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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刘基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
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就在刘基每天借酒消愁的时候，元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了。怀才不遇、落魄而归的刘基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为他所用。那么在这些起义军中，稍有作为的就只剩下应天的朱元璋了！在刘基看来，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
十年前的一天，刘基还在杭州为官，一天与友人一起游西湖，看见西北方向有异云升起，光映湖水中。同游者鲁道原、宇文公等人，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刘基独纵饮不顾，大声道：“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当时杭州城仍全盛，同游者听刘基这么说，都非常惧怕，认为刘基发狂了，只怕有祸累及他们，就各自离刘基而去。然而时间证明了刘基当初预言的正确性。可是，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投靠他呢？去吧，毕竟是一个与“圣朝”为敌的“贼”啊！不去吧，“圣朝”的作为的确是自己大失所望。不知何去何从的刘基最后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哪里也不去，学诸葛亮当年在隆中静观天下大事，然后再决定今后的方向。
就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之际，决定隐居青田著书立说。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就这样，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
就在刘基著书立说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第一节 明初的思想家（2）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据说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并即时陈时务十八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朱元璋问征取计，刘基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民页，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刘基的作战方针，最后终于平定了天下。
明洪武元年（1368），刘基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
洪武四年（1371年）刘基恩准致仕，于二月回到故里。在老家，他谢绝一切官府往来，每日只是饮酒弈棋、读书吟诗，从不谈论过去功绩。
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出任丞相，在皇上面前诬陷刘基，说他在家乡谋占了一块有王气之地作自己的墓地，图谋不轨。朱元璋最忌讳有人篡位，于是革掉了刘基的俸禄，准备严加查办。刘基为避杀头灭门之祸，带着儿子刘琏急忙赶往京师谢罪。之后刘基怕再受诬陷，索性就留在南京。
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重病不起，被送回乡里，居一月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刘基的思想：
在明初文坛上，刘基占有重要地位。他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首先，从儒家“诗教”思想出发，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认为应当“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照玄上人诗集序》）。这种教化作用，既可以对下移风易俗，也可以对上讽喻劝谏。他贬斥元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师古”；力主恢复汉唐时期的文学传统，以司马迁、班固、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为楷模。当时，与刘基齐名的文学家宋濂也提倡复古。他们的理论和著述，对于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刘基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韬略渊谋。一度因恶时世，隐居深山，纵情山水。后经朱元璋盛情之邀，毅然出山，陈时务十八策，辅佐朱元璋西讨陈友谅，东征张仕诚，北伐中原，取得龙江之役、鄱阳湖大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翦灭群雄，开辟了强盛的大明王朝。《时务十八策》虽未见史籍记载，至今无人能窥堂奥，但后人均将之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相媲美。现存署名刘基的军事著作众多，其中首推《百战奇略》。
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就是刘基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智慧过人，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精悉诸子百家。在儒、佛、道方面，他崇儒、抑佛、扬道。在哲学方面，推崇“盗天”、“措用”的认识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张民主论，“推余补不足”、“以德养民”是其核心。在教育思想方面，刘基继承了贾谊的“教为政本”论，但旨归不在于“君东”而在于“治道”。
刘基认为天并不能有意识地主宰人间祸福，祸福是正气与邪气的作用，正气与邪气在宇宙中的流行也不是有意识的，万物遭遇正气或者邪气，完全是偶然的。善恶是人之所为，为善者不必福，为恶者不必祸，人为的善恶遭遇正气或者邪气，相互作用，便形成祸福，可以说没有什么必然性。世间有好人坏人，是理气相作用而产生的，都不是天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
在《诚意伯文集》卷八的《天说上》曰：“天之降祸福于人也，有诸？”曰：“否。天乌能降祸福于人哉！……天之不能降祸福于人亦明矣。”
刘基甚至对天道好善恶恶也表示怀疑，在《郁离子·天道》中有个叫盗子的人问天道是否好善恶恶，郁离子做了肯定的回答，盗子便提了十余个问题来诘难他，如为什么行善的人少而做恶的人多，为什么世间美好的东西少而邪恶的东西多，难道天道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或者天根本不能主宰世间，便放任自流？问的郁离子无以应对。
刘基认为，从另一方面说祸福也具有必然性，祸久必福，天的正气是本然的，它总会复归的，将邪气压制住，由于正气的复归有快有慢，作恶的人有的可能受到了惩罚，有的可能直到死也没有受到惩罚，行善的人也可能还未有好报便死掉了，所以祸福不是天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也没必要埋怨天道不公。
他在《郁离子·蟋螰》里借楚王喜好祥瑞而最终亡国的故事说明了迷信祥瑞的危害。“楚王好祥瑞，有献者，荀卿劝诫。‘王之所谓祥者，非臣所谓祥也。臣闻王之祥有三：圣人为上，丰年次之，凤凰麒麟为下，而可以为祥可以为妖者不与焉。凡古物之殊形诡色而无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谓之祥，可以谓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国也，见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为祥与。则必自身曰：吾何德以来之？若果有之，则益勉其未至。无，则反躬自励。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为祸也。以为妖与，则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无，则夙夜祗惕，检视听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隐匿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来，而妖虚其应。如今楚国政事不治，虽然有祥瑞，也难逃厄运。’王不听，后来果然灭亡。”
