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
人物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学派
儒家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生平
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韩愈出生在邓州南阳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其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便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铚甚至认为韩愈是由“兄弟师授”。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此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涉及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
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韩愈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他自幼书读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读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尚古文而鄙时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韩会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柩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李希烈等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祸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期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贞元二年，韩愈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这是他第二次到长安。这年他刚满19岁，但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在京城，他不仅目睹了繁华的街市，更深深体会到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促使他也跃跃欲试，想摘取进士的桂冠。他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看重他，韩愈由是知名于当时。韩愈与文士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故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初出茅庐的韩愈，更加坚定了经国济世的信念。第二年，他到州县求举。经过四次考试，到贞元八年，韩愈二十五岁，陆贽主持科举考试，经过梁肃引荐，韩愈考取了礼部进士。这一榜进士除韩愈外，还有欧阳詹等，多为天下名士，当时号称“龙虎榜”。
韩愈得到了功名，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仕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但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像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 度使邢君牙。他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他把穷困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仕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
第二节 道家的复兴与儒学的官学化（2）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 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 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出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却不料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者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郎中、史馆修撰。
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当宪宗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门寺佛骨到长安供奉的建议，上《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讲情，改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夕贬潮州。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州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还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韩愈后移袁州，不久回朝，又做过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 ，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韩愈的思想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繁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对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在被贬的那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关于韩愈，宋代的朱子对韩愈《原道》一文评价甚高，他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称赞韩愈有“辟佛老之功”，所以反对人们一味地批判韩愈，而要人们看到其学说的合理部分。朱子对韩愈有褒有贬，褒的是韩愈能说出汉唐其他人所说不出的话来，贬的是韩愈说话往往不能尽意，只有半截子好，学问上有许多不足。通过朱子对于韩愈的褒贬，可以看出他认识到韩愈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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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陵园位于孟州市区西6公里处，洛常公路北侧，紫金山半坡坐北向南。建于长庆四年，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陵园的主要建筑有牌楼、神道、石阶、山门、飨堂、碑廊、雕塑、展厅、亭阁等，气势宏伟壮观，“唐柏双奇”苍翠蓊郁。中国国际韩学研究院就设在这里。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乔石、吴阶平、孙孚凌等先后视察和拜谒韩园，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了园名。
韩文公祠：位于潮州市区韩江东岸笔架山麓。韩愈对潮州的最大贡献是“传道起文”，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从而使潮汕文风蔚起，英贤辈出。韩愈因而被潮人奉为神明，历代传诵，笔架山也因此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为韩江。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潮州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建立“韩吏部祠”。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