刘基对于鬼是否存在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回答，他一般认为不存在鬼，“故曰人死而皆为鬼者，罔也。”他以气的聚散来解释鬼魂问题，人死后魂气是要终究消散的，不能为鬼，但也有魂气不会很快消散的情况，这就为鬼的存在留下了余地。“然而二气之变不测，万一亦有魂离其魄而未遂散者，则亦暂焉而不能久也。”他也不能否认祭祀祖先时鬼魂的存在，认为是同气相感的结果，鬼可有可无。如果诚心祭祀，就会有祖先的鬼魂，反之，则无。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刘基在学理方面是不信天神，不信符瑞感应，对世俗鬼魂之说也持批判的态度。
相关人文景点
刘基庙及刘基墓：刘基庙及墓于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基庙位于文成县南田镇新宅村华盖山东南麓。敕建于明天顺三年（1458年），告成于天顺五年十二月初；明正德九年后在庙头门外加建御题“帝师”、“王佐”木牌坊两座；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加建追远祠。五百多年来历经数次维修，仍保持当时的形制与风格。
全庙系由头门、仪门、正厅、追远祠及照壁、牌坊、厢房组成的七开间回廊合院式木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024平方米，四周为块石砌筑的围墙。刘基庙是浙南现存颇具研究价值的明、清时代木构建筑。庙内还珍藏着众多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明、清碑刻、楹联、匾额等文物。
刘基墓位于文成县南田镇西陵村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元月，为砖室封土。该墓系刘基与其两位夫人合葬墓，由上下坟坛和墓室组成，坐西南朝东北，清道光年间加建扶椅式鹅卵石墓圈，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民国十九年（1930年）树墓碑，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
第二节 思想界的批判斗争（1）
李贽
—一狂人与奇士
人物介绍：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
学派：
封建社会中第一个正面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的人。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具有鲜明的叛逆性格和坚强的斗争精神，屡次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蒙冤死于狱中。但李贽反传统、反道统的思想，不仅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极度沉默的思想界和文学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对明代后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生平：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十月。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的性格。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
十二岁能做文章，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
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李贽离开家乡，奔走四方。因而对当时明朝的腐败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坦途。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离开辉县，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该职是一个掌管分经讲授的从八品小官，位卑俸微。到任后两个月，便因父亲去世，停职回家丁忧。三年期满后，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当时泉州一带倭寇猖獗，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腐败无能
最后，为了安全起见，李贽不得不携带家眷一同赴任。但是国子监博士一职暂时没有空缺，他闲居京师十几个月，花尽了所带积蓄，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开馆受徒，靠教书度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他带着妻子前往北京，补礼部司务一职。这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还低一级的从九品小官，俗话说六部之中穷不过礼部，而礼部的官职中穷又莫过于司务，但李贽却自我安慰地讲道：“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过穷于不闻道，乐莫过于安汝止。吾十余年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他正是抱着这种思想，在北京期间，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结识了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开始听其讲学。隆庆四年（1570年），又通过李逢阳的介绍，结识了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李材，对王守仁的学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20多年宦海生涯，他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黑暗，以及民反兵变、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等现实，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他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
54岁那年，毅然辞官，离开宦游生涯的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至万历十二年（1584），来湖北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亦隐亦教，一面讲学，一面潜心读书和著述。他和耿定理朝夕论道，晤谈甚欢，融洽无间。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重封建礼教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不合，于是将家眷送回原籍，孑然一身，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日与僧人、好友读书论道。他的《焚书》就是这时在城刻行的。书中收入了几封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得知，一口咬定是李贽对他的“诽谤”，并以此为借口，批示其门徒对李贽进行围攻、迫害。李贽被逼无奈，只得离开龙湖，长期出游四方。在邪恶的势力面前，李贽毫不畏惧，始终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刻行。
翌年，李贽从南京回到龙湖，原打算终老在此，岂料耿定向余党及原是李贽友人的梅国桢竟然伙同地方官吏，暗中造出“僧尼宣淫”的谎言，对李贽进行无耻的诽谤，掀起“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并下令搜捕李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李贽避入河南